在邊界線眺望，孫佑傑內心百感交集，他無心遊覽停戰協定的簽訂地板門店，而是徘徊在北緯38度的邊界線附近，遙望北方。遠處鬱鬱葱葱的高山峻嶺，曾留下許多戰友的青春和生命。他採摘下邊界線附近的幾片松葉，仔細地夾在書中。
2020年，煙台市攝影家協會義務為老兵拍攝照片，時年孫佑傑95歲。劉新科 鄒本義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張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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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6392字 閲讀12分鐘
木刻工具，幾支筆和一個日記本，就是戰地記者孫佑傑帶上戰場的所有工作裝備。
“戰地記者要有正確的生死觀，不要怕死，但隨時隨地爭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擔負的任務。越是戰爭慘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記錄的地方。”當被問到怎麼形容戰地記者時，孫佑傑這樣回答。
97歲的孫佑傑會用APP看新聞，他會把字體放到最大，一個新聞標題，十多個字，他大約需要停留十秒，然後開始滑到下一頁。他喜歡和兒子討論國際國內大事。
1952年，朝鮮戰爭停戰談判開始後，孫佑傑告別了開滿金達萊的朝鮮。
那些當時未被書寫的記憶，藏於心底。在失眠的夜晚，催他動筆。“不釋放，會很遺憾。”1995年，70歲的孫佑傑，完成了紀實文學《鴨綠江告訴你》。這本書獲得了山東省“精品工程”文學獎，政府給他獎勵了8000元。
21萬字，再版三次，這可能是戰地記者孫佑傑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現在，距離書籍出版又過了27年，孫佑傑97歲了。他依然能回憶起幾句常用的朝鮮語，“扁機瓦掃，爬裏爬裏卡！”（飛機來了，快跑！）。
了卻一樁心願
從煙台南站出來，一路向東離開城區，經過幾片聳立的新樓，穿過開闊乾淨的馬路，見着幾棟磚紅色的15層高樓，就是孫佑傑的新家了——高新區的一個老年公寓。公寓周邊綠樹環繞，巨大的蟬鳴編織成一張聲網。
公寓裏擺設着簡單的傢俱，牆上貼着幾幅他創作的美術字，藍底，字體呈紅色或金色，色調明亮。
屋裏開着電扇，孫佑傑坐在靠近卧室的沙發上，他左手邊的方桌上有一張醒目的A4紙，上面用黑色記號筆寫着“備忘錄：新京報記者7月23日來訪；7月31日優撫退役軍人座談。”
他穿着灰色綢質的襯衫，黑色長褲，藏藍色的旅遊鞋。頭髮剪成板寸，已經花白，但頭頂上的髮絲依然根根挺立。孫佑傑的眼睛有神，挺拔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主要用來防風。97歲的他沒有大病纏身，唯有左腿膝蓋有些疼痛，走起路來，腰板挺直，只是身體略微向左側歪斜，左邊的鞋底被磨成薄薄的一層。
他的聽力沒有問題，談吐也邏輯清晰，很多來訪者對他的印象都是“完全不像一個近百歲的老人”。見面沒聊上兩句，他就走進書房拿出一本黑白封面的書《鴨綠江告訴你》。這可能是老人一生中，最珍貴的記錄。
這本書寫於1993-1994年間，那時的孫佑傑68歲。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不知道什麼叫節假日，甚至在走路、吃飯、晨練中，“腦子裏總也離不開寫作”。
“謝天謝地，我終於在我健在的時候了卻了一樁心願，我如釋重負。”他在後記裏這樣寫道。
2022年7月23日，孫佑傑在煙台家中寫作。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攝
書出版後，韓國學者將它翻譯成韓文，並邀請他去韓國參觀。
出國，如果1950年入朝作戰算第一次，那麼1996年孫佑傑前往韓國就是第二次。
那一天，海面風平浪靜。這同46年前乘坐悶罐車廂去往中朝邊界相比，幾乎是天壤之別。
在邊界線眺望，孫佑傑內心百感交集，他無心遊覽停戰協定的簽訂地板門店，而是徘徊在北緯38度的邊界線附近，遙望北方。遠處鬱鬱葱葱的高山峻嶺，曾留下許多戰友的青春和生命。
他採摘下邊界線附近的幾片松葉，仔細地夾在書中。
成為戰地記者
孫佑傑是地道的膠東人，1926年出生于山東文登縣，18歲參加了八路軍。“目標就是上前線”，在膠東抗大學習一年後，他被分配到了抗大宣傳隊做美工，“一個文藝兵”，因為他能寫會畫，還拉得一手好胡琴。一開始他有點不太樂意，後來接受了，雖然不是上戰場奮勇殺敵，但“戰爭是一盤棋”。
來抗大宣傳隊前，部隊首長交給他的任務是“以文為槍”。當時，宣傳隊只有十幾個人，雖然都有些愛好，但要排演文藝節目實在困難。他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為槍”這句話，受當地皮影戲啓發，他想到了嘗試製作“土電影”。
他找來一個放大鏡，固定在硬紙殼上，再用煤油燈光照射，室內牆上立馬映出了玻璃幻燈片。在抗大一名工程師的幫助下，經過反覆試驗，最終制成了以汽燈為光源的鐵製幻燈機。後來，他又對幻燈機進行了改進，研究出了同時放映一靜一動兩幅幻燈片的方法，讓十分寶貴的戰地照片和他畫的美術畫成了會動的“土電影”。
這個“土電影”，在膠東抗日根據地是首創。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膠東抗大宣傳隊奉命調入華野9縱文工團，孫佑傑的任務仍然是搞“土電影”。因為要蒐集製作“土電影”的素材，他經常去部隊前線，時間久了，心裏萌生了一個念頭：有朝一日，能當上一名戰地記者。
機會在1950年出現。當年10月，憑着在濟南戰役寫的一篇戰地新聞《七斤月餅》，孫佑傑被調到27軍《勝利報》。沒多久，27軍奉命北上，孫佑傑跟隨一線作戰部隊出發，成了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
北上的行程十分倉促。27軍接到自江南北上命令的那一天，孫佑傑不知自己此行將去往哪裏，除了日常用品，他在自己有限的隨身物品中，還帶了一整套木刻工具：六把木刻刀，兩塊木刻板，一個手印木刻本。
抗日戰爭期間，由魯迅先生首先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蓬勃發展。由於木刻的底版材料來源豐富，複製的要求較低，所以，抗戰宣傳工作大量採用了木刻藝術。
在缺少攝影器材或者無法沖印照片的情況下，這種簡單的創作方式可以讓單調的報紙版面顯得更為生動。孫佑傑曾用這套木刻工具在解放戰爭中，發表了《我們站在國防的最前線》等木刻作品，刊登在《解放日報》《南方日報》和27軍的《勝利報》上。
木刻工具，幾支筆和一個日記本，就是戰地記者孫佑傑帶上戰場的所有工作裝備。他將用手中的這些工具，書寫、雕刻充滿硝煙的戰場。
朝鮮戰爭期間的孫佑傑，時年24歲。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翻拍
戰地見聞
軍列在大地上飛馳。
悶罐車廂鐵門緊閉，冷風從縫隙中吹進來，車廂內壁掛了兩盞馬燈，在半空中晃來晃去。
1950年10月，24歲的孫佑傑和其他戰士席地坐在鋪草上或揹包上，乘着悶罐車廂的軍運專列，從浙江平湖北上，跨過長江，開進山東。在泰安駐紮不到一個月，11月1日再度登上火車，越過山海關，抵達安東市（今稱丹東）。
軍隊駐紮在離鴨綠江不遠的居民區，27軍正式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鬥序列。
他們在安東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語言。每個人都領到了一本鉛印的《中朝常用語選編》，其中包括生活用語和軍事用語。比如“老大爺，請問這是什麼村莊？”“請問有沒有喝的水？”“飛機來了！”等等。
一時間部隊駐區裏，處處迴響着“思密達”。
1950年11月12日，是孫佑傑記憶猶新的日子。這一天下午7時，他隨27軍第一梯隊79師，出發前往臨江，這是出兵朝鮮告別祖國的最後一站。
他被分配到79師237團三營七連，同指導員、文書、衞生員在一起。
孫佑傑雙肩的揹包，是由一牀棉被捆起來的，裏面包括一牀棉褥子，一件穿鋪兩用雨衣，一雙單鞋，單軍服、襯衣、毛巾等貼身衣物；揹包上方還繫着一件棉大衣，揹包兩側墜着生熟分開的乾糧袋；左肩挎着一支手槍和一個水壺，右肩是裝着辦公用品的挎包，挎包帶上還掛了一個盛菜喝水兩用的瓷缸。他還配發了一把三號手槍，10發子彈，用來防身。全身負重大約有四五十斤。
其他戰士除了以上東西，還有一支步槍，一百多發子彈，四枚手榴彈，一把土工作業鎬頭，一頂鋼盔，總重量六七十斤。
行軍第一夜，在凌晨3點左右，他們抵達入朝後的第一個宿營地：中江鎮。
孫佑傑日記中記錄下來的第一天見聞，就是行軍第一夜遭遇的空襲。在這次空襲中，三營的軍事骨幹死傷20多人。全團傷亡50多人。
此後每一天，空襲成了家常便飯，防空號令時常響起，孫佑傑已經形成了條件反射，無時無刻不在注意着空中的飛機。為了減少損失，部隊堅持夜行曉宿。美軍對志願軍的後勤運輸車輛進行晝夜的嚴密封鎖，沿途每走一二里路，就能看到報廢的汽車殘骸。
部隊幾乎天天靠土豆飽腹，有時土豆早已凍透，變得堅硬無比，冰凍的土豆老是打滑，反覆數次啃咬，“只啃下一點點冰碴碴”。
27軍從江南北上時，只換髮了較單薄的南方部隊穿用的棉衣棉褲，孫佑傑看到，79師237團三營七連的士兵，沒有來得及發放冬天厚實的棉鞋、棉帽和手套。在遭受飢餓的同時，他們還要忍受零下30-40度的嚴寒。
有一個場景孫佑傑至今記得，許多士兵腳上穿的是在江南時發的力士牌膠鞋，腳上的熱氣，化成水，結成冰，雙腳、襪子、鞋凍在一起。有士兵在休息過後，猛一抬腳，卻把鞋幫鞋底分了家，也有士兵襪子和腳底的皮膚都粘連在冰地上。還有人想除掉鬍子上的冰凌，卻連鬍子一起扯了下來。“冷得殘酷。”
越接近作戰地區，行軍途中的村莊越少。部隊的宿營地，從山溝裏的村莊，變為公路兩側堆滿積雪的溝口。整個部隊相當於睡在雪窖裏，在風雪交加的夜裏，僅一天，一個營就凍傷了一百多人。
孫佑傑和搭檔史雲，決定露宿於谷堆邊上，兩人同睡一個被窩。他們找到幾根樹枝墊在雪地上，上鋪一塊雨布，再墊上兩牀褥子，就着棉衣棉褲躺下，一人頭在西，一人頭在東，側身而眠。
孫佑傑把這個場景刻成《露營》，這幅木刻作品發表在1951年1月26日的《勝利報》上。
朝鮮戰爭期間，孫佑傑和搭檔史雲的合照。右一為孫佑傑。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翻拍
“越是戰爭慘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記錄的地方”
在走訪前線陣地上，孫佑傑目睹了敵我雙方的懸殊情況。敵人有絕對制空權，有飛機補給，還有大量的大炮、坦克協助步兵作戰。在生活方面條件更加優越，“到處是敵人丟棄的鐵皮空罐頭盒子”，奶粉、巧克力、牛肉、豬肉、餅乾，能看懂英文的史雲認出了這些單詞，而防寒的除了高筒皮靴、鴨絨睡袋還有一種膠制的氣褥子，只要往氣門嘴裏吹氣，就成了一個長方形的褥子。
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孫佑傑一直奔走於各師、各團的指揮所之間，穿行於硝煙瀰漫的戰場。他把目光對準身邊的戰士，觀察、記錄，在戰鬥間隙裏，把戰場上的情況不斷寫在日記本上。
一些內容成功刊發，一些內容未能見報。
“239團三營七連副班長沈永福，在攻擊新興裏戰鬥中，他帶領一個戰鬥小組，突破了美軍密集火力的封鎖，藉着濃煙和混亂，衝進了敵佔小木屋。不幸，一顆飛彈片打折了他的右腿，鮮血滲入進雪地裏。他隱約看到坦克後面有大批美軍士兵，此時傷腿已經失去知覺，躲閃已不可能。他摸出了最後一顆手榴彈，在等待時機。當坦克鋼鐵身軀壓向他的一剎那，他將手榴彈塞進了坦克履帶，“轟”的一聲，坦克停止了前進，他也停止了呼吸。”
這幅名為《捨身炸敵坦克》的木刻作品，刊發在《勝利報》上。
孫佑傑《捨身炸敵坦克》木刻作品，1951年2月刻於朝鮮。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翻拍
當時未能見報，但讓孫佑傑肅然起敬的是：“242團負責在新興裏西4公里處一座斷橋擔負阻擊任務的五連官兵，全部凍死在蹲守的酷冷雪坑裏，但戰鬥隊形依然完整，每人手握武器保持着準備射擊的姿勢，結果100多人全部化作了一座晶瑩的冰雕。”他將這段故事寫在書中。
這些場景，在電影《長津湖》裏一一再現。
1950年12月25日開始，第27軍進入咸鏡南道長川裏地區進行整訓。
孫佑傑所在的《勝利報》則全力忙於出版工作。為了躲避空襲，報社的成員白天來到村外有防空洞的區域。把揹包放在洞口作為凳子，挎包平放在兩膝上作為桌子，藉助陽光寫稿或者雕刻木刻作品。
也經常面臨突發情況，“小方凳打殘了，揹包四五個眼子，木刻刀到處散落。”他記得，有一次雕刻用肩膀抵住炮架而壯烈犧牲的80師炮兵團五連孔慶三事蹟時，從中午一直到太陽落山，進出洞口五六次，飛機走了又來，才完成了木刻。
孫佑傑刻木刻用的木板，是一塊黃楊木料，面積約一百平方釐米，厚約二釐米。木刻作品用刀的工序完結了，還要將木板上的畫面拓印到紙上。政治部秘書科有油印機，他去借了油滾子，將木刻畫面均勻地滾上黑油墨，再把宣紙放在畫面上，最後用木刻刀柄在宣紙上均勻壓磨，揭開宣紙，一幅木刻作品就完成了。
《勝利報》有兩個版，每週一期，孫佑傑為報紙貢獻了《同歸於盡的倖存者》《九晝夜》《魚水情深》等多篇戰地一線的新聞。
在朝鮮戰場，《勝利報》一共有三位同志在戰場中喪生。孫佑傑説，戰地記者要有正確的生死觀。不要怕死，但不能等死，隨時隨地爭取不死，去完成你所擔負的任務。“越是戰爭慘烈的地方，越是需要去記錄的地方。”
在談及這場戰爭的時候，孫佑傑總會輔之以形象的擬聲詞，説到動情的細節，這位97歲老人聲音常常提高八度，洪亮清晰，情緒飽滿，彷彿歷史從未遠去。
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孫佑傑。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翻拍
“再寫一章就不寫了”
1952年下半年開始，孫佑傑的眼睛開始出現問題，疼痛難忍，總是流淚，看不清稿子，夜裏輾轉難眠。9月，他和其他傷員乘坐汽車來到鴨綠江大橋。先於部隊一個月回國。他請求司機把車停下，“我要下車步行走過這座大橋。”
“我站在鐵橋的南端橋頭四處遙望，橋南方是一片沉寂夜色，橋北方是一片燈火輝煌，一江分隔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一再回首望着朝鮮三千里江山，心裏默唸着：再見吧，朝鮮！”
從朝鮮戰場回到中國後，1979年孫佑傑從部隊退役，成了煙台一家報紙的副總編輯。他1954年結婚，有兩個兒子。兒子孫夜曉對父親的印象是，“愛好廣泛，吹拉彈唱樣樣都會。”
從小在軍區大院長大，孫夜曉聽過很多父親的一手戰地回憶。小時候總是隨父親一起看《英雄兒女》、《上甘嶺》、《地雷戰》、《地道戰》等戰爭電影，孫佑傑總是講起他親歷的戰爭，“尤其是在朝鮮戰場啃凍土豆喝冰雪水、在戰場上繳獲美軍牛肉罐頭等，回憶起來很動容、很感慨。”
寫作《鴨綠江告訴你》時，孫佑傑對他説，他必須完成這部作品，以告慰那些犧牲在異國他鄉的戰友。憑藉着戰地日記，張採正、宋文等戰友的回憶，孫佑傑完成了20萬字的書。
孫佑傑常常説，“再寫一章就不寫了”，卻在《鴨綠江告訴你》之後，繼續出版了10多本書，全靠手寫，用筆在稿紙上完成。直到2021年停筆。
1995年1月10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煙台日報社聯合舉行《鴨綠江告訴你》首發式。受訪者供圖
老兵逐漸凋零。孫佑傑常常記掛在心間的搭檔史雲，回國後就失去了聯繫。後來才得知，1990年，史雲去世，享年61歲。這些年，史雲的侄女通過志願軍幫扶計劃輾轉知道了孫佑傑的聯繫方式，“但一直還沒見上面。”
在孫夜曉看來，父親很獨立，但是需要精神層面的交流。每逢來老年公寓看望父親，他們總要就最近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做一番討論。
孫佑傑會用APP看新聞，字體放到最大，一個新聞標題，十多個字，他大約需要停留十秒，然後開始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