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京生：青山有約——常道先生和他的山水畫

常道1936年生於天津，原名王秉復，又名天法生、北郭處士、造林指揮部園外郎等。因崇尚齊白石（璜）、黃賓虹（質）二人畫風，以“璜質堂”顏其室。196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山水、人物、畫鳥皆精。

常道與山有緣。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讀書時，李可染先生曾帶他們到豐沙線去寫生；後來他被莫名其妙地定為右派和黑五類，下放到門頭溝林場種樹，在接受改造的同時，他陶醉於北方山河的壯麗之中，以致一次在大山中忘記了歸來的路，連種樹的筐也給弄丟了，真是“醉忠渾不記，歸路月黃昏”；在後來幾十年的執教生涯中，幾乎每年都要帶學生外出考察、寫生，足跡遍佈大江南北長河山下諸多名山，各地博物館、美術館、石窟古建築、私人收藏，更是頻頻瞻顧不斷學習借鑑，所得筆記資料對其教學和創作都起到巨大作用。前人有云：“知師古人，不知師造化，終無以得山川之靈秀也。”“大家傑出，詣臻神妙，多師造化，幾於化工。”這已是畫家的共識，常道也不例外。常道先生每出行全部行囊僅一個雙肩揹包，中備速寫本一個，速寫毛筆兩支。多年來所積速寫稿放在一起竟達一米之高，其手勤，腿勤，眼勤可見一斑。

在當代，畫家藉助照相機、攝像機等來收集素材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這些現代化的便捷工具，給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使畫家越來越少坐下來對景寫生，偶爾出行，名曰體驗生活，其實也只出去走走看看拍些照片回來。常道則不然，長年來他堅持“行萬里路”，堅持用毛筆畫速寫，因為他更看重與自然的直接對話，注重面對山水時瞬間鮮活的感受，所以寫生時在極短的時間內，把經過分析而複合的全形清晰地記住，一直到寫的過程終了以後，正所謂一覽無遺。其寫生極快，有時還根據需要，不斷變換觀察角度，方法同黃賓虹先生，十分靈活。而不是象某些畫家那樣，用西方定點透視的死方法來畫，總在一個地方，又因為太陽總是在變化，最後太陽轉過去了，弄成一個“逆光”的風格。他寫生時只是勾些草圖，記個大概意思，至於筆墨，那是回去以後的事情。對各地植被和山石的地質情況也有研究，寫生途中，還留心沿途摩崖石刻題記楹聯的考察，並不時地在本子上記錄，以為創作時的參考和查檢。雁蕩山素以瀑布勝，前人記曰：大小龍湫外有西石樑、三折（下、中、上）瀑，西石樑飛珠走貝西，與黃山鳴經泉同一偉觀，三折瀑則又與匡廬三疊泉爭雄並轡也。其中，下折瀑與中折瀑相距較近，遊人較多，而中折瀑至上折瀑的距離數倍於前者，且山勢險峻，故也人跡罕至。昔年張大千作圖記勝，只畫了中折瀑與下折瀑，我猜想他也是行至中途知難而退了，所以上折瀑的奇偉壯麗他無緣親睹，否則以他的性格決無不畫之理。今春，常道曾以近古稀之年重遊雁蕩，其冒雨登三折瀑，由中折瀑上行，至逸興亭風雨大作且無停意，仍緣崎嶇山路毅然吟笑前行，終至上折瀑，精神和體力都令人敬佩。繪畫畢竟是一種造型藝術，他要靠形象説話，古人為了畫一棵松樹，嘗不惜在深山幽谷之中往來多少年，元代黃子久就曾帶了畫本到山水中摹寫。但是中國人的寫生、寫實是創作的基礎，是師造化的一部分，其最終目的在於寫意，從來不把寫實當成最高境界，它只是一種手段。中國畫還是哲學的、文學的、抽象的、象徵的，所以中國人不出門，便可以在繪畫中卧遊以得其樂。我想，常道先生既已身臨雁蕩的真境，一幅《三折瀑坐雨圖》的誕生，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常道山水，早年學習清代畫家石濤及明代畫家沈周。中年以後，師法近代畫家黃賓虹、齊白石，山水取白石之境奇，擇賓虹之筆墨。之外復師造化，曾登臨黃山、雁蕩山、青城山、峨嵋山、泰山、華山，遊歷桂林灕江、長江三峽、黃河、富春江，多紀遊寫生。其人心胸闊大，其作蕭散簡遠，蕩元氣於筆端，寄高意於象外，時有佳作，每作必煙嵐淋漓、雲木杳靄，讀之給人萬慮洗然、深入空寂之感，是山水的真境，更是心中之境。正如其詩所云：眼中千萬物，納入陰陽中，古法存一畫，筆筆盡相生。以下兩畫既得之於造化，又出之於心源。

《蒲團石》（圖一）為《常道醜墨》冊中的一幀。前景兩峯分向左右斜出，有巨石橫跨其間，一僧人打坐其上；對面是壁立千仞的崖壁，看上去整個畫面畫得較滿，但通過筆墨的疏密虛實變化，強化了縱向的空間距離，給人曠遠靜寂之感。作畫過程很快，逸筆草草，境界全出；無筆不連，筆斷意連，跡斷勢連，形斷意連，如飛如動，達到一片神行的境界。前人所謂一氣呵成的一筆畫，是圖略備此格。且用宿墨來表現巖壁的幽深與沉厚華滋，正所謂：好山幽絕處，全借墨華濃。近看筆墨縱橫，遠看層層顯豁，畫到此境者實不多見。

《將船買酒白雲邊》扇（圖二）與上圖比較，則重境界。畫中題“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寫洞庭湖光山色，較白石老人的《洞庭君山》來得爽力簡勁。從題畫詩來看，寄託了作者一種超凡出塵的心志。全畫境界空靈放逸，實為搜盡奇峯打草稿，由精返約，刪繁就簡之後所得。在當代緊張的生活中，人們終日躲在裝有空調的寫字間電腦旁，或在外奔波，偶爾看到這樣的作品，便生身臨之感，品玩之際，胸襟必為之豁然，氣概也就自然不同了。

常道花卉也師齊黃。人物畫多取材於中國古典詩文典故及戲曲人物。早年曾去敦煌莫高窟及山西永樂宮臨摹古代壁畫，白描學習晚清畫家任渭長，寫意畫學習晚清畫家任伯年，中年以後專心研習齊白石、關良的人物畫，略參黃癭瓢而求去其俗。曾為英文版中國神話、《聊齋志異》、韓文版《三國演義》、《金瓶梅》繪插圖百餘圖。《世説新語》為南朝劉義慶所著，它記錄了自漢末、三國、兩晉兩百年間的人物故事，也曾為作插圖三百餘幅。又由於工畫人物，尤對歷代人服飾、器物、居室陳設乃至建築都有深入研究，認為中國古代葬俗，自戰國廢除人殉以來，皆以俑為陪葬物，其要求是寫真，有關古代人物最真實形象的記錄便是陶俑。曾以此為素材，繪有國畫集《陶俑：古墓裏的活人》兩百餘幅，是一部中國古代人物形象及服飾畫譜。

中國的一切藝術都是書法的沿長。常道先生常年習書不輟，故能通書法於畫法之中，其書初習北碑，後喜白石老人之跡，法李北海、金吉金，且多有旁涉。

退休後常道先生一人獨居京北，沒有了繁重教學任務和俗累的牽掛，可以專心於他的繪事，其畫興更豪，終日筆不停揮。於出遊更是興致不減，數月間便往返於北京、杭州、雁蕩、紹興、徐州、五台山、青城山、瑞士之間而無倦容，凡所到之處，或講學考察或遊覽寫生，每每晝出夜歸，樂而忘歸。蘇子云：“詩書畫造詣愈深，變化愈大，愈覺無止境。無止境，其樂也無窮，故可以終生嚮往而無厭。”人生有一藝之擅始有寄託，其語言愈豐厚、思想愈深透、境界愈高曠，精神愈可凝結於尺素之間，愈可傳之於後世，歸之於不朽。這是所有用真心來做藝術的人應該有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