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全民漲姿勢:喬布斯再見 庫克你好 2015.9.10日

由 卯秀珍 發佈於 休閒

  喬布斯離世以來,“蘋果再無創新”的評價幾乎貫穿歷次新品發佈會的次日,與其説是某種政治正確的刻奇表態,不如理解為公眾對於蘋果和iPhone的預期遙不可及。


 

  這與喬布斯所主張的“Stay Hungry”的理念或有重疊,在他生命的最後數十年間,Mac、iPoad、iPhone、iPad就像從魔法帽子裏接連跳出的兔子,激活酣睡的市場使其變得飢餓如同野獸,蘋果公司亦是盛況空前。

  只是,人們擅長總結守舊的代價,卻極少言及創新的風險,經管學科將之稱為“創新力與控制力的統一”,比如安然公司的創新能力迄今為止仍是MBA教材內的經典案例——其在上世紀末就開始投資和開發寬帶網絡和電子商務——但是追求變革同時也意味着根基遊離,企業的主營業務受累於向創新項目輸血,終致現金流的失衡。

  熊彼特將創新解釋為“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它並非是一蹴而就的新鮮商品,而是始於供應、撬開需求的市場行為,否則便會淪為諂媚資本的概念,一如摩托羅拉生不逢時的“銥星計劃”,或是百度服務於公關訴求的“筷搜”。

  縱使如此,蘋果2015年的新品發佈會的表現很難完全隔絕“新意”——我們姑且藏起“開創”的詞性——順應人體工學的壓力屏技術不僅重塑了觸屏設備的交互體驗,它也同樣將新的適應成本裹挾而至,所謂“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人們往往擁戴創新,卻又遲疑和畏懼改變。

  當中國的科技企業已經將“生態”擴大到了“生態鏈”並還在設法尋找更為恢宏的描述時,最具發言權的蘋果仍在強化它的平台故事,當技術奇點尚未臨近,硬件廠商的最大使命就是跟隨摩爾定律,將角色職責從“我能做什麼”延續到“我能讓別人來做什麼”上。

  因此,無論是春季還是秋季,蘋果兩場年度盛會的第三方登台者比重逐年增加,硬件本身的功效在於提供實現能力,至於如何實現,那是同盟陣營的工作,職業經理人相比企業創始人的變通空間從而體現,我們看到微軟的副總裁現身演示Office套件在iPad Pro——同時也是Surface最大的競爭對手——上的體驗,而Adobe也重新成為“Good Friend”,Flash遭到蘋果全系產品驅逐的歷史似乎獲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處理,更不必説那個曾在《1984》經典廣告中被隱喻為“Big Brother”的IBM,它和思科一起亮相於蘋果戰略合作伙伴的名單,蒂姆·庫克大概想要證明在這個偏執狂稀缺的時代,不是偏執狂也能找到生存的合適方式。

  直到U2樂隊的收場傳統終結,剛為Taylor Swift巡迴大秀助陣不久的Ryan Tedder亮相前台,方才令人察覺喬布斯的遺產就在唸念不忘之中流失殆盡,而蒂姆·庫克用了足足四年時間,完成了全球最大商業帝國的領袖變更,蘋果公司的市值幾近翻倍,這份答卷無論如何也足以稱得上差強人意。

  蒂姆·庫克既是喬布斯向董事會力薦的繼任者,也是為蘋果清洗喬布斯印記的執行者。根據彭博社的記錄,喬布斯生前對庫克及其管理層的最後忠告,就是“不要問‘如果是史蒂夫會怎麼做’”,他的欣慰在於,後者忠實的遵從了這份指示。

  喬布斯在最初一代iPhone發佈時嘲諷其他觸屏智能手機的手寫筆配件,Keynote上赫然在目的旁白是“誰會想要一隻筆”,儘管那時的語境基於智能手機和文字輸入,然而適配iPad Pro且服務於圖像輸入的Apple Pencil還是引起媒體充滿戲謔的用作對比。

  更小的平板電腦、更大的智能手機、不再擬物化的設計,甚至連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力主叫停的慈善捐贈計劃也被蒂姆·庫克重新恢復,他做了他在世期間宣稱絕不會做的所有事情,並讓所有產品的銷量繼續保持增長,這種告慰形式本身就有着十足的“喬氏範兒”。

  蒂姆·庫克面臨着與喬布斯時代截然不同的競爭環境,位於iPhone 3GS的準心中央的是黑莓和它所代表的商務市場,而在其隕落之後填補真空市場的Google則更為靈巧和強大,蘋果的爭取人羣亦向布魯克林的青年男女靠攏,他們的消費能力及意願並不亞於主流的中產階級。

  或者説,這是美式文化的怡情與輸出,佩戴Apple Watch收聽孕婦胎動的醫生、使用iPad Pro繪製樣張的設計師、經由Apple TV觀賞職棒大聯盟的家庭、按下iPhone快門留駐美好時刻的大眾用户,疊加構成了蘋果公司的價值觀區間:它所生產的商品從來不是生活的主角,但是有了這些商品,生活會變得更加愉悦。

  與此同時,雖然中國終於再度成為iPhone 6S系列新品的首發國家——這在很多時候都是不敢奢求的期待——但是中國市場體制對於蘋果產品軟件層面的閹割,其實是將這種優勢打了折扣,就像iPhone 6S的演示應用列表中除了微信和微博之外,同屏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都是大多數國家的狂歡和小部分國家的孤單。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講過一則故事,説若是在台大校園立牌子,無論是寫“台灣獨立”還是“兩岸統一”都不會有人理會,但是要寫“”“全校禁止使用網絡”,肯定會引起暴動,“我去過大陸十幾次,年輕的助理一路上都讚美大陸,但發現上不了Google、Facebook之後,他們對大陸的看法就變了”。

  Apple TV的未來更加清晰,它的劃時代體驗無需贅述,然而中國用户註定與之隔絕無緣,很難想象蒂姆·庫克的團隊如何解決電視盒子在華的牌照門檻,即使解決了——或者説真的借牌落地——那時的Apple TV,又該陷入怎樣一種“買櫝還珠”的窘境,作繭自縛成為一個平庸無奇的廣電接收器。這也是為什麼當中國幾個最大的視頻網站還在將1080P超清體驗作為會員收費選項經營,海外的用户已經能夠通過Youtube和Hulu在各個終端上的應用收看4K畫質的內容了:我們談論的,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差距。

  用苛刻的眼光來看,蘋果值得挑剔之處還是不少,比如還是沒能改善的攝像頭凸起問題,這是機身攤薄工藝的勝利,卻沒能拉上堆棧式CMOS共同進退。只是,蘋果的強勢在於它能夠強化短板領域的“可接受程度”,比如在iPhone 6之前,很少有其他智能手機企業敢於將攝像頭做凸起,多數妥協都是放棄機身攤薄將厚度配合攝像頭的高度。而在之後,凸起的攝像頭很快成為業界常態,眾所推舉的公共防線即是蘋果“也這麼幹”。

  至於Live Photos其實是將Htc Zoe的特色移植而來,這項功能的驚豔,使得《哈利波特》設定中的“會動的照片”實現成真,這便是科技的魅力,它讓奇幻不再是空中樓閣,如愛因斯坦所言:“知識有限,而想象力無限”。

  蒂姆·庫克亦從最初上任就終結了“One more thing”的戲劇性演繹,這讓那些推崇《喬布斯的魔力演講》的忠實擁躉不無傷感,但是流水能夠帶走落葉,卻對巍然不動的礁石無能為力,它的亙古超越歲月刻度,同時也要坦然接受孤獨而沉默的命運。

  所以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概莫能外。

  法國青年托爾維克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裏總結,人們原本憧憬建立一個脱離過去的嶄新世界,卻發現他們最終不過是在用那些廢墟的瓦礫重建曾經夢想的高樓。我想,屬於蒂姆·庫克和他的蘋果公司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