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漲姿勢:任志強:你還生嗎? 2015.11.3日

  “ 放開二胎”已經成為這兩天媒體和網絡中的熱門話題。狂歡的節奏遠遠超過”小康“的步伐。也許小康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最低標準的提升,重在消除貧困。但放開二胎則關係着每一個家庭。

  最初國家提出“只生一個好”,並未執行只能生一個的號召時,我的母親—“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就嚴格的要求我們兄妹四人都必須只能生一個。堅決的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帶頭做好表率。

  當嚴格的計生政策變成國策時,一票否決權則讓每個企業管理者都成了沒有人情的冷漠機器。我也同樣必須為了企業的生存守住這條底線。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用自己的工資,在國家發給的獨生子女五元錢補貼之外,每年春節給每個員工的獨生子女補發100元。這一做法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一直堅持到現在。那時工資標準低,100元是個很大數字。今天也許只是個心意了。

  二、我不想給任何一個違反計生政策的員工處分,只要求他或她們在要生第二個娃時,從企業辭職離開。不要給企業和其它的員工帶來“一票否決”的負面影響。許多員工都理解我的做法。也因此許多優秀的員工不得不抱歉的告訴我,他或她要辭職了。

  當放開雙獨二胎時,公司的幾個年輕人,剛剛結束產假沒多久,就又鼓起了肚子。我默默地為她們助福。也願意為她們多付100元。

  從我的內心中,一直認為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生多生少是一個家庭的自由選擇,不應被任何人約束和改變。政府或國家都不應用暴力限制人的生育權利。

  當一個國家無法從經濟上解決或保障更多人口的温飽問題時,就動用國家機器—用名義的法律—實際的行政暴力,限制國民的生育能力,剝奪生育選擇的權利,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良策。

  獨生政策的危害絕不僅僅是現在用數字計算可以證明的人口結構變化的問題。表面看是整體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減少,失獨家庭增加,並因此帶來許多社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但深層次的則還有許多人文、道德和倫理的缺陷。這也許是比人口結構更長遠的影響社會發展的問題。

  如:大多數獨生的孩子缺少社會交往的能力,許多還嬌生慣養。很多缺少自主的責任感,更大多數缺少獨立生存的能力。甚至連洗衣、縫衣,做飯、洗碗,都沒動過手。這大約都來自於獨生政策的恩賜。而這影響的絕不是一代人啊!

  一個多子的家族中,孩子在兒時就知道關懷和照顧兄弟姐妹,知道自己身上的責任,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當然也知道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恩愛。

  但獨生卻讓孩子失去了體驗羣體生活的機會和樂趣。也讓孩子成了爺爺奶奶與父親母親相互爭寵的玩偶。也沒有了獨立生活實踐的機會。富裕的家庭連孩子參與家務活動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更不要説從小就學會承擔責任和珍惜恩愛了。

  好的人文與道德培養沒有了,反倒是許多本不該有的自私,成了孩子的權力。如:許多年輕人輕易的為了愛情中的一點不順利,就會拋棄家庭的愛而自殺或幹出殺人的愚蠢犯罪。有的因走入社會中的一些挫折而無法應對和自拔,寧願放棄家庭和生命,或走上邪路。

  更有許多自認成為了家庭財富的唯一繼承人而不再願意去努力奮鬥。也有些依賴於父母的權力或金錢而橫行鄉里,幹出許多讓社會充滿憎恨的事。甚至連有一些孩子在比拼父母的同時,反對父母再生二胎,死也要保住獨生的地位。一個國家暴力賜給孩子的特殊地位。

  許多人都在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歷史上的皇帝,有着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每天要靠翻牌尋樂。其實生子是皇帝的一份責任。多子並競爭才能選出一位有能力、有愛心的皇子,以繼承祖業。獨子常常難有明君。幾乎歷代都是如此。清未大約也因此而被後宮掌權,最終滅亡。

  當中國沒有私有財產時,這也許無所謂。但當中國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了私營企業的發展之後,就面臨着如何建立家族企業的問題。有了如何讓家族企業傳承併成為百年老店的問題。

  但獨生讓百年老店成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一些家庭只有女孩子,但她們也必須承擔父業的責任。一些家庭雖然生的是男孩,但卻許多並沒有能力管理與繼承父業。也有許多不對父業的行業或業務感興趣,不願參與其中。還有些寧願自立家門。

  雖然沒有獨生政策,許多家庭也會選擇獨生。但自由生的權利卻會成為獨生子,沒有獨享的地位和絕對的權利。這會成為逼迫獨子努力的懸在空中的刀。無形中給了他一種壓力,讓他會珍惜一切。而非家庭自願選擇的國家暴力的獨生政策,從兒時給獨子產生的影響則恰恰相反了。

  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未來挑戰,恰恰是如何在中國建立更多的家庭企業和傳承家族企業的問題。

  為什麼大量中產或超中產的家庭會移民他國。有許多借移民而躲避獨生政策的約束,或將子生於他國。正是因為要多子,以實現家族企業可以生存和壯大的發展之夢。

  更不要説獨生政策傷害了多少家庭,多少顆善良的心。也對社會和人的成長帶來了多少傷害和損失了。再加上實施這種暴力行為時的違法犯罪和貪污腐敗,讓獨生政策成為了一個幾乎全國人民都敢怒而不敢言的惡政。

  人性生育的選擇權利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要條件。用國家權力的暴力限制或剝奪了人性的基本權利,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的弊病。並且是無法用一個糾錯能挽回的時間週期。也無法改變人的生理功能。

  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大多都在改革開放中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進入了生活較為安定的階段。有的享有福利分房,有的進入了中產層次。他們是最有經濟的可能和意願擁有更多子女的家庭,但他們都已經或正在進入無法生育的年齡。二胎的放開對這些人基本失去了意義。許多失獨家庭都面臨這種無解的困境。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家庭則面臨着巨大的生活壓力。許多是雙獨。雖然先已獲得了再生的權力,卻未見預期的多生。雖然這次放開了二胎的限制,但能否改變生育率的下降,仍是未知數。

  原有的國家暴力為保證獨生的目標,大多釆取了強制性的手術方式,絕了再生的後路。這也給放開設置了障礙。

  我歡迎和支持放開二胎的政策。但更希望徹底取消計生的所有限制。放棄國家暴力對人性的限制。把強制剝奪的生育權利還給還有機會生育的家庭。這樣也許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和發展。

  以經濟發展而非以尊重人性和人權而設計的任何政策都不會對社會發展和人類的生存有什麼好處。歷史和時間會記錄和證明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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