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的故事，提倡復古，終成大器
趙孟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趙孟頫書法的歷史背景 書法發展經歷了晉、唐、北宋三個高峯期之後，到了南宋，無論在形式技巧上，還是在氣質上，都已經是非常荒率與單調，一派江河日下的景象。南宋這種萎靡不振的景況延續到元代初期，加上傳統漢文化又遭到了異族(蒙古人)的侵略，毋庸置疑，元初書法的語言、現象以及整個書法的形態構成，都已到了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地步， 比之南宋則更甚。 清代梁在《評書帖》中指出：“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宋人思脱唐習，造意運筆，縱橫有餘，而韻不及晉，法不逮唐； 元明厭宋之放軼，而慕晉軌。”梁的剖析甚為中肯，詳細地評點了自晉以來書法發展的軌跡，及其發展中的不良因素。雖有“宋四大家”支撐着的北宋書壇，亦已是 “韻不及晉，法不逮唐”。明王世貞也指出：“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王世貞指出宋四家在唐賢書法的基礎上，對 “古法” (指晉人書法)有所損益。當然其中既包括減少(或説是喪失)古法，又有對古法的創新部分。這種狀況滑落到南宋，由於南宋缺少一位有才華的書法家繼續發揚北宋書風，自然是“古法”愈加 “損失”,元初的書壇則是 “古法掃蕩”矣。所以作為元代書壇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趙孟頫，對北宋書壇的“尚意”書風頗不以為然。他非常敏鋭地體察到書法崇尚精神層面的背後，還需要技法與形式等物質層面的強有力支持，這樣才能有生命力，故對北宋書風持否定的態度。但他的行動也可以説是採取了一種補救的措施，彌補因北宋“造意”書法而出現的弊端。趙孟頫 《靜夜詩》
趙孟頫並沒有全盤否定宋人書法，他對米芾的書法，也僅僅出於不滿其“芒角刷掠”過於流露而已，提出了屬於矯正性質的批評。其實他還是非常佩服與讚賞米芾的書法。他在《論十一家書》中稱米芾書法： “米老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矯然拔秀，誠不可攀也。”在趙孟頫心目中，能得此高度評價，除了二王外，便是米芾一人了。與其説他否定宋人書法，不如説他不滿意北宋書法的風流，更何況他自己的學書經歷與米芾極為相似。 北宋四大家尤其是蘇東坡、黃山谷、米南宮三人，給唐人以降比較沉悶的書壇注入了強心劑。但他們都是因“縱意肆趣”而使書法的發展面臨着無路可走的艱難境地，書法的構成遭到偏僻的發展。晉唐的中正規矩風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偏廢，以至於南宋的書法脱離了傳統軌跡，出現了萎靡、軟媚、疲沓的兆頭。大家都很清楚，中國書法歷來都非常注重強調兩個層面的含義：一為“法度”,也即是形而下的物質層面。在元人(以趙孟頫為代表)看來，那完整的“法”該是唐代那種嚴謹不苟的法度。二為“意藴”(或稱是“神韻),也即是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在元人看來，那最令人神往的精神趣味是魏晉書法中平淡、自然的精神。這裏除卻書法發展的必然性因素外，很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的文人與魏晉的名士在心態上有着某種契合。由宋而入元的趙孟頫，親身體會到社會大動盪的滋味。他非常敏鋭地看到元初書壇的沉默，他在一首 《論書》詩中曾不無慷慨地嘆道： “書法不傳今已久，楮君毛穎向誰陳？” 於是，他義無反顧地舉起了復古主義的大旗。
趙孟頫 《洛神賦》
迴歸晉唐書法 趙孟頫的復古行動主要是反對沿襲宋人的軌跡，而極力崇尚迴歸晉唐書法。這既是書法發展延續中隱藏着的必然，也是趙孟頫作為大師推陳出新的有效途徑。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以北宋四大家為代表的北宋書壇把書法創作中的重心引向“有我”之境，以己意任意作書，打破了長期以來書法創作中“客體與主體很平衡”的帶有相互制約性的局面，選擇了“意趣與精神”層面的極度放縱，過分地強調精神層面的作用，而忽略了形式與技巧這些屬於物質性的建設，使書法朝不平衡的方向發展着……大膽地假設一下，如果元代沒有趙孟頫等人力挽狂瀾加以糾正這種趨勢，那麼元代書法至少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會同南宋書壇一樣凋敝蕭索。因此，趙孟頫的復古行為不僅改變了南宋時期日趨空虛的頹廢書風，也開創了有元一代時期的平正妍麗書風。“時期的那種定義，被看作標誌着 ‘方向之改變’的階段，它含有連續及分隔的意思。”《美術譯叢》1986年第3期)元代的書風放棄沿襲宋人的餘意，而直指晉唐的書法。當然，元代書法還是無法與南宋書法迥然分隔，其中必定含有種種連續的因素。但元代大師們的選擇，很有效地為元代書法有別於晉、唐、北宋的書法而樹立了形象，其中也必然有“連續”與“交叉”的成份。只是整體風格有着某種類型化，史學家便給各個時期定義，曰“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尚形”。現代藝術理論告訴我們，復古有時也是出新的有效手段。這種繼承與創新、歷史與時代的矛盾，在趙孟頫身上得到了和諧的統一。趙孟頫《趵突泉詩》
眾所周知，宋代書法不只是在氣質上不及晉代，在法度上也遠遠不及盛唐。還有北宋書法的構成內涵越來越簡單化，北宋書家基本上都不善於寫工楷，形式上也多為自由放任的信札與題跋之類的“案頭小品”。這些日益明顯的弊病，導致了南宋書法的恣肆弩張的局面。因此，趙孟頫首先想到解決的問題 (這也是他個人對歷史問題的解答)便是將書法的形式與技法加以梳理一番，使書法的形式恢復到晉唐時代的恢宏與完美中去。趙孟頫等人以宗法晉唐的姿韻和法度為號召，從具體的“技術物質”方面恢復過去，把南宋以降書法上單薄的風氣拉回到晉唐的宏偉中來。這也許是趙孟頫等人面臨着“別無選擇”之後的選擇。在尚古的傳統精神引領下，趙孟頫如果不借助於復古的形式(也可以稱之為方式)——抬出古人的權威為自己的行為做強有力的保護，那麼他的努力很可能將一無所獲。 轉益多師而自成家法 趙孟頫之所以能復古變古，在書法藝術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同歷史上的其他大家一樣，善於借鑑和吸收古人的優秀傳統素養，融會貫通，自成家法。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説》兼評帶述道：“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黃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啓則師二王， 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 惟啓為妙。 蓋二王之跡見於諸帖者惟簡札多，松雪朝夕臨摹，蓋於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便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明代文徵明之子文嘉則稱趙孟頫的書法為“上下一千年，縱橫二萬里……無有與並者”。可見，趙孟頫出入古今，無所不學，轉益多師，自成一家。
趙孟頫《周易繫辭》
在學書經歷上，他同北宋米芾極為相似。儘管趙孟頫有着過人的天資，但他沒有因此而忽略在“物質技術”手段上的刻苦錘鍊，這為後人學書樹立了一個不可企及的典範。元虞集曾在論評趙孟頫時指出： “書法甚難，有得於天資，有得於學力，天資高而學力到，未有不精奧而神化者也。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其學書時間之早，臨習範圍之寬，是令人歎為觀止的。據元貞二年趙孟頫重新自書 《千字文》捲雲： “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趙孟頫大量反覆地臨摹晉唐書家的法帖，幾乎涉及所有的法帖，其功力之深，是後來人有口皆碑的。其臨摹之作，達到可以亂真的地步，像他臨《定武蘭亭序》即是一件流傳有緒的經典臨摹之作。元人趙UU在跋趙孟頫《東方先生畫贊》時道： “汸往歲遊吳興，登松雪齋。聞文敏公門下士言，公初學書時，智永 《千文》,臨習背寫，盡五百紙，《蘭亭序》亦然。”明代陸子淵題趙孟頫臨張旭《京中帖》跋雲：“聞公嘗背臨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所以名世也。”趙孟頫在他自己收藏的獨孤本《蘭亭序》上面，先後題跋了十三次，他還十六次跋靜心本，由此他對古帖的用心良苦程度可略窺一斑。明代董其昌也連連讚歎趙孟頫的臨摹功夫，曰：“無毫髮不似真。”平心而論，在歷代書法家中，趙孟頫的臨摹功夫是首屈一指的。
趙孟頫小楷作品 歷來有許多書法評論家，為了便於描述，把趙孟頫的書法風格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 明代大學者宋濂在題跋趙書《大洞玉經》中説：趙書“書法屢變，初臨思陵(指宋高宗趙構),後取則鍾繇和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文嘉也有類似的説法。而清代的吳榮光在題趙孟頫所書《杭州福神觀記》中解釋得則更為具體，基本上代表了明清以來對趙氏書法風格演變的過程的評述。他説：“松雪書凡三變。元貞以前，猶未脱高宗窠臼；大德間，專師定正序正序；延祐以後，變入李北海、柳誠懸法，而碑版尤多之。”以趙孟頫的作品，來對照吳榮光的説法，仔細審視一下，就會發現許多問題。其一，趙孟頫一生中臨寫了眾多的晉唐名家書法，並不像吳説中僅三四家而已；其二，趙孟頫的書風演變並不像吳榮光説的那樣有階段性，其變化是漸次的，而且其一生中的作書風格還是前後一致的。因此，這種帶有機械性、絕對化的主觀評述，只宜於人們私下裏的談論。這種歸類型的評述往往是很難切中問題的實質，只會造成種種淺顯的理解與牽強的附會。其實，趙孟頫一生的書法風格演變從不成熟到成熟，是在大量臨摹晉唐名家書法的基礎上，逐漸地融匯己意，形成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徵，並非可以截然分隔開的。
趙孟頫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趙孟頫早年學鍾繇、智永、蕭子云等大家，他曾自跋：“餘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云。”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其早年所作“題王獻之《保母碑》”,可以明顯地看出在追求六朝書法之遺意。雖心追晉韻，但行筆拘泥，刻鑿痕跡甚為明顯。從目前的一些研究資料表明，趙孟頫早期不僅師法晉唐書法，而且還受到了北宋四家的影響，只是痕跡不甚突出罷了。趙孟頫是因學宋人書法而上溯晉唐，還是心追晉唐而旁及宋人的書法，這是一個較為模糊的問題。但這在趙孟頫的書學生涯中並不十分重要。中晚年，他的視野十分開闊，精力主要集中在晉唐書法上。趙孟頫主攻二王書法，尤得益於王羲之的 《蘭亭序》、王獻之的《洛神賦》和智永的《千字文》,在其經歷中，追摹上述三帖的軌跡是一條很明顯的主線。趙孟頫以此為中軸，旁及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李北海、陸柬之等等唐代名家書法。在書法史上，王羲之是一位集大成者，樹立了晉代書法的高峯。在唐代經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唐代書法家各自使出渾身解數來闡釋王羲之的書法，形成一個龐大體系的書風——二王書風。近代大書法家高二適曾經説過： “學書由唐太宗、高宗入手，便可上窺二王。”(高二適題《晉詞銘》)因此，趙孟頫的復古行為主要集中在二王書風，是想借助二王書風的高度來振興元初的書壇，轉益多師，博涉多優。他在專攻《蘭亭序》的同時，參以褚、虞、歐、李諸家筆法，擴大其學書的經驗範圍。而且由唐人入手而上溯晉書，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捷徑。像王鐸、黃賓虹、高二適等大家都是借鑑唐賢書法而“上窺二王”的。趙孟頫一生學書始終不離二王左右，臨摹晉唐書法是到了“幾乎瘋狂”的程度。但他並不是尾隨古人尤其是二王的書法亦步亦趨，成其“書奴”的，而是吸收了古人的筆法，貫穿斟酌，自成一家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