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刻：文藝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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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那年，我在故鄉工業區旁的一所縣級三中讀書，縣級三中，自是針對一中二中而言，其師資力量、教學環境、學生素質都遠遜於一中二中，只有中考落榜生或家裏窮得實在讀不起一中二中的學生才屈就於三中。
這個地方成為我的夢魘。滿心算計的班主任，凶神惡煞的教導處，髒亂潮濕的男生宿舍，難以下嚥的食堂飯菜，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糟糕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裏，就連教書的先生也相同感受，他們一個個託關係離開這裏，繼而在各類媒體上批評這裏冰凍了孩子們的青春。
學校鍋爐房旁，有一堆煤渣，煤渣緊扣殘缺的磚牆，翻過去，只需一份膽量，或一份絕望。男孩子將女孩子高高舉起，女孩子扯過男孩子肩頭的書包，相互對望鼓勵，挽手跳下。牆外，是10元一通宵的網吧，是免費踩踏的綠原，是3元一碗香噴噴的打滷麪，對於我們來説，這就算摸得着的幸福。有時候，我會壯起膽子騎在牆頭吹風，風裏帶出鍋爐房的濕氣，透過濕氣，遠處的教學樓像積木一樣渺小，我不再恨它們，因為一半的我已經自由。
這段浪漫兼悲壯的經歷成為我一生的寫照，我一生都在逃離，很少抗爭，只是逃離，逃離那些禁錮我的東西。
十八歲，我成為一名文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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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多數人一樣，我的文青之路始於搖滾樂。縣三中只有一所便利店，便利店老闆早年是位美術老師，他的青春正趕上中國搖滾的輝煌年代，崔健、黑豹、唐朝、竇唯、張楚，他不厭其煩地向我們介紹着這些，最後，櫃枱裏的盜版卡帶被一購而空。
搖滾樂打通任督二脈，地攤文學與地下詩歌接踵而至。在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搖滾樂迷屈指可數，自由主義者更是鳳毛麟角，即使到了大學，整個系能認出David Bowie和Kurt Cobain的學生也不過三五個，三五個，淪為大眾眼中的怪胎。
每個時代每個羣體都會有怪胎，文藝型的怪胎，至少不會對社會造成什麼危害，我至今仍這樣認為。
美國有位黑色幽默作家，叫Kurt Vonnegut，一輩子不正經，每次簽名都故意畫上一朵菊花，因此被戲稱為“老屁眼作家”，老屁眼作家Vonnegut，對藝術有着十分正經的描述：
“如果你真想傷害你的父母，但天生又當不了同性戀，你至少還有個辦法：投奔藝術。藝術不是養家餬口之道，只是一種讓生命變得更可以承受的非常人道的方式。上帝啊，玩藝術的，不管玩得好或是爛，都能讓你的靈魂成長。”
美國有位搖滾歌星，叫Marilyn Manson，這傢伙也很少正經過，對藝術的表述更為激烈：
“為避免自己徹底瘋掉，我在成為音樂人和殺人犯之間做出了一個選擇，如果你和我的處境一樣，你也要選擇了。”
我們迷戀一樣東西，自然渴望被這樣東西救贖。一個人在社會中始終處於底層，物質、人倫始終困頓，精神撫慰便變得愈發地重要，所以，藝術是文藝青年美化生活的利器，這是個徹頭徹尾唯心的東西，卻能讓一部分人在生活面前保留一份唯心式的尊嚴。
唯心式的尊嚴，有着直白的出處。
二十五歲時，我問一位正在讀研的搖滾學長：“為什麼總有人喜歡上這種吵吵鬧鬧憤世嫉俗的音樂，並就此遠離主流娛樂?”學長道：“都是童年惹的禍，你去問問童年幸福的那些人，誰會聽這個?”二十七歲時，我問北上打拼的撥片，撥片持相同回答。三十二歲時，我問身邊的朋友，朋友持相同回答。
將自己的德行歸咎於童年，全天下的搖滾青年都這麼幹。童年幸福的人，受到這個圈子的歧視，搖滾青年叫囂着：沒經歷過真正的黑暗，就不具備真正的反叛，未沐浴戰火的士兵，成不了合格的將軍。
搖滾樂迷的狹隘莫過於此，文藝青年的狹隘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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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的價值取向與童年經歷到底存不存在因果關係?我給不出學術性的答案，事實上討論這個話題有招罵的危險。一代名導馮小剛很會聊天，一代文豪王朔對其讚譽有加：“馮小剛是眼風極佳，見人説人話，見鬼説鬼話，誇起人來十分捨得自己，他的邏輯是：我就是把人誇過了他也不能跟我急。誇的時候就把什麼事都辦了。”
我沒打算夸人，所以我更得先把自己捨出去。
我的童年，是從四歲開始的，那是我開始有影像記憶的年紀。四歲的我穿着姐姐的橙色連衣裙在巷子裏迎着風奔跑，像只快樂的小麻雀，我捧着姐姐的課本裝腔作勢咿咿呀呀地朗讀，拿偷來的粉筆在水泥牆上亂畫，鄰居説他們從沒見過這麼聰明的孩子。
可我是個男孩子，是個窮人家的男孩子。那時候，窮不一定意味着痛苦，大家都窮，只是窮也有着“平靜”、“痛楚”之別。父親在遙遠的礦廠上班，終年不歸，不給家裏寄一文錢，我與姐姐、母親最慘的時候整整三月沒沾過油腥，每日只靠饅頭鹹菜充飢。五月的一天，母親頂不住了，將家裏僅剩的饅頭、大葱以及皺巴巴的零錢放進筐子，交給女兒，要她帶着弟弟去姨媽家生活。
我和姐姐推趕至門外，母親合上門栓。姐姐端着筐子一邊拍門一邊哭喊，我跟着她一起哭喊，哭喊聲招來鄰居，大夥兒合力挪開門，母親從椅子上跌落下來，她緊閉雙眼，手裏攥着一根打了結的繩子。
這不是我最揪心的一段記憶，和後面的事情比起來，它微不足道。1988年，父親工作調動，遷至家鄉附近的國營工廠，漫長的噩夢自此拉開帷幕。每次放學，發現父親沒有回來，我便開始害怕，他又去喝酒了，他會在深夜歸來，帶着一身的酒氣，帶着還不完的賭債。母親是個急脾氣，見到父親，破口大罵，這實屬不智，父親怒火燃起，打人，摔東西，他不許我們哭，他指着我和姐姐吼道：“住聲!”
等待父親歸來的時間，我會趴在桌上用顫抖的小手寫作業，鐘錶在一旁滴滴嗒嗒作響，彷彿暴風雨前的寧靜，低沉、恐怖、猙獰。這種日子，我過了十年，十年裏，我每天都在祈禱，祈禱一家人能夠平靜度過五天。
父親偶爾清醒，買很多好吃的東西回家，順便幫母親做農活兒。他坐在瓜架下對母親説：“我找人算過了，咱們這個兒子成不了人，人家説他十六歲前會被嚇傻。”
我長到十六歲，沒被嚇傻，立下生平第一個願望：將來不管怎麼樣，都要離開故鄉，離開這個家，遠遠地，再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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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童年，我最大的一個無奈是：我曾經那麼怨恨，那麼怨恨，那些怨恨隨着時代變遷統統飄零，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老了，有些人死了，就連故鄉也變得面目全非，我的恨也落伍了。但我依舊在害怕月光，害怕雨夜，害怕包括鞭炮聲在內的一切巨大的聲響，它們隨時隨地觸動着我那顆曾經破碎的心靈。
青春期，我迷上了搖滾樂，迷上了文學，迷上了各種藝術，飽受人性蹂躪後重新站到生活的正面。我一直覺得，只有藝術肯這麼廉價地撫慰我們這些殘缺的靈魂，有了它，我們便有了理由去繼續相信那些所謂的“真誠”、“善良”，“美好”。
同樣應該感謝藝術的，還有撥片這樣的人。撥片是湖南姑娘，她的父親搞外遇，母親被迫選擇離婚。當時撥片的弟弟還在吃奶，法院將弟弟判給了母親，母親抱着弟弟離去，自此再沒嫁人。撥片跟隨父親與後媽居住，在謊言與詆譭中長大，直到大學畢業才從別人口中得知父母離婚的真相，她勃然大怒，隻身前去母親老家過年，時隔二十多年，母女重逢。
“你知道我最難受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嗎?就是我媽離開我們家的時候，那時我四歲，趴在我爸肩頭上，我媽拎着行李抱着我弟站在樓道里呆呆望着我，她想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兒，可我不懂事，揮手對她説了句‘拜拜’。”
撥片是個善良的姑娘，她為父親的病籌錢，為後媽買禮物，為同父異母的弟弟找工作，同時她也是一位哥特樂隊的主唱、一名要強的音樂雜誌編輯。她三十多歲了，未婚，不是沒有追求者，只是特殊經歷讓她對婚姻變得不那麼信任。她愛她的家人，但缺乏勇氣面對，她愛她的家，卻真的不想再回到那個地方。
一般説來，童年經歷糟糕的孩子長大後，性格上會有一點偏執，比其他人更容易變得挑剔或無情，我和撥片、乃至身邊所有文藝屬性的朋友莫不如此。出身不同，你或許理解不了這些話，就像我們每個人不會輕易理解他人的想法。我有個女性朋友，離異家庭出身，少時跟隨父親，成年後進京與母親生活。母女不睦，母親指責她不孝，她指責母親昔日無情，母親拉她上北京電視台的調解節目。主持人催逼下，姑娘硬着頭皮與母親相擁，歸來後一切如是。我勸她説：“畢竟是親媽，何必呢?”話一出我就後悔了，我和那些主持人一樣，沒資格講這種話。
你不是我，怎知我痛?痛過，才有資格去選擇包容。
愛爾蘭有位著名的光頭女歌手，叫Sinead O'Connor，O'Connor有着痛楚的童年：八歲時父母離異，母親常常虐待她，後母親死於車禍，O'Connor被所在的天主教學校開除，接着又因為入店行竊送進感化院。
1992年10月2日，O'Connor 在綜藝節目《週六現場》演唱了Bob Marley的反戰名曲《WAR》，之後對着攝像機鏡頭撕碎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照片，以示對那一時期傳出的“牧師虐待兒童醜聞”的不滿。此舉激怒全天下的天主教徒，兩週後，“紀念Bob Dylan從藝30週年演唱會”上，O'Connor登台，遭遇現場上萬名觀眾狂噓。觀眾噓聲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O‘Connor示意同伴停止樂器演奏，對着話筒用咆哮的方式再次演唱《WAR》，整個過程，她高昂着頭顱，不懼眼前的一切。
O‘Connor唱完離場，時任演唱會主持人的kris kristofferson上前安慰她，她抱着kris kristofferson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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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文青，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什麼?是理想。這未免有些諷刺，主流人士眼中，文藝青年似乎不配談理想，他們逃避生活，不識時務，更漠視規則，這樣的人即便有理想，也不過鏡花水月。
文藝青年的理想，的確存在鏡花水月的嫌疑，究其根源，是理想與喜好的高度重疊，俗語講就是“一根筋”。一根筋的文藝青年們即使只會幾個簡單的和絃，也要標榜自己是一位獨立音樂人，寫出的段子語病成堆，也要訴説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孤獨。這幫人的理想與他們的羣體認知一樣狹隘，他們喜歡一樣東西，不管這樣東西喜不喜歡他們，都被他們稱之為理想。不過回過頭來思考，理想不就是為自己服務的嗎?這點上文藝青年的理想要比其他人來得純潔的多，我們多數人習慣遵循別人的成功之路，不過是一種意淫式的模仿，我們自認為那是理想，其實它配不上。
18歲的時候，我和小夥伴的理想是像楊四郎那樣畫畫。
楊四郎，牛城美術界傳奇人物，祖籍東縣，一米八三，天賦異稟，威風偏偏。此君最著名的事蹟是他和中央美術學院的孽緣，高考五年，每年都過油畫系分數線，每年都因英語不夠60分落榜。河北師大美術系副院長欣賞他，出書必選他的範畫，以“免試入學”條件邀他入駐師大，他婉拒。
美術生心中有八座大山，即八大美院，海拔最高的是央美，央美油畫系，是峯頂那支黃旗。
楊四郎年逾二五，痴心不改，聲稱要與央美油畫系死磕到底。
牛城大小畫班都在邀請楊四郎代課或造訪，我們畫班算是有一定薄面。四郎走進來，獲眾星捧月般禮遇，老師吩咐所有學生放下手裏的畫板，站至四郎身後觀他作畫。四郎豎好板子，將物什一件件丟給跟來的小弟，小弟削鉛筆、點煙、開瓶裝水蓋子，CD機放進Metallica的唱片。
耳塞中James Hetfield的吼聲若隱若現，白紙上四郎的炭筆沙沙作響，不消一刻，大功告成，眾人贊曰：“我操。”
四郎在走廊裏點燃第二支煙，俯首對我們幾個小夥伴道：“你們要是想考八大美院，得學我這種畫法，我這種畫法實在太牛逼了;你們要是喜歡搖滾樂，得去北京買一種叫‘打口帶’的東西，‘打口帶’實在太牛逼了;你們要是想聽點帶勁兒的，得去買Marilyn Manson的專輯，他一首歌裏有小孩子的哭聲，Marilyn Manson實在太牛逼了。”
我們覺得他實在太牛逼了。
隨後，我的小夥伴之一胖胖毛遂自薦做起楊四郎第二個小弟，一向虛榮與自卑的胖胖就此翻身，到哪兒都挺直腰桿咧着肥嘴吧説：“我是四郎的門生!”我們從心底羨慕他，卻嘆息自己沒有那樣的臉皮。
2003年，楊四郎將自己鎖在一座小黑屋內三月，背會二百多個英語單詞，突破60分大關，入駐央美油畫系。
2007年，胖胖喝醉上街，被一輛疾駛的國產車撞飛，就像株臃腫的花蕾，還未來得及開放便在午夜中飄散。
我常常在想，楊四郎揹着行李邁進央美油畫系的那一刻作何感想，會以摸到那支黃旗而心潮澎湃?還是會以一段新的底層式的人生無盡失落?他曾是小地方的傳奇，如今在大都市中泯泯眾人，事實上他也再沒恢復往日風采，畢業後留在附中任教，央美歲月稀釋了他的牛逼，牛城早已忘記了他是誰。
我常常在想，多可惜的胖子啊，他死在了2007年，他的一生都沒看過3D電影，沒用過iphone和iPad，甚至沒經歷過網購。可轉念再想，幾十年後的孩子們不照樣會用同樣的眼光看待我們嗎?屆時恐怕連我們自己都無言以對。我們曾經神往的那些東西，美術、四郎、八大美院，不過是文藝小圈子的狂歡，不過是浩瀚社會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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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草莓音樂節上，認識了“重型文青”老孫。“重”，不是開身體的玩笑，東北人的確高大粗獷，老孫的“重”是重金屬的“重”，很多人對我説，他是當代中國最懂重金屬音樂的三個人之一。
另外兩個人是誰?無從得知，我只知道老孫對重金屬音樂的痴迷到了神經病的程度。國情所致，國內搖滾業不發達，很多經典重金屬唱片沒有引進，有些在打口唱片中都難覓其蹤。互聯網時代，這些遺憾被漸漸抹平，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到任何一張重金屬唱片，區別只是試聽版的音質優劣不一。老孫顯然不滿足在線試聽式的重金屬音樂，他想盡辦法從網上下載到各類稀有專輯，刻錄為CD，獨立印刷封面與內頁，把個小小的出租屋堆成山。每一位去探訪老孫的人，都會為他那堆DIY唱片所折服，順便再被他那口兒滔滔不絕的重金屬八卦折服。
我不止一次告知撥片：老孫這樣的人，放在北歐，會是金領，放在美國，也是個衣食無憂的白領，可當下的中國文化產業不需要他這樣的人，明白了這點，他也許會痛苦，不明白這點，他會一輩子痛苦。
老孫不是笨蛋。他喜愛自己那份雜誌社的編輯工作，何況負責的還是自己最擅長也最感興趣的重金屬版塊，他為此孜孜不倦地幹了五年。五年後，他交了女朋友，開始為生計發愁，當時月薪只有1500元，加上單位福利，月收入不足2000元，他同時做着兼職，國內唯有的兩本重金屬雜誌《極端音樂》《重型音樂》紛紛邀他撰文，無奈那兩本雜誌出了名地朝不保夕，有時半年才出一期，兼職收入微乎其微。
他對着我一通抱怨，抱怨雜誌社吝嗇，抱怨上司沒有商業眼光，隨後他辭職，來到北京尋找掙錢的工作。他被一家小文化公司錄取，月薪3000元，與女友租住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室，這時他明白過來，除了重金屬，自己或許什麼都不在行。
人應該做自己擅長的事，不是嗎?何況那是自己的理想，即便這份理想真的生錯了國度。老孫再次辭掉工作，回到之前供職的那家雜誌社。兩年後，雜誌社解散，他帶着女友二度進京，依舊只找到份月薪微薄的工作，所幸的是，他搬出地下室，住進了衚衕裏的平房。
老孫的從業之路，堪稱所有理想型文藝青年的奮鬥寫照，作為文藝青年的我們很難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理想與職業的區別，理想，是個人的事情，職業，往往被社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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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理想型文藝青年的職業該是什麼樣子?
1999年，石家莊三個年輕人借了幾萬塊錢辦起一個名叫“我愛搖滾樂”的文化機構，主營三大業務：發行雜誌，譏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介紹國內外搖滾樂信息;灌製唱片，收集各地地下樂隊小樣，簽約錄製專輯;管理論壇，供一干不學無術的青年學生在上面扯淡。
這個地方，就是撥片和老孫工作過的那家民間雜誌社。
五年後，他們的事業達到頂峯，“我愛搖滾樂”成為中國搖滾樂迷心目中第一品牌，雜誌發行量過萬，唱片銷售量過萬，論壇註冊人數過萬。一座全中國最土氣的城市，貪官污吏橫行，各種排名墊底，卻因為出產了最著名的搖滾雜誌名聲大噪。現在的小孩子無法想象當年“愛搖”的影響力，幾乎每一個右派小憤青都渴望着有朝一日奔赴石家莊朝聖。
2010年的愛搖，開始了逃離潮。
大家都在抨擊這個機構，抨擊內容與老孫的抱怨一致：工資可憐，不思進取。作為對這個機構深存感情的外人，我向在職的編輯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時代不同了，這麼好的平台和底子，何不洗白一下，搞點商業化的東西賺點大錢，這樣員外們的豪車也買了，員工們的工資也漲了，説不定還能進軍都市號令天下。
現實情況是，愛搖的員外們小富即安，為保持事業的“純潔性”，他們寧可“愛搖”這一品牌在市場大潮中泯滅，也不願“變節”，反正他們已經買了莊裏的房子，開了莊裏的汽車，捎帶着也生了一堆莊裏的孩子。
愛搖唱片停產，愛搖論壇下架，愛搖雜誌停刊，它生過，它活過，它火過，它死了。
2011年，萬青專輯北京首發式，愛搖新老編輯齊聚一堂。酒吧啤酒宴上，我和愛搖的小員外土撥鼠侃侃而談，他一遍遍向我闡述他的苦衷，在職編輯齪齪候在一旁靜靜聆聽。兩天後，愛搖幫回石家莊，三天後，齪齪跑了。
愛搖幫的故事，講不完的，其純真、衝動、荒誕、醜陋，無不映射當今中國地下文化產業的德行。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愛搖幫沒有一個人否認自己對這個根據地的感情，有些人逃離一段時間後重新回到莊裏，比如老孫這樣的，有些人在落幕後依然不求回報地經營着愛搖微信平台，比如一個姓段的孩子。
我們老讀者心裏，愛搖的結局，非時代之過，不過是經營者的視野及能力有限罷了。愛搖這個曾經最大的公知刊物，和所有公知的命運一樣，勇敢地抱怨，只剩下抱怨，抱怨無力，一鬨而散。我從不否認抱怨的必要性，但我看不起當代大多數的公知，在“抱怨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上，這幫人的認知能力導致他們往往只停留在“抱怨”，另外兩個，不會了。公知們心知肚明，這個世界不鳥他們，他們也無法左右這個世界，能夠左右這個世界的，是龐大的軍費開支，是咄咄逼人的跨國資本，是愚昧麻木的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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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們三十歲了，也到了愚昧麻木的年紀，生理上心理上，他們註定不再像二十多歲時那樣滿載熱血，鏡花水月式的理想一旦流逝，現實便開始一點點吃掉他們。
最先張口吃人的，是父母大人。文藝青年們成功逃離了故鄉，逃離了職業，卻逃不開一縷親情。親情，暖，暖得像四月的一片陽光;親情，重，重得像山腰的那塊濕雲。父母年紀大了，兒女們無法陪在他們身邊，父母對下一代的婚事望眼欲穿，兒女們則嚮往着不一樣的人生。這很像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愛情，愛得熱烈，卻也不甘相守。
我常對學弟學妹們説，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與父母的代溝空前絕後。父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人，有些還經歷過階級鬥爭，而我們是讀着日本漫畫看着美國大片長大的，換句話説，我們是新中國西化的第一代人，不可能與父母存有相同的生活觀價值觀。誤會、曲解、衝突，在所難免，即使做了十足的溝通，也不要指望父母從心底去理解你。
文藝青年面前的這條代溝，更加深邃，分明是條越不過的鴻溝。據一份官方報告透露，中國25歲至35歲青年羣體，有過被逼婚經歷的人達六成，30歲以上被逼婚者，不同程度存在抑鬱。我們有足夠理想相信，文藝青年是逼婚大潮中第一波抑鬱的人，他們都是唯美主義者，他們或許對物質生活不擅長、不關心，精神格調一定高得離奇，所以你能見到的30歲以上的單身人士，多半有着文藝傾向，文藝傾向的他們，迷戀癲狂，迷戀孤獨，渴望幸福，又不齒主流的幸福方式，他們的一生都在浪漫與現實中飄蕩。
2012年，父母逼婚達到高潮，一個季度回家一次的我整整一年不敢回家。父親揚言，只要我回家，就把我關進鐵籠子，拜了天地進了洞房，再放我回京。
下半生的父親不是一個易怒的人，他的話不由得不信。於是我想到了自殺，我沒開玩笑，我真的開始盤算自己的自殺方式。我從公司弄到兩瓶汽油，灑滿牀單，準備從容涅槃，但我隨即想到，我同別人合租啊，我不能因為自己一人的好事搭上他們的無辜。我打開凌晨的窗，幻想空中的身姿，幻想落地後的狀況，小區早上有很多老人遛彎兒，也有很多小孩子揹着書包上學，他們見到我的死相，怕是要噁心半輩子。
文藝青年不怕死，只怕死得太難看。我資本有限，實在找不到漂亮就義的途徑，只得乖乖買了回家的車票。回到老家，無人提及婚事，返京車站，父親告訴我，他事先在家族中開了會，他告誡所有人：“孩子也不容易，讓他好好過個年。”
晚7點，故鄉的發小來電：“你只比我小一歲啊，可不能再拖了，咱可三十多了。”我回説：“嗯，沒拖，你放心吧。”
晚9點，故鄉的父親來電：“你個人的事怎麼樣了，可不能再挑了，咱條件本來就一般。”我回説：“嗯，沒挑，你放心吧。
晚10點，我昏死過去，接着父親去世了，母親孤苦伶仃，我把她接到北京與我相依為命，她在街邊認識了個賣炒麪的女孩子，拉回來，義正嚴辭地要我娶她，我應下，婚禮很快結束，新娘子將我牽至牆角説道：“你真不認識我啦?我是你十六歲讀私立中學時坐你後面啃饅頭的那個姑娘啊，後來在廣州上吊的那個，我沒死，我花了點錢把魂魄附在這個女人身上了。”
我冒着冷汗睜開眼，凌晨3點，一片漆黑，周圍靜悄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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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説起來，16歲到32歲，我只愛過四個女人，其中三個是文青，如今都已嫁做他人婦，剩下的那個並非文青，愛不愛我也不是我説了算。
最刻骨銘心的，永遠是不愛你的那個，對於我來説，就是當年讀大學時追過的中文系姑娘，我追她，她嫌棄我，就此作罷。我曾經用最惡毒的語言將她寫進已發表的散文《我的大學》裏，她卻並不為此生氣，她告訴我，我所有的文章裏，她只愛這篇。
出於道德壓力，我與她的聯繫僅止於網絡通訊，且間隔數月。她發音樂來，發詩歌來，發美術作品來，她31歲了，依舊是那個熱衷文藝的姑娘，依照她的説法，詩歌、美術、音樂，還有我，是她現在唯一可以逃離現實的東西，她渴望着有那麼一天，我會去找她，只要我許下承諾，她就可以看到遠處的光明。
我想我這輩子總會再見到她，但我不敢對她做出她想要的那種承諾。一個姓孟的老師跑來請我吃飯，期間説：“不要去見這個女人，除非她離婚後你能娶她。” 撥片在愛搖幫的一場婚宴中與我同坐一處，期間説：“憑什麼呀?她當年那樣對你，有出息沒出息啊你，換作是我，我要恨她一輩子!”
是啊，不要讓一個女人恨你，她會恨你一輩子，也不要讓一個女人愛你，除非你能娶她。這是個多麼諷刺的故事，簡直比文藝青年的理想還要諷刺，已經結婚的人，對幸福的感知只剩下了藝術，被逼婚的人，因為藝術而得不到理解。2009年，我愛過一個叫黃小夜的姑娘，她對我説：“我們在一起，只要有書讀有音樂聽就行了啊。”2011年，同一個黃小夜説：“很奇怪，以往喜歡的人，再見面，一點也喜歡不起來了”。文藝青年黃小夜長大了，這是現代女性應該順從的人生軌跡，可憐的中文系姑娘，她卻不肯長大。
可話説回來，長大真有那麼好嗎?我們都已經長大，才發現長大後不過如此，那些值得我們玩味的東西，包括勇敢、痛楚、衝動、絕望，統統是過去的事情，現在和未來，迎接我們的只有愚昧與麻木，如果一個文藝青年的文藝生涯註定結束於長大，那還是不要長大的好，因為鏡花水月，總好過百無聊賴。
抑鬱症捲土重來，夢魘捲土重來，凌晨3點，我再次騎上那座牆頭，透過濕氣向遠處望去，那裏站着成堆的文藝青年，包括年輕的自己、年輕的撥片、年輕的老孫、年輕的楊四郎、年輕的黃小夜、年輕的中文系姑娘，我大聲對着他們疾呼，告訴他們，我跟他們一樣，依舊在看David Fincher的電影，依舊在聽Guns N' Roses的專輯，依舊在相信那些傻傻的自由主義哲理，這些東西感動着我們，我們甘願被這些東西感動，我們的靈魂本不健全，我們有着充足理由去拒絕那些健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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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藝術，感謝所有令我們感到過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