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如果我問您：華夏文明，輝煌燦爛，但它的源頭卻從西方傳來的，您同意嗎？您相信嗎？
如果我告訴您，一百多年前，中華文明“西來説”幾成定論，眾多學者如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翁然贊同，殊無異詞”；清末民初的小學課本均持此説；袁世凱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歌”歌詞中就稱“華胄來自崑崙巔”。您一定感到不可思議，是嗎？
如果我再告訴您，促使這一“定論”發生革命性“逆轉”的，是我們齊魯兒女腳下的這片大地上曾經的輝煌文化。當然，隨着時間長河的波濤，它們都被湮滅於地下。1928年，一位山東安丘籍的年輕考古學生吳金鼎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朝眼前的一個土堆投去不經意的一瞥，這一瞥，如同石破天驚，引發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考古第一案”，由此開始，一批又一批學者在齊魯大地上進行着苦行僧般的發掘，消失幾千年的“海岱文化”重見天日，併發出熠熠光輝......您自豪嗎？您欽佩嗎？
是的，我們活在當下，腳下卻是星羅棋佈的文化遺址負載着我們，也負載着這片土地輝煌的過去。
稍安勿躁，讓我們的目光走向時間的深處。
二
在古代文明起源問題上，素來就要兩派不同的觀點：一元論和多元論。
一元論所依據的是所謂的傳播學理論。他們認為，在物質條件非常簡陋的遠古時期，文明的發明與創造都是十分困難的。世界上許多的文化發明和創造成果都是由一地發明和創造後，從一箇中心向四周不斷傳播。世界各地各民族都與這一“中心文明”存在着親緣關係。與此相反，多元論則認為，由於人類生理和心理的一致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發展到一定的社會階段，需要某些生產生活技術時，這些技術就會在兩個或兩個以上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被髮明出來。各民族古代文明的相似性，只能證明人類在適應自然、改造自然這一點上具有共同的思維和行為能力，而不能説明他們是彼此影響的結果。
這本來是一個學術性的課題，完全可以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和爭鳴。但可惜，由於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擴張，世界文明的一元論變成了“西源論”：亞非拉各洲等非西方國家的文明都是受到了西方早期文明“啓示”和影響的結果。這顯然是殖民主義者為他們的侵略擴張做的赤裸裸的辯護。
欲滅其國，先亡其史。曾幾何時，那些藍眼睛、大鼻子的歐洲“學者”們用骨子裏的傲慢與自負，到處去考古，去挖掘，然後用這些“成果” 向當地人作威赫式的炫耀：瞧瞧，你們是一羣未開化的“愚氓”，你們的歷史一片空白，僅有的文明還是由我們帶來的。怎麼樣，低下頭來吧，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吧，我們又回來了！
於是，那些本來自大自狂的土著們，此刻，面對這無可辯駁的證據，仰望着聳肩的殖民先遣者，露出了自卑的面目：好吧，我們曾經一無所有，現在仍然一無所有，歡迎救世主的到來，拯救我們吧，萬能的主啊！
三
相同的一幕差一點在中國上演。
最早在中國宣揚“西源論”的是那些對華夏文明一無所知的西方傳教士，可以想象，在皇權的威壓下，很快便銷聲匿跡；清末，面對搖搖欲墜的王權統治，面對滿目瘡痍的江山社稷，一批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西方，一是出於自卑之心理，二是反清革命之需要，對“中華文化西來説”大加讚賞，全盤接受。不過，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此説也漸漸失去支持。
真正在中國學術界引起極大影響，並且獲得中外共同支持的“中國文化西來説”，則源於一位瑞典的考古學家安特生。1929年，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的仰韶進行考古發掘，他對於此地出土的彩陶與中亞阿什哈巴德發現的安諾文化彩陶、烏克蘭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以及甘肅一帶發現的彩陶進行了對比後提出，從中亞開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漸接近當代，説明中國陶器製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其後幾年，安特生在陝西、甘肅、河南西部又陸續發現了一大批彩陶，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由西傳播而來的物證。這種彩陶發現愈多，就愈加證明中國文化西來説是正確的。
此時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啓蒙”教育方興未艾，“拿來主義”十分盛行。由於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説”是建立在考古學的基礎之上；加之這位安特生先生，温爾文雅，相對於那些傲慢的西方“學者”顯得更注重“證據”，所以一經提出，便在中國史學家引起極大震動，眾多文化大家欣然接受，並逐漸演變成一種“定論”。
當然，有人不服氣，不甘心，無法接受。但是，他們也感到，要推翻安特生的觀點，最終解決中國文化起源這樣重大的問題，在材料上存在實實在在的困難。要知道，河南、陝西是華夏文化的腹地，而今，腹地被“攻陷”了，要想動搖“西源論”，必須着眼於中原以外的地區，於是，他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具有極深文化底藴的東方——泰山腳下的齊魯大地。
四
1928年夏日的一天，清華學校學生吳金鼎僱了一輛馬車從濟南城出發東行，他的目的地是平陵城，任務是進行考古發掘。雖然烈日炎炎，但望着遠近高低綠意盎然的田野，充滿青春活力的他，興致勃勃，信心滿滿。當馬車路過城子崖時，眼前一個凸出地面、佈滿荊棘的土崗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路溝邊斷崖的橫截面在陽光下一直延續了數米，古文化地層清晰可見。他立刻下車，走上土崗子，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台地似乎呈現出一個小城的形狀，走下高坡，在西面的斷崖上發現了火燒的痕跡，這種痕跡十分古老，只有專業人員才能看得出。吳金鼎在火燒的痕跡上簡單的發掘了幾下，竟發現了貝殼、獸骨和骨墜，驚喜萬分的他憑直覺相信，儘管還不能確定年代，但這是一處原始人類的生存遺蹟。緊接着，他又找到了一把完整的石斧，在遺蹟的最深處，還發現了此前從未見過的漆黑而有光澤的陶片。
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吳金鼎回到北京，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老師李濟。
李濟，人稱“中國考古奠基人”，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及考古學博士，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先生望着那些黢黑閃光的陶片敏鋭的認識到，這些黑陶同原先發現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應屬於另一種文化體系。他甚至不無預感的説，希望由此漸漸上溯中國文化的原始，“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大半了”
很快，一支由中央研究院組成的考古隊進入城子崖進行正式發掘。
城子崖考古發掘對中國的考古學發展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考古學家們第一次運用了考古地層學的理論方法，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關於田野考古的報告——《城子崖》，因而，這次考古發掘被稱為“中國考古發掘第一案”。
五
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給我們帶來了求仁得仁的驚喜，並由此引發了中華文化源頭的大討論，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源説”的根基，曾經的“定論”發生了重大轉折：
——通過對發掘出的器物進行研究，專家判明，這處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遺址，距今5000——4100年，是一種從未被發現的文明。根據城子崖所處的龍山鎮將之命名為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從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黑陶，薄如紙、黑如漆、亮如鏡，望之似金，叩之如磬，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評價説“這是四千年前人類的巔峯之作”。
——除了城子崖遺址，通過專家多年的努力，又先後發現了多處龍山文化遺址，甚至可以説，龍山文化遺址遍佈全省。河南、山西、陝西及東北地區也陸續發現了類似的文明遺址，專家們把它們分別命名為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山西龍山文化，而山東龍山文化則稱之為典型龍山文化或海岱龍山文化。
——1959年，考古人員在泰山以南發現了距今7000——6000年的新石器文明遺址，為龍山文化找到了源頭。
縱觀整個龍山文化研究，其結論清晰而有明確：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是源於海岱本土的民族文化。
在龍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時，考古人員對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發現：彩陶文化亦是起源於本土，又向西逐步擴展，直至甘肅、新疆，與安特生所説的線路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向。值得玩味的是，安特生本人後來也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重要更正。至此，“中國文化西來説”在國外雖尚有一定市場，但大致上已經偃旗息鼓。
古史茫昧而多姿。黑格爾曾説“智慧的貓頭鷹黃昏才起飛”。無論是自然領域還是社會領域，偉大的發現往往最後才形成。這是因為空間和時間是有限的，人類自身的認識卻是無限的，所以，只有經過能力的提高，技術的發展，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才能不斷深化，事實才會從層層歷史的淤積中被挖掘和剝離出來。我們應該感謝吳金鼎、李濟諸先生，感謝深埋在地下的黑陶，讓我們認識了一個偉大而陌生的文明。
對“海岱文化”愈是知之彌深，對中華文明便愈是仰之彌高！
六
從吳金鼎發現城子崖遺址到現在已經近100年了，儘管李濟先生所預言的中國黎明期歷史並未完全解決，許多問題仍不甚明瞭。但我們把目光從歷史的深處回望腳下這片齊魯大地時， 驀然發現，對於中國文化起源問題，我們不再自卑了，不再敏感了：讓學術的迴歸學術。
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文化自信！
留給我們的問題只有一個，象創造了海岱文化的先民們那樣，砥礪前行，在齊魯大地上再創造新的輝煌！
壹點號朱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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