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倫坡，我們都躲不過斯里蘭卡的“破產”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羅瑞垚，原文標題：《在科倫坡，我們都躲不過斯里蘭卡的“破產” | My City in 2022》，頭圖來自：作者拍攝

上個月，再回到科倫坡的時候，我第一次看清了從機場到市區的風景。科倫坡像是海洋和森林夾縫中的一小塊飛地，在濛濛細雨中，車窗外一閃而過的行人彷彿都在竊竊私語。 

這是我第三次到科倫坡。前兩次抵達時都是深夜，我對機場到市區的路線完全沒有印象。盯着路兩邊層層疊疊的樹木，這個我住了半年多的城市顯得有些陌生。登機前，新聞的頭條是“斯里蘭卡的燃油只夠全國用一天”，我以為迎接我的會是空蕩蕩的街道。 

然而情況卻並非如此，街上的車確實比以前少，但也並不是特別明顯。在核心的路段，甚至還有點堵車。不過，好像沒看到幾輛公交車，去機場的大巴也似乎停運了。 

這一趟大約40公里的路程，我付了4000盧比（約合人民幣74元）。在我離開時，這一趟只要1800到2000盧比，但因為斯里蘭卡盧比兑人民幣的價值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縮水了近70%，對我來説，價格漲得還不算離譜。但那些斯里蘭卡的普通人呢？我想起在航站樓外看到的一個年輕男生，他穿着襯衫和皺巴巴的牛仔褲，手裏捧着一束小得有點寒酸的花，緊張得搓着手。 

他是在等待素未謀面的網絡戀人嗎？他付得起這往返8000盧比的出租車費嗎？如果不能，他又是怎麼到機場的呢？騎摩托車？甚至是自行車？我迅速腦補了一出艱苦追愛記。 

我離開的這些日子，房東阿努拉達幾次問我何時回來，要提前為我預留房間。我看他的客房安排似乎很滿，就以為情況可能不像新聞中描述得那樣嚴重。到家後，阿努拉達出來迎接我，臉上一直帶着大大的微笑，告訴我現在已經不怎麼停電了，最多停兩三個小時。我走之前，每天要停電十幾個小時。他還花四十五萬盧比給廚房裝了一套櫃子和一台抽油煙機，把煤氣灶台換成了電磁爐。

我主動跟他説，如果他想漲房租，我非常理解。他露出了非常不好意思的表情，沉默了半天才説出了一個數字。雖然漲價了20%，但因為盧比貶值，對我來説反倒便宜了不少。“這是我特意為你買的。”他指了指油煙機，然後笑着從櫃子裏拿出一個竹筐，裏面是我的生抽、醋、料酒之類的瓶瓶罐罐，走的時候，我本來讓他放在外面給其他客人用。之前做飯的時候，我只能開着窗户通風，阿努拉達告訴我，每天晚上他都能聞到我做飯的味道，“聞起來非常香”。 

傍晚時分，我去附近的小賣部買點簡單的食材，突然“啪”地一聲，停電了。店主熟練地拿出充電燈和手電筒，摸黑為顧客取貨。我心裏“咯噔”了一下，在那一瞬間，我才到了新聞中的斯里蘭卡。

小賣部在停電後摸黑營業  

暴風雨前

我是去年九月來的科倫坡。當時，我和布老師分隔兩地快半年，我在國內，他在印度班加羅爾，印度剛被德爾塔變種席捲，我們又還沒有領結婚證，在疫情和中印僵局的雙重影響之下，短期內都沒希望見上面，只能我想辦法出來。 

科倫坡是一個看上去不錯的選擇。2019年，我們和班加羅爾的同事們一起來斯里蘭卡團建，大家都對這個可愛的小島讚譽有加，“就像是高配版的南印度”。過去的三年裏，我的工作也一直和南亞有關，這裏氣候宜人，又有很多中國人，簽證問題不難解決。科倫坡到班加羅爾只要一個半小時，即使是疫情期間，也每隔一天就有航班，他過來也很方便。 

我們買了同一天晚上的航班，到達時已經接近午夜。當時，斯里蘭卡正因為德爾塔變種的肆虐而實行宵禁，打過疫苗的外國人入境，需要由酒店閉環接機，到達後先做一次核酸，結果為陰性即可自由活動。我們定好行程，直接去南部的海濱小城加勒。 

出發前，我還半信半疑地向酒店經理確認，遊客真的可以在宵禁時自由活動嗎？他自信滿滿地回覆：“放心吧，宵禁只針對本地人，不針對外國人。” 

果不其然，我們騎着摩托在路上遇到交警，他攔下我們要看駕照，看到我的臉之後，又揮揮手放我們走了。那半個月裏，從前熙熙攘攘的加勒古堡和美瑞莎海灘都幾乎看不到其他遊客的影子，我們獨享着那一刻的海風和落日。因為遊客稀少，我們還以5000盧比（當時約合人民幣156元）的超低價格租到了一週的摩托車。

空無一人的加勒古堡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斯里蘭卡似乎處在一種“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經濟危機的預警信號隨處可見。 

首先是大量的人失去工作或被降薪。酒店的服務員達哈姆西拉（Dahamseela）告訴我們，新冠疫情發生後，酒店只保留了20%的員工，而且他也只在酒店有客人時才來工作，收入不到疫情前的三分之一。斯里蘭卡的旅遊業直接或間接僱傭了近40萬人，他只是其中之一。 

我們退房時，酒店經理希望我們用美元付款。他説：“斯里蘭卡的外匯不多了，盧比購買美元非常貴。”但因為我隨身攜帶的美元都已經在機場換成了盧比，他最後還是同意我們用銀行卡支付。當時，人民幣換盧比的匯率已經跌到了1:32，而2019年我來時大概是1:20。 

我那時以為，隨着新冠疫苗的普及和全球疫情的好轉，這種困境將會有所緩解。斯里蘭卡的政府也是這麼以為的，所以才迅速打開大門迎接遊客，期待遊客帶來的外匯能解燃眉之急。在斯里蘭卡旅遊協會的首頁上，寫着這麼一句話：“我不會放棄斯里蘭卡，你也不應該放棄。”我看着這句話，想起和達哈姆西拉告別時他臉上的一絲失落，覺得有些心酸。 

另一個信號是糧食短缺。當時，“斯里蘭卡政府宣佈糧食緊急狀態”的新聞登上了國際媒體的頭條，有幾個朋友問我，你還能吃到飯嗎？雖然因為遊客稀少，只有大約一半的餐館開門，但吃飯倒也不是問題。更何況，作為一個手持外匯的外國人，我確實很難感覺到物價的漲幅。 

直到我在科倫坡買到了一公斤22塊人民幣的番茄，我才真實地感受到了食物價格的飆升。這是超市裏進口番茄的價格，但據新聞報道，基本的食材比如大米、豆子、奶粉等價格也漲了近一倍，窮人已經開始每天減到兩餐。而食品價格飛漲的原因，一是因為斯里蘭卡的很多基本食材靠進口，全球疫情和外匯縮水都直接影響了食品價格，此外，斯里蘭卡政府為了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用化學肥料的國家”，在四月份宣佈禁止進口化肥，突如其來的“綠色革命”讓農民無所適從，在春耕種減少了種植面積，國內糧食預計將明顯減產。

為了瞭解化肥禁令的影響，我在11月去了一趟斯里蘭卡中部的康堤。康堤也是斯里蘭卡主要的茶葉產區，周圍有很多茶園，茶園裏的勞工多是少數族裔泰米爾人。

康堤茶園裏的採茶工

在那裏，我遇到了突突車司機阿杜拉（Athula）。他的突突車上貼滿了自己和遊客的合照，最中間的是他和一箇中國姑娘。我包了一天他的車，讓他帶我去逛茶園，他告訴我，我是他快兩年來遇到的第一位外國遊客。逛完茶園，他還熱情地帶我去了康堤的幾個寺廟，賣票的人也和他打招呼，説兩年沒看到他來了。臨別時，我安慰他，我在來的路上遇到了一個歐美的遊客團，也許遊客很快就會來到康堤了。 

遊客確實來了。聖誕節假期，布老師又從班加羅爾飛到了科倫坡，我們在海邊上了幾節衝浪課，沙灘上滿是攜家帶口來度假的歐美遊客。跨年夜，美瑞莎海灘的人羣摩肩接踵，大家唱歌跳舞看煙花，我們甚至沒能找到一張空桌子吃晚飯。當月，斯里蘭卡有近9萬名遊客入境，已經恢復到了疫情前的約一半。 

我想當晚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樣，有着一種虛假的希望。2021年的最後一天，我們在旅社裏和兩個英屬澤西島人、一個韓國人、一個蘇丹裔英國人打了一場牌。韓國姑娘也是在疫情近兩年後，第一次和英國男友在斯里蘭卡見面。

新年，似乎帶來了一點新可能。 

蚊子與壁虎

我的生活也有了一點新可能。今年1月5日，我和布老師回到了科倫坡，在房東的見證下，在一間小小的民事登記辦公室拿到了一張斯里蘭卡的結婚證。 

登記結婚這件事，我們已經想了很久。我因為疫情困在印度時，我們就在班加羅爾嘗試過，但最終沒能搞定那些錯綜複雜的文件。這次來斯里蘭卡，我們打算嘗試“曲線救國”，在這裏領個結婚證，之後能辦簽證時再一起去印度或者中國定居。 

領教過了印度基層政府“辦事不照章，完全看運氣”的風格之後，我們預計到斯里蘭卡也大概如此。所以，我們在正式的登記前，必須要先去附近的民事登記辦公室問清楚，這個登記官他需要我們提供哪些文件。因為不懂僧伽羅語，於是我邀請阿努拉達陪我走一趟。沒想到趕巧，附近的登記官正好是他妻子的熟人，於是在1月5日這天，我們在阿努拉達和希瑪莉的見證下領到了那張手寫的僧伽羅語結婚證。

（閲讀相關故事：《我和印度男友決定在疫情時結婚，最終到了斯里蘭卡才能登記 》 ）

本來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他們卻成了我們人生大事的見證者。當初在科倫坡匆忙找房子的時候，我怎麼也想不到這一天。 

去年九月，我在要從加勒回到科倫坡的前一天，開始給看好的幾間愛彼迎民宿房東發消息。讓我始料未及的是，因為新冠疫情，找房子並沒有那麼簡單。有的房東回覆説因為疫情不再接客，有的根本石沉大海，無奈之下，我又開始重新篩選最近接過訂單的房東，就這樣找到了阿努拉達。他爽快地説可以隨時來。 

他家的客房倒是讓我很是驚喜。房子是一棟三層的獨棟住宅，位於一條幽長的小路盡頭，雖然離市中心有大概二十分鐘左右的距離，但從社區的環境就不難看出，住在這裏的都是生活優渥的中上階層。我在一樓兩間客房中選了一間，阿努拉達和一家人住在樓上。

房東的小花園

房子的背後是一個小花園，長着兩顆高高的椰子樹，一排竹子，還有幾顆果樹，旁邊是一個小湖。一到清晨，總有幾隻漂亮的熱帶鳥兒到訪，粉色的睡蓮在湖面綻放，輕盈的水鳥在荷葉上墊着腳奔跑。除了風聲和鳥叫聲，以及偶爾從遙遠的鄰居那裏傳來的音樂聲之外，我幾乎很難感覺到其他人的存在。阿努拉達不時在花園裏忙活，看到我時會微笑示意，但大多數時候也是沉默的。 

這種幽靜讓我有點無所適從。回國前，我住在班加羅爾一個擁擠的中產社區，每天從凌晨到午夜，鄰居廚房裏鍋碗瓢盆的碰撞聲、小朋友的嬉笑打鬧聲、阿姨們的聊天説笑聲、野貓打架的凌厲嘶吼聲不絕於耳，我每天都浸泡在熱騰騰的煙火氣裏。 

但在科倫坡，這種煙火氣似乎無跡可尋了。我知道，這大概與我居住的社區有很大的關係。但也不得不承認，温和善良似乎確實是很多斯里蘭卡人性格最突出的共性。住在這裏快一年，我從未聽到過樓上有大聲説話的聲音，讓我在偶爾生氣爆發後覺得格外難為情。一次，我因為雅思成績單沒及時送到、可能耽誤我提交申請時，在電話裏對着快遞公司大喊大叫，掛了電話看到花園裏的阿努拉達，他只是衝我微微一笑，問我要不要喝椰汁。 

這種温和有禮在陌生人之間更加明顯。在印度時，我的東方面孔經常引來饒有興趣的注視，很多時候也會有人主動搭話，甚至有過令我有點不適的玩笑。但在科倫坡，這種陌生人的注視非常剋制，往往是交換眼神後，對方便微笑後移開視線。除非我主動求助，也從未有人開口搭話。 

我只遇到過兩次例外。一次，是我高爾菲斯閒逛，一個年輕的男生走到我旁邊，自稱是附近某豪華酒店的經理，閒聊了一陣就跟我説：“今天我朋友的寶石店有一年一度的超級大甩賣，我帶你去。”我笑着搖了搖頭。因為很多中國人在斯里蘭卡做寶石生意，似乎一些當地人看到我的臉，就覺得我可能是個潛在客户。

還有一次，是在斯里蘭卡北部的賈夫納，有個年輕的男生騎着摩托車從我身邊疾馳而過，丟下一句帶着笑聲的“嗨，寶貝兒！”我大為震驚，但想了想這裏的年輕人估計也整天看些物化女性的印度泰米爾語電影，又覺得並不奇怪了。

斯里蘭卡北部在加油站等待加油的人羣

領完結婚證之後，布老師也和我一起在阿努拉達家住了大半個月，等着辦完翻譯、認證的一系列手續。沒想到手續剛辦完一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 

1月13日，我們去斯里蘭卡的外交部拿回了認證，下午我突然發燒了。高燒39度伴隨着頭痛和全身痠痛，我迷迷糊糊地告訴他，帶我去醫院檢測一下。我們先來到了家附近的一個小診所，醫生問了我的症狀之後，給我開了一些藥，讓我觀察一下，明天再做檢測。我要求他先給我打一針退燒藥，但他搖了搖頭，説我得的可能是登革熱，不能貿然打退燒針。聽到不能打針，還可能是一個如此陌生的疾病，我坐在醫生辦公室門口的凳子上嚎啕大哭。 

登革熱是全球熱帶和亞熱帶常見的蚊媒傳播疾病，我之前只在新聞裏看到過。因為有個花園和小湖，家裏的蚊子確實很多，我去湖邊站一分鐘就被咬得滿腿包。 

與此同時，房間裏的角落裏也經常能看到壁虎，我本來對這種行動迅速的動物很是恐懼，但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隻小壁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吞下了一隻蚊子，從此我就不太怕它們了，感覺它們在保護我。希瑪莉是一所阿育吠陀醫學院的醫生和老師，知道我得了登革熱，她帶着兒子去花園觀察蚊子，然後告訴我，我應該是被外面的蚊子咬了，因為家裏的蚊子並不是病蚊。

接下來的二十天裏，我在西藥加希瑪莉建議的食療的聯合作用下慢慢恢復了。但沒過幾天，布老師又在回印度前檢測出新冠陽性，我們倆便在樓下隔離了一週，還是希瑪莉給我們問診開藥。 

奧密克戎症狀輕微，與登革熱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我們很快就轉陰了。我本來以為，樓上住有老人，房東心有顧慮也是人之常情，但他們卻對我們盡心照料，讓我感動不已。 

憤怒

我從新冠和登革熱中逐漸恢復的同時，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卻在加速惡化。這一次，像阿努拉達這樣的中上階層和我這樣的外國人也躲不過去了。 

一月底，希瑪莉告訴我們，現在燃氣緊張，建議我們省着點用。而在去年十一月時，雖然燃氣漲價，但多問幾家燃氣公司還是買得到的。進入二月，因為能源稀缺，全島開始經歷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大停電。政府第一次公開承認，已經沒有外匯來購買燃油。 

阿努拉達買了一組太陽能電池，把客廳裏的一個小燈接進了備用電池裏，我的房間裏則有一個充電小枱燈。但停電時無線網也會斷，三月的第一天，我只能連着手機的熱點有驚無險地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線上獎學金面試。我問阿努拉達，停電大概什麼時候會緩解，他告訴我，斯里蘭卡有一部分也靠水力發電，等到四五月份季風時節，雨水一來，應該就會好一些。 

我考慮了一下，買了一張去尼泊爾的機票，打算去喜馬拉雅山徒個步，過兩個月再回來。雖然離開了科倫坡，但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新聞頭條，我看到憤怒的人們走上街頭，在總統辦公室隔壁安營紮寨，持續抗議，要求政府下台。 

等我再回來時，阿努拉達的自救行動還在繼續。他把無線網也接進了備用電池，還花四萬盧比買了一套有機堆肥燃氣裝置，每天往罐子裏裝三四斤廚餘垃圾，就能生產出燃氣用來做飯。他不再開車出門了，只騎摩托車去上班，也不再每月都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他在五升的瓶子裏裝了一桶柴油，只在迫不得已時才會用。

房東的有機堆肥裝置

後花園也明顯荒蕪了很多。阿努拉達告訴我，為了省電，他已經很久沒用割草機了。前幾天，我才見他又回到了花園，用一個手動的鋤草剪和一個吸塵器大小的割草機，一點一點地鋤着草。 

我在科倫坡的生活，也被徹徹底底地改變了。 

打車變成了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六月初時，司機們還在街上日以繼夜地排着長隊，雖然打車軟件上叫不到車，但在路邊等一會，多加點錢還是能坐到突突車。但六月底開始，除了個別印度合資的加油站，整個小島的燃油都售罄了，排隊的人羣散去，路上的車比宵禁時還要少，偶爾有一輛公交車駛過，早就因為車門一側“掛”了太多的人而搖搖欲墜。 

來到科倫坡之後，我第一次過上了真正意義上的“獨居生活”。房東一家住在樓上，除了照面時打個招呼，平時沒有太多交往。我在科倫坡也沒有朋友，大多數時候又一個人在準備考雅思和申請學校，有時候一個月都沒法和任何人有一場超過五分鐘的對話。 

去上游泳課是我生活中唯一能與人產生互動的機會。我早上六點半坐突突車去上課，下課後就慢悠悠地倒兩趟公交車回家。那時候，公交車上坐的都是工人和上了年紀的人，從來沒有坐滿過。但現在，穿着正裝的白領也不得不依靠過度擁擠的公交，曾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掛火車”與“掛公交”的傳説，在科倫坡成為了現實。

科倫坡街頭的公交車

但即使是這樣，斯里蘭卡人仍然保留着他們的温和與禮貌。一次，我從公交車上費勁力氣終於擠了下來，不停地對周圍人説着抱歉，揹包的帶子掛到了一個男生的肩膀上，我奮力一扯，沒站穩晃了一下，他轉過頭來對我説，“你沒事吧？” 

我的感受卻大相徑庭。七月初，我終於收到了英國獎學金的通知，這也意味着，我在斯里蘭卡的生活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只需要等到辦完簽證即可。但在“破產”的斯里蘭卡生活了一個多月後，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憤怒。沮喪和憤怒慢慢堆積，我時常忍不住想放聲大叫。 

在過去的一個月裏，好像一切都停滯了：外賣和打車軟件徹底癱瘓，我只能每週騎着房東兒子的自行車，去附近的菜市場買一次菜；賣牛肉和羊肉的店太遠，以前我可以在網上點單，但現在我只能吃素菜和雞蛋，偶爾想開個葷，只能去必勝客點雞肉披薩；以前每週都可以去看電影、逛公園，現在完全沒有車，游泳就更別想了；沒了外賣，我每天都在重複吃着一樣的食物，有時乾脆跳過早餐，或隨便吃點麥片對付一下。 

航空公司和簽證體檢的診所也因為員工沒法去上班，回應異常緩慢，電話打不通，郵件一週才回一次。一天早上，我餓着肚子，終於等來了航空公司發來的郵件，但卻並沒有回答我上一封郵件裏的問題。我立刻打了電話過去，等待了兩分鐘後無人接聽，我氣得崩潰大哭。 

我越來越與那些在“抗議村”風餐露宿、高聲抗議的年輕人感同身受。説實話，和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比起來，我的問題真的算不上什麼大問題。我有點慚愧。 

在“破產”的斯里蘭卡，那些夢想成為工程師、醫生、出國留學的年輕人，眼睜睜地看着夢想破滅而無能為力；那些剛剛扛過新冠疫情、恢復線下課的孩子們，因為燃油短缺再次告別了同學和朋友們；更嚴重的是那些本來就在温飽線上掙扎的窮人，已經有上百萬人食不果腹。我想，他們一定比我還要憤怒。

抗議現場的民眾為本地政府舉行“葬禮”

7月9日這天，我也去了抗議現場，見到了數以萬計的憤怒的斯里蘭卡人。抗議村到總統府邸一公里的路被擠得水泄不通，還有源源不斷的人坐着卡車、貨車，甚至步行趕來。讓我最震撼的是，抗議示威的並不只是年輕的男性——就像我們在很多時候看到的那樣，現場有手挽着手的銀髮夫妻，有懷裏抱着寶寶的年輕夫婦，還有很多年輕的女大學生。 

這就意味着，他們也和我一樣，認為這是一場和平、安全、正義的運動，跨階層、跨社區的人們聯合起來，公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在腐敗的家族政治和席捲的經濟危機中，他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想尋求改變。

在必勝客，一名食客在觀看總統府被佔領的新聞

從抗議現場回去的路上，路上幾乎看不到一輛車，都是成羣結隊步行回家的抗議者。我先和一個名叫“幸運”的中年男士結伴走了幾公里，他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七八十年代時斯里蘭卡的駐華大使，他五歲前都住在北京。我們分道揚鑣後，一輛小貨車停在了路邊，招呼順路的抗議者上車，我又抓着貨箱擋板，半弓着背站了幾公里。之後，又幸運地找到一輛突突車，我和一對年輕情侶拼車回到了家。 

我在科倫坡的生活也正在逐漸靠近終點站。我曾想，我和科倫坡就像是在風暴中遇見彼此的兩個人，危機中互相取暖。我在這裏短暫停留，等來了人生下一步的轉機，這座城市對我來説也有了一分特別的意義。 

但應該是我一廂情願吧。我只是這座城市幾百萬人中的一個過客，我走了，它仍然會安靜地躺在印度洋與森林的夾縫之中，等待着渡過它的危機。或許，向下一個像我這樣的夾縫中人敞開懷抱。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羅瑞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