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不能擺脱原生家庭帶來的影響。當我們帶着這樣的眼光去閲讀文學作品時，更會有不一樣的發現。作家張煒在這一篇與文學史上偉大作家們的心靈對話中，以敏鋭的目光打量着他們心靈世界的叢林與峯巒，溝壑與激流，洞悉着分析着他們真實的人生體驗與虛構的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特別關注他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與父親、母親相處的人生經驗，慈愛與冷漠，糾纏和偏執，壓抑和反抗，傷害與慰藉，稚嫩的心靈浸沒在親情冷暖人性明暗的渦流中，這些經驗伴隨着他們的成長，日積月累地匯成洶湧的動力，推動着他們去虛構和創造一個超越於日常生活之上的文學的世界。
——編者
作家一生都在寫兩封長信
作家的一生如同在書寫長信，有的投向具體的目標和地址，但大多漫無邊際。他向社會或某個羣體講述一些事情，用各種口吻、説各種故事。
仔細看作家的傳記，便會發現那些傑出的作家，通常擁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人們常常講“嚴父慈母”，雙親對於後代的成長當然是至關重要的。母親是慈愛的，所以通常孩子依戀母親而害怕父親。父親充分體現了“規矩”，體現了人的社會性，而母親則有更多的自然屬性。“慈母”和“嚴父”這兩種角色，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社會功利與心靈自由的劃分與概括。
卡夫卡三十六歲寫下致父親的長信，其中剖白自幼對父親的感受，寫得那麼長，那麼細微，那麼真切動人，卻最終沒有勇氣寄出。三十六歲，意味着已經完全成熟了。可是他還念念不忘童年時期父親的“傷害”，還在痛苦地傾訴。他對父親寫道：“你其實是個善良仁慈的人……但並非每個孩子都具有堅韌的耐心和無畏的勇氣，都能一直尋覓，直至得到你的慈愛。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來塑造孩子，即通過力量、大叫大嚷和發脾氣。”他在信中細數了父親施予的體罰，還有得到一點關愛時的激動心情。在一般人看來卡夫卡太過認真了，近乎鑽牛角尖。
在父子關係上，即使是人到中年的卡夫卡也仍然無法超越，無法釋然。他的這封信是對“嚴父”的反抗。但仔細想想，似乎還不止於簡單的對“父親”的反抗，其潛在意義也許更大，他反抗的是“父親”所代表的社會，即社會功利和社會規範。那種極其巨大的，與自由天真的童年難以相容甚至是有些陌生的東西，實在對孩子的成長，對人的天性構成了壓迫。卡夫卡太敏感了，壓抑的感受也就特別深刻。他自己寫信的時候也許沒有意識到，這裏的“父親”不僅僅代表一種血緣關係，而是其他的一切。其實從卡夫卡這封著名的信中，我們可以找到他作品中的無盡隱秘。他的反抗性和一種難言的對於社會陌生力量的恐懼，都在其中了。他的了不起，在於將這種強大的不妥協精神，這種一定要説明白、要傾訴和追究辯解的執着，一直進行下去，並且一生強勁。這種力量是不竭的，最終形成了強大的內在推動力。這種獨特的糾纏和偏執，通向的是詩與思的深度與高度。
如果將作家的全部文字看成是一篇篇通信或對話，大概在潛意識和意識中，寫給父母的最多。海明威一生都沒有原諒母親，甚至認為她對父親的死也負有責任。他一生寫下的信件，很多都談到了對母親的感受，有時到了刻薄的程度。他指責母親的生活奢侈導致了父子二人的不幸。而海明威敬佩父親，對他自殺的結局沉痛而又驚懼，更有費解。從他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他不斷用作品來證明自己的勇氣，最後竟然也像父親那樣舉槍自盡。在最後的一刻，他肯定想到了父親。這是殘酷堅毅、無比執拗的一種父子對話方式，是一封長信畫下的最後一個句號。
哈代的母親是一個打掃衞生的女僕，對作家的童年影響至深。哈代生於英國西部鄉村一個石匠家庭，一生中除了在倫敦短暫居住五年，其餘時間都在鄉村小鎮度過。我們從哈代的書中讀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吃苦耐勞的女性，肯定有母親的影子。哈代通常被認為是寫大地的聖手，可是與大地有着同樣意義的女性，也是他作品中最出色的形象。熟悉哈代作品的讀者，很容易就能歷數那些女性的名字。
被認為是“作家中的作家”的博爾赫斯，因為患有家族遺傳疾病，自年輕時就雙目弱視，後來就失明瞭。他需要母親的照顧，母親既是他的引路人，又是身邊最可靠的朗讀者。母親領着他的手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些花團錦簇的文字中。博爾赫斯後來做了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那時候已經完全失明。他感嘆自己悲慘的命運：坐擁書城，卻失去了閲讀的能力。“書籍和黑夜”是上帝同時贈予的兩件人生“大禮”，實在太過捉弄了，但也只得收下。博爾赫斯長於記憶，不停地回想讀過的書，還有母親一直響徹在耳邊的聲音，這是多大的安慰。反覆沉浸在那些文字和場景中，漸漸化為一張文學和生活的地圖，可以精細地撫摸每一條經緯，每一道邊界。
作家蕭紅的父親無情、冷酷而貪婪，她常到祖父那裏尋找安慰。這些童年經歷與後來的離家出走、遭遇的情愛與不幸，也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她的自傳體小説《呼蘭河傳》，或可看成致父母、故鄉和童年的書札。
暴力和冷漠可以造成傷害，愛也可以。作家勞倫斯似乎是用《兒子與情人》《虹》等小説，表達了母親過度的愛所造成的傷害。勞倫斯父親是粗魯的礦工，母親則受過良好教育，父母關係冷淡，母親強勢而刻板，大兒子患病死後，即把愛集中到唯一的兒子身上。勞倫斯用小説治癒自己的童年，觸及了諸多人類心理深層的隱秘與禁忌。
胡適在《四十自述》裏深情回憶：不到四歲時就死了父親，母親作為一個沒文化的寡婦在家族裏苦苦掙扎，身兼慈母嚴父兩職。“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作家一生都在寫兩封長信，分別投遞給父親和母親。寄給母親的温柔而內斂，寄給父親的則是另一種聲氣：男子漢的粗音，是成人的聲帶才能發出的。這聲音足以證明自己。在這逞強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時很難分得清是針對父親本人，還是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
當愛與恨合二為一的時候
契訶夫出生於一個“貧賤”家族，直到祖父一代才贖出了農奴身份。父親經營雜貨鋪，對少年契訶夫嚴厲管束，讓他從小站在櫃枱前不得離開。契訶夫回憶説：“我沒有童年。”我們知道無論幸福或不幸福，人總是會有童年的，可契訶夫竟然直接否認了它的存在，聽起來真是異常悲涼。
《白鯨》的作者麥爾維爾出生於美國的一個移民家庭，他十二歲時父親病逝，他和母親遷居鄉村，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裏。麥爾維爾十四五歲就投身社會謀生，幹過文書、店員、農場工人，最後登上了那條有名的捕鯨船當了水手。
這樣的作家可以例舉很多，他們都有一個艱辛和不幸的童年，傷害與屈辱的記憶跟隨終生。這可以構成人們所説的寫作“素材”，比起其他人，他們有更多的故事要講。但最主要的大概還不是這些，而是更內在的情感張力，是這種生存記憶給予他們的力量。這種力量將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它主要用於反抗。每個人反抗的方式不同，但一定是使用了韌長而複雜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有時未免有些晦澀的方法。這並非是直接的宣言和抨擊，也未施予具體對象，而是比所能想象的還要複雜出許多。
就作家而言，講故事往往是最好也最常用的方法，他們通過它展現出一個無所不包的過程，裏面有人有事，有不幸和歡欣，有人人熟悉的社會與自然元素。也就是這些，包含了作家深長開闊的意藴，裏面有柔和的訴説，有告慰，有難忘的愛，有感激和報答，也有仇視。
這樣的反抗，會是怎樣一種效果？接受者不同，效果當然也不同，這需要感同身受，需要閲讀中的還原力想象力，需要個人經驗的調度。不過無論如何，它是人人都能感覺得到的。作品不僅是直接表達的恨意，還包括厭惡和痛，包括愛的訴説，對大自然的柔情。這一切都是委婉曲折的、綜合呈現的。
記憶太繁複了，一絲不漏地回憶童年和少年經歷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就成了一個極漫長的、分期分批和切割成不同階段的大工作。這種大工作花費的時間大致需要一生。童年的培育、童年的營養、童年的收穫，一個人會用長長的青年與中年，還有老年，來慢慢處理和消化。
童年是用來回應的。作家寫作時羅列大量細節，構造情節和人物，用講故事的方式不斷做出各種回應。這種回應嚴格講就是一種反抗。它不像劍拔弩張的街頭械鬥一樣清晰可見，而是潛在的和深遠的。閲讀反抗，不像閲讀情愛那樣直接明瞭，而常常是隱晦曲折的。整個的一部反抗之書，有時也會讀成一部摯愛之書，原來它們有異曲同工之妙。文學偉大的不可思議的美，就在這裏。它的故事和人物，甚至還有抒情的筆觸，從頭到尾用兩個字即可概括，就是不屈或反抗。
我認識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在業內贏得了名聲。他生在貧窮的鄉間，是被父親從小揍大的，有時父親往死裏打他，這在當地是常見的。特殊的生存，苦難和愛，有時竟要化成這種方式積存起來。這位作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後，到了麥收季節要回老家收麥子。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拔，那種辛苦不是現在的人能夠想象的：只一會兒兩手就起水泡。拔麥子是莊稼人的一關，這個季節沒有多少收穫的喜悦，因為實在太苦了。這位作家拔麥子時，因為麥根的土拍打得不乾淨，被髮火的老父親滿地追打。父親舉着一個板凳，從這邊追到那邊，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會兒。
我聽了這個作家麥地裏被父親追打的故事，笑不出來。我知道這裏邊有些難以言説的東西，我也説不清。不過我知道：他的寫作是不可限量的，這裏可以套用魯迅的那句“戰鬥正未有窮期”，他的“創作正未有窮期”。這個生活場景藴藏了一種特別的倫理關係，有説不清的底層力道，正作用於一個在精神世界遨遊的人。他能夠在這樣的年紀和所謂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之後被追打，而且是在鄉親們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計得不錯，二十幾年過去，這個人非但沒有讓人失望，還一再地引起驚訝。因為他的忍受在繼續，一個長長的被虛榮腐蝕的過程才剛剛開始，還有更深厚的東西藏在心底，這些東西要在心裏鼓脹，讓他繼續難過。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這樣的壓力張力之下他不會漂浮。
凡漂浮和廉價的寫作，往往都是由作者輕飄的生活所決定的，生活對他來説已沒有足夠的重量，心中再無反抗，更沒有不屈，沒有那樣的根，於是不必指望發芽茂長。一個人的情感總是輕鬆自如的，那就只適合寫娛樂片和連續劇。一位好的作家無論有了多麼大的專業成就，多大的名聲，都不會忘乎所以。童年植下的那顆不屈的反抗的種子一直在鼓脹，試圖萌發，讓他不能安靜。他會同情所有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處於不安的人，永遠站在他們一邊。讓他寫一點無關痛癢的文字，會很痛苦。他要揭示真相，要顯示力量，要將他人生早期尊嚴受損的那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補。
傑克·倫敦終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他剛八個月，母親就帶着他嫁給一個貧困的老鰥夫，隨這個人姓。他小學未畢業就開始打工謀生，做童工，甚至做過偷海蠣子的賊，還當過海盜船的水手。他的長篇《海盜》就專門描寫海上冒險。他一生當過的角色真是複雜，什麼工人、流浪漢、大學生、北極圈的淘金者，還蹲過監獄。這是一個被生活蹂躪得傷痕累累的人，所以能夠給我們講出很多屈辱和掙扎的故事。
《堂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一生不幸：他當過兵，殘廢了一隻胳膊；他當過奴隸，冒死逃離又被捉回。他從小一直站在羣體之外，許多時候都是一個猜測者和旁觀者，這使他對生活有一種深刻而獨特的理解。這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幾乎貫穿了終生：他的一生都是倒黴鬼，一生都試圖進入生活的縱深，試圖與羣體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沒有成功。他是窮孩子、傷殘者、奴隸。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將更豐腴的感受、更飽滿的體驗裝入了內心。《堂吉訶德》寫得何等開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處流浪，殺富濟貧，匡扶正義，既是道德和勇氣的化身，又是一個十足的弱者、一個悲劇角色。作者從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內心的強大張力，影響了他一生的認知，也決定了他文筆的色調。堂吉訶德身上凝聚了塞萬提斯無數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變成這個無所不能的義士，懲惡揚善，與不計其數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暢地生活，運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時常自嘲，卻忍住了淚水。這樣的一個小説人物，與作家的真實的生活之間存在何等巨大的對比和反差，同時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處。
英國作家狄更斯因為父親欠債進監獄，十歲開始做工養家，因交不起房租全家都住進了監獄。他在鞋油工場因技能熟練，竟被老闆放進櫥窗裏展示，讓路人像看動物一樣盯視。《霧都孤兒》裏那個貧苦無助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童年寫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個軍醫的家庭，父親購有田莊，個性極其暴躁冷酷，因為虐待田莊的農民而遭毆致死。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軍事工程學校，一生都要擺脱父親的陰影。血緣給他的東西，留下的恐懼，會在人所不知的時刻裏發酵。這其實是一場極特殊極痛苦的釀造。他的代表作《卡拉馬佐夫兄弟》，今天讀來仍然讓人心潮澎湃。這是怎樣的文字，下面埋藏了一顆怎樣特異的心靈，遠不是常人所能接近的。今天的網絡時代，因為各種資訊太多，讓人的閲讀感受常常處於麻木狀態，那就讀它吧，受一次心靈的震撼。
陀氏這一類作品，與現代後現代那些最頂尖的作品、令現代讀者沉迷不已的文字，區別太大了。卡夫卡和馬爾克斯、米蘭·昆德拉征服了多少人，讓多少人佩服，多少人模仿和嚮往。但是讀了《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樣的作品，會因為其中不可解脱的罪感、深深的懺悔、無法言喻的震撼而沉默。這大概是更高一級的文學，直接就是生命和心靈，由它所引起的折服甚至自卑感，必將長久存在。這是網絡時代裏最稀缺的元素，它會沉澱下來。
如果我們將“偉大”這件袍子套在一些絕妙的現代主義作家身上，他們一定會感到不適。這個形容詞形成於古典時期，是為那個時代特製的，直到今天似乎也無法置換。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雨果這一類作家，他們不憚於“偉大”，寬大的袍子也合他們的體量。
《卡拉馬佐夫兄弟》寫出了最複雜的父子關係，還有兄弟之間圍繞原罪、信仰的無盡辯論追究，驚心動魄，令人戰慄。這種深入和誠實以及恐懼，是現代主義文學所缺乏的。關於父親的記憶一定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陷於難以解脱的折磨之中，混合着其他苦難感受，比如那場險些讓他死於絞刑的案件。這陰暗與悲悽的命運融入了他的文學。
恨與愛是兩種不同的力量，當二者合而為一的時候，它才是最有力量的，最無法抵禦的，也是百發百中的。
[2020-08-25][202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