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西方“黑翻譯”陷害的不止華為

近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一句“語錄”：“衝啊，邊衝邊殺，讓鮮血染紅我們的道路。”西方媒體隨之上演了一場以訛傳訛的經典戲碼，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甚至妄言“華為威脅要讓西方血流成河”。然而事實真相是，任正非的講話對象是正在開展技術攻關的華為研發團隊，原話則是一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日常俗語：“殺出一條血路。”“誤會”澄清之後，一些西方媒體依舊不肯認錯，英國廣播公司（BBC）言之鑿鑿地稱是任正非不瞭解英國人，“生活在和平社會半個多世紀的西方公眾”不是都能普遍認同中國商人鼓勵士氣的軍事詞彙。

西方輿論以有意無意的錯誤翻譯來誤讀、抹黑、構陷中國，並非太陽底下的新事，背後反映出十分深刻的軟實力競爭。

第一，將擴張的標籤貼給中國，反映出以己度人的文化偏見。中華民族的性格底色是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在大河流域賜予的天然沃土上，農人只要辛勤付出就會獲得收成，所以不求空間之擴張，唯望時間之綿延。儒家文化向來倡導“文德”，孔子儘管贊成西周滅商是為民請命的大義之舉，但對於不得不使用武力的武王伐紂多少還是持保留態度，孟子尤其對牧野之戰中“血流漂杵”的慘烈場景耿耿於懷。中西方文化在此處便產生了一個關鍵差異——中國重文、西方尚武。作為西方的文明源頭，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受制於肥力不足的半島鹽鹼地和雨熱不同期的地中海氣候，為了彌補糧食缺口只能向外部的農耕區不斷擴張。古羅馬人征服埃及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掠走麪包和麪包師。直至古羅馬滅亡，歐洲形成封建領主制，“領主（lord）”一詞在古代英語的詞源就是“守護面包的人”——生怕別人把麪包搶回去。直到今天，從擴張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一路走來的西方世界，仍然無法理解中華民族的對外關係傳統——“不假求於外”。

第二，以誤導性詞彙譯介中國，反映出指鹿為馬的輿論伎倆。實際上，西方學術界以明知故犯的錯誤詞彙譯介中國，已經持續了數個世紀。美國學者包華石曾做過研究：為什麼17-18世紀歐洲學者掀起“中國熱”與“中國紅”，19世紀起突然轉變為“中國冷”與“中國黑”？熱變冷、紅化黑，都不過是一種貶低他者、抬高自己的“文化政治”，翻譯策略正是用以強化“西方優越論”的某種老生常談。與古羅馬奴隸制、中世紀農奴制的歐洲截然不同，中國自秦代廢除封建、編户齊民之後，主流文化認可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具有歷史進步性。與此同時，中國自古就設置了負責監督吏治的御史台，毫無疑問，這樣的政治功能會消解西方人對於所謂中國專制獨裁的偏見，於是，19世紀起西方學者歷來將其錯譯為用於“審查百姓”的Censorate，而非“監督官吏”的Inspection。近年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學者將中國堅守的“韜光養晦”譯為暗藏殺機的“隱藏力量，等待時機”，背後的輿論動機昭然若揭。

第三，中國形象被扭曲，反映出我們自身存在的軟實力逆差。在美國官方話語中，“軟實力”歷來與“意識形態鬥爭”緊密相連，美國長期在國際規範層面建構某種“軟霸權”，使任何不見容於所謂自由世界秩序的國家都處於一種弱勢地位，很多時候理不屈而詞窮。據統計，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有280個關鍵詞來源於西方。換言之，自20世紀以來，中國的任何一種歷史現象都只能在別人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解釋，好像離開了別人的命名系統，我們就無法理解自己在幹什麼，我們生活的意義來自於別人的定義。然而，漢語與西方語言所代表的歷史文化傳統迥然不同，相互之間在翻譯術語與俗語時，如果不能深入文化與價值觀層面，結果必然詞不達意。因此，中國政府、企業和文化界在與世界互動時，很關鍵的使命是要體現出中國與西方客觀存在的理念差異。唯有儘快彌補軟實力逆差，我們才能夠客觀展示出一個對內親民愛物、對外濟弱扶傾的中國形象，才能夠號召更多國家與中國攜手並肩，超越“國強必霸”的西方大國路徑，構建更加包容、普惠、公平的新型國際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者是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