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黑人弗洛伊德被美國白人警察暴力致死，美國部分地區發生的騷亂，已經上升為整個社會聚焦與爭鳴的問題。如果説新冠肺炎疫情的強勢襲來，是美國史上罕見遭遇的“黑天鵝事件”，那麼弗洛伊德事件及其引發的社會分裂，則在美國有着漫長而複雜的歷史原因。
作者：黃西蒙
與階級綁在一起的黑皮膚
當“五月花號”緩緩駛向新大陸的時候，廣大位於非洲腹地的黑人，恐怕還意識不到自己的命運也將隨之發生改變。然而，等待他們的不是參與北美的拓荒與革新運動，而是比在歐洲為奴更加悲慘與絕望的命運。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北美大陸上最早的黑人奴隸是1619年被販賣而來的，比“五月花號”抵達新大陸還早了一年。這一批黑人只有二十多人，但在此後不久，成千上萬的非洲黑人被奴隸主從歐洲與非洲直接轉運至此，邪惡的“三角貿易”航線逐漸形成。
從進入北美開始，黑人就被打上了“奴隸”的烙印，他們往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給白人奴隸主幹着最辛勞低賤的工作，卻依然被隨意打罵凌辱。這些非洲黑人移民被視為社會最底層的羣體，他們原本在非洲草原與密林中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卻被迫捲入了世界資本貿易體系的構建過程，而他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被壓榨與欺辱的不幸者。
對那些奴隸主而言，黑奴只是動物一樣的商品，根本沒有靈魂，不需要去理解和尊重。因為黑人不佔有必要的生產資料，只能順從白人奴隸主的苛刻要求。而由於缺乏教育與文化，當時絕大多數黑人也無法表達與記錄自己的生存狀況，只能用音樂來抒發內心的痛苦。但與那些常年生存於惡劣環境中的黑人兄弟相似，他們依然有着苦中作樂或自我戲謔的態度，所以早期北美黑奴之間流傳的音樂，大多在短暫的快樂與持久的憂傷兩種情緒之間搖擺。然而，經歷了文藝復興洗禮與冒險精神激勵的歐洲移民們，卻在文藝作品之外，追求着龐大而嗜血的黑奴貿易資本，並通過壓榨黑奴獲得資本的原始積累。
縱觀世界各國曆史，幾乎每個國家在文明早期，都有着漫長而血腥的奴隸制時期（當然奴隸制未必是一種社會制度，我們不必簡單地將某個歷史時期視為奴隸制社會），但像美國建國之前就把奴隸身份與某個種族綁在一起的做法，實屬罕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與起源於歐洲的黑奴貿易有關，但也的確有歷史的偶然因素。正如歐洲移民殖民新大陸屬於人類歷史上空前之舉一樣，大批黑人被販賣到新大陸，並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低賤的社會地位，也是歷史空前罕見的現象。只可惜，這次歷史的偶然造成的，是數代黑人的血淚史，而且這些悲劇的影響延續至今，依然在不時撕裂着美國的社會輿論。
在白人奴隸主的血腥壓迫之下，大量黑奴奮力抗爭，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發生過五十多起黑奴起義事件，其中最知名的當屬1739年南卡羅來納州的卡托起義，在種植園中不堪暴力奴役的黑奴攻佔了武器庫，並與白人軍隊發生激戰。但是，這些抗爭全部失敗了，不僅沒有改變黑奴羣體的命運，反而遭到了白人奴隸主更殘酷的報復與壓迫。很多黑奴不堪壓迫，也無法反抗，只能選擇逃命。
但對奴隸主而言，黑奴是他們不能丟失的生產資料，就如同牛羊牲畜一般。為了鞏固統治，白人奴隸主在1793年制定了《逃亡奴隸引渡法》，以法律的方式徹底明確了黑奴的低賤地位，而且那些敢於反抗與逃亡的黑奴，可以被隨時抓捕與處置。南方種植園主尤其非常需要這樣的“文件”，從此之後，他們更可以肆無忌憚地視黑奴如草芥，可以讓黑奴為他們創造更多物質財富，而自己卻可以始終保持“高等”的階級地位。
當然，美國社會也並非鐵板一塊，隨着形勢的變化，如此法案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尤其是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後，大量讀者為書中善良隱忍的黑奴大叔的不幸命運灑下熱淚，更加劇烈的抗爭也隨之而來。
斯托夫人描寫黑奴命運的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插圖
從南北戰爭到黑人文藝復興
眾所周知，南北方關於是否蓄奴的爭議，最終打響了美國內戰。1862年，林肯總統頒佈《解放黑人奴隸宣言》後，雖然奴隸制並未被真正廢除，但畢竟開啓了保護黑人尊嚴的先河，在當時堪稱極具歷史長遠眼光的壯舉。經過一百多年的世事沉浮，一些心存人道觀念的白人，開始意識到白人對黑奴的壓迫行為是不合道義的。
與林肯在社會層面的改革相輔相成的是一些呼籲廢奴的文學作品的出現。但是，包括被後世譽為名著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也存在較大的侷限性，這些作品只是從人道與同情的立場上呼籲世人關心黑奴命運，卻意識不到這些罪惡產生的根源，更無法給黑奴的未來命運指明道路。斯托夫人的想法是單純善良的，她甚至幻想用基督教的精神來改變黑奴命運，讓基督教會幫助黑人重返非洲家園。然而，當時美國所謂的“新教倫理”本身就是與資本原始積累緊密綁在一起的，它們形成了從資本到文化層面對黑人羣體的全面壓抑。即便是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黑人的獨立之路仍然漫長，雖然他們終於能逐漸擺脱奴隸身份，但在社會地位上距離白人仍有十分巨大的差距。
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早期，針對黑人設置的種族隔離制度，依然在很多方面壓榨着黑人的生存空間。黑人乘坐公交車，不能離開自己專屬的“座位”，黑人去餐廳吃飯，也不能“闖入”白人享有的自由空間。至於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待遇，更是與白人的生活條件相距甚遠。雖然名義上的低賤地位不存在了，但大量白人對黑人的偏見與排斥心理依然長期存在。
然而，隨着城市化與市民階層的崛起，大量生活在小城市與大城市邊緣的黑人，逐漸進入城市的核心區，並在一批受過一定文化教育的黑人作家的帶領下，衝擊着美國白人控制的主流文化場域。其中最蔚為大觀的文藝現象，就是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紐約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也被稱為黑人文藝復興運動。在這片位於紐約哈萊姆黑人聚居區的狹窄土地上，一批敢於直面黑人生存現狀、追問種族差異問題根源的作家站了出來，其中最知名的黑人作家是蘭斯頓·休斯。他認為黑人不能繼續逆來順受下去，而是要爭取與白人一樣的權利與地位，還要鼓勵更多黑人走向文藝創作的道路。
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1902—1967）
作為一位瞭解黑人悲劇命運的詩人，蘭斯頓·休斯對同胞的感情是熾烈的，卻又是節制的，這與那些只是情緒激烈的黑人抗議者不同，也讓美國白人文化圈看到了“異樣的風景”。在詩歌《黑人談河流》中，他憂傷而優雅地回憶着黑人文化如同河流般的蜿蜒歲月，又想到千萬年來文明演化的結果，竟是殘酷的種族隔離與歧視，思想情緒便更加複雜，也讓其詩作始終籠罩着一種哀傷氣氛：“我瞰望尼羅河，在河畔建造了金字塔。當林肯去新奧爾良時，我聽到密西西比河的歌聲，我瞧見它那渾濁的胸膛，在夕陽下閃耀的金光。我瞭解河流：古老的黝黑的河流。我的靈魂變得像河流一般深邃。” 其中寫到的“古老的黝黑的河流”，的確如同美國黑人幾百年來的宿命與抗爭，雖然婉轉綿延，卻依然未能奔流匯入大海，現實的崇山峻嶺還在阻隔着黑人追尋自由與尊嚴的步伐。
雖然這場黑人文藝復興運動很快便偃旗息鼓，但蘭斯頓·休斯等黑人作家還是引起了白人文化圈的注意，並一時吸引大量美國都市居民駐足觀看。在話語權的爭奪上，黑人文藝羣體依然是邊緣的，但僅僅是這一佔據着邊緣的身份，也給過去白人主導一切的文化場域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但是，這些衝擊畢竟是有限的，而且並非表面上“看起來很美”，它並不意味着黑人文化對多數白人構成了吸引力，更不意味着黑人佔據了可與白人文化比肩的文化領導權。正如專注於美國文學研究的華中師範大學張強教授在《哈萊姆文藝復興背後的文化心理》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哈萊姆文藝復興表面上是作為邊緣話語的黑人文化成功對抗白人主流話語的結果，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則是久居都市的美國人對鋼筋叢林、冷漠隔絕的不滿和對田園風光，脈脈温情的追憶與嚮往”。事實上，包括這場文藝復興運動在內的諸多黑人文藝現象，能贏得白人羣體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誤讀”，是久居都市的白人中產羣體想象“邊緣人”的結果。在美國當代社會中，這樣的“誤解”及其引起的分歧，依然長期存在。
漫長的抗爭宿命之路
數百年來，黑人爭取自由與尊嚴的努力從未停止，與之相伴的爭議與正義也始終存在。從馬丁·路德·金的抗爭，到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短短几十年，美國主流社會對黑人的包容度在增加，但反對種族平權者的不滿情緒也更加強烈。
不少被坊間稱為“白左”的美國中產白人羣體，的確具備一定的人道主義情懷，還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同理心，他們理解黑人羣體在社會上遭遇的不幸命運，甚至要把曾是罪犯的黑人弗洛伊德上升到“英雄”的高度。但是，白人羣體中仍有大量站在本階級立場上的聲音，他們或許並不否認黑人維權的價值，但對方一旦危及到自身利益，仍是避之不及的態度。即便是那些自詡為有“同理心”的白人羣體，看到種族問題分歧時，往往也是上世紀紐約城市居民看待哈萊姆黑人作家的態度——想象中的“邊緣人”，看起來是人道的，有同理心的，但最終還是不會脱離自己的階級來看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弗洛伊德之死事件也好，歷史上那些黑人維權事件也罷，其遭受的非議，與黑人在美國曆史上長期被壓迫的命運有關，與他們先輩在幾百年前遭遇的不幸歷史有關。儘管表面上的枷鎖被拿掉了，但不幸的歷史記憶很難消除，社會上長期以來的偏見與歧視觀念依然長期存在。美國社會要修復歷史上種族隔離與歧視造成的傷痕，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在這個過程中，只有更多黑人努力擺脱自己身份上的“膚色/階級”的同構關係，能有更多人躋身高層次的教育、就業等領域，才能逐漸擺脱曾經那些不幸的宿命，這也是看似無聲無息、實則效果最佳的“抗爭”——在這條“抗爭宿命之路”的荊棘叢林中，唯有自強不息的旗幟是不能丟棄的，來自他人所謂的“同理心”恐怕終究只是一面殘破不堪的旗幟。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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