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的台北中華書局 | 鄭培凱

小時候在台北長大，接觸到的第一個書局，就是中華書局，並不是因為看書買書的緣故，而是另有機緣。

父親好友楊展雲（鵬飛）是南部的員林實驗中學校長，每年都要北上，在春秋兩季開學以前選購教科書，就住在台北中華書局樓上的招待所。有次父親帶我去訪友，那時我上小學，大概七八歲左右，第一次踏進中華書局。台北的中華書局坐落在重慶南路，是當時書店聚集之區，離繁華的衡陽路不遠，書局的大樓很有氣派，不過店面有點像衙門，大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假如不是父親領着我，看到那一股莊嚴肅穆之氣，比我家管區派出所還多了一分莫測高深的威勢，我是絕對不敢跨進門檻的。店面不算太寬敞，卻有點深邃，靠牆的書架上灰濛濛的，排滿了書籍，好像都是叢書類的大部頭。店員見到父親，迎接我們上了二樓的會客室，見到了滿面笑容、熱情迎出來的楊伯伯。他們談得很高興，大概説的都是山東鄉親到台灣的近況，我聽不懂，也沒興趣，就悄悄溜出門，到樓下書店去張望。詭異的是，書店裏一個顧客也沒有，店員好整以暇，坐在櫃枱後面，不知是看報紙還是打瞌睡，也沒注意到有個小孩在店裏晃盪。過了好一陣子，父親大概發現孩子不見了，下來找我，把我叫上去，向校長伯伯告辭，結束了我的第一次中華書局之旅。

過了許多年，大概有十年之久，我已經在台大外文系讀書了，才第二次跨進中華書局之門。這一次是來買書的，因為有些中華版的書，別處買不到，想來想去，只好硬着頭皮進了格局未變的衙門。從來不去中華書局買書，是懾於書店的氣勢，總讓人想到關漢卿《單刀會》，關公唱《新水令》：“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暗忖其中是否暗藏了刀斧手，踏進門檻會有生死未卜之虞。當然那只是一閃而過的胡思亂想，不過為了買中華版的書，專程跑到中華書局去，心裏還是有着無限委屈，大有廉頗負荊請罪的感觸，好在書局店員並不知曉我腹誹了十年的恩怨。要買的書都有，店員態度也好，盡着我在浩如煙海的《四部備要》中挑選。我挑了洪興祖《楚辭補註》、沈德潛輯《古詩源》、酈道元《水經注》、浦起龍的《史通通釋》、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還想再挑幾本，沒錢了，只好訕訕而退。

最初鼓起勇氣到中華書局，是想從《飲冰室合集》當中挑幾本梁啓超的著作，誰知先看到了《四部備要》，有我一直想讀的經典。輪到飲冰室著作的時候，無奈阮囊羞澀，口袋裏只剩下乘公交車回家的銅板了，只好下次攢了錢再來。其實我對《飲冰室合集》有興趣，要回溯到童年在中華書局的第一次接觸。我那時在書店樓下晃盪，就看到書架上擺滿了飲冰室著作，心裏聯想的是台北街頭流行的冰菓室。我最喜歡吃的是紅豆四果刨冰，上面澆滿了煉乳，真是美味。書店裏居然有一整套冰菓室合集，令我十分好奇。翻開了看看，卻都是高深的文史研究，高頭講章，看不懂，不過記得了作者是梁啓超。年歲漸長，知道了梁啓超的事蹟，心想他事功之外，還那麼有學問，總要買幾本來讀讀。然而，飲冰室的作品實在太多，我每個月剋扣自己的午餐費，也只能攢個二三十塊，攢了半年也只能買幾本書。

七挑八挑，選了《戊戌政變記》《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回想起來，也真奇怪，都是與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書籍，或許預示了我雖然主修外國文學，最終是要轉讀歷史的。還記得想買《桃花扇注》上下兩冊，因為梁啓超注《桃花扇》主要是史家的考據索隱，對劇中人物按圖索驥，指出歷史與戲劇的重合與差異，非常有趣，透露了他對小説戲曲與羣治的關係，是一直縈繞在心的。結果又是彈盡糧絕，所以還有再訪中華的後續。不久之後，又去了一次，買了《桃花扇注》，同時還買了一本《唐詩三百首詳析》。《唐詩三百首》家裏是有的，會再買一本，當然有原因，是在翻閲之間發現這本作者標為“本局編輯部”的新書，對詩律的分析解釋非常詳細，為他書所不及。直到我1970年去美國留學，才在圖書館中發現，此書原來的作者是喻守真，1948年中華書局初版。這才知道，我在台北中華書局買的新書，原來都是重版的舊作。

其實，我對台北中華書局的印象還不錯，雖然覺得店面像衙門，冷冷清清的，從沒見到“打書釘”的顧客，店員倒是都有禮貌，離得遠遠的，冷眼看着你翻書，不來干涉。青年時期為買書去過這麼多次，從沒起過在衙門裏逛書店的念頭，匆匆而去，買了就走，目的性很強。不過，要買的書都買到了，有些還陪了我走過五十多個春秋，至今還在我的書架上。想到魯迅風塵僕僕，在上海買《嘉業堂叢書》的一些著作，多次吃閉門羹的往事，台北的中華書局對我是很照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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