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威x方維規x孫江x黃興濤x陳肖寒：概念史到底是什麼？
嘉賓 | 沈國威、方維規、孫江、黃興濤、陳肖寒
記者 | 徐悦東
概念史研究到底是什麼？概念史研究跟詞語史研究、觀念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間又有着什麼樣的關係？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算概念史研究嗎？為何當下中國學界的概念史研究會如此流行？
9月18日19:0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聯合新京報書評週刊推出鳴沙史學嘉年華線上活動第二場，邀請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沈國威，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方維規，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學衡研究院院長孫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院長黃興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編輯陳肖寒一起來探討詞語史、概念史的相關問題。
概念史和詞語史有何異同？
沈國威首先探討了概念史和詞語史研究的異同。概念史主要研究概念形成的歷史。在中國，概念史特指研究西方近代概念在中國被接受和普及的歷史；詞語史則研究概念命名的歷史。比如，一個西方翻譯過來的詞彙，需要用中文的語言素材進行命名。其命名的過程需要理據。假如翻譯者以音譯的方法來翻譯外來詞彙，那麼這個詞彙需要一個嚴格的且得到社會承認的定義。這也是沈國威所研究的領域。
概念史和觀念史又有什麼異同呢？英文裏“concept”一般有概念和觀念兩個含義。在中文裏，觀念一般用於描述更大和更重要的內容。概念經過意識形態化後就會變成觀念。比如，自由、平等、共和等概念在中國本土化後，就變成了觀念。
沈國威。
方維規認為，在有些地區，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做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思想史研究。概念史研究範疇比觀念史研究範疇要大，但這兩者本不該被區別對待。
此外，方維規還認為，人們未必一定要通過一個句子來表達概念；人們也可以通過一個詞來表達概念。不過，表達者和接受者對同一個詞所產生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樣的。德語裏的“麪包”和法語裏的“麪包”就不能對譯。接受者對同一個概念也會產生不同的理解。以前，中國人對“democracy”就有各種各樣的翻譯，每一種翻譯都藴含着不同的理解方式。現在，雖然這個詞被翻譯成“民主”，但是在不同地方，大家對這個“民主”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
概念史研究在20世紀末開始在世界上流行。但如今，在新文化史研究當中，概念史研究已經失去後勁。由於研究慣性，西方的文化史研究已快停滯，中國的文化史研究卻還在推進。方維規認為，如果沒有福柯那樣的哲學視野，研究者做出來的文化史研究會很“雞零狗碎”。比如，在西方，一年會出好幾本關於葡萄酒的文化史、巧克力的文化史、黑板的文化史、時裝的文化史的書。文化史本來是對只研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這些歷史研究的反叛。如今做文化史研究的學者，卻往往會忽略其研究對象背後所藴藏的政治、經濟史。
方維規。
孫江對概念史的定義有不同見解。在2008年9月3日，孫江最早在《中華讀書報》發表關於概念史研究的文章時，他還搜不出專門討論概念史的論文。十年過後，概念史研究成為熱點，人們對“概念史”認識也產生出許多歧義。
孫江認為，概念史不是詞語史。在中國，概念史和詞語史卻有特殊關係。德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説，詞語是明確的，概念是多義的、曖昧的。詞語史研究詞和物之間的單純循環。當詞語被注入了社會性、政治性或歷史性的內涵，這個詞就變成了概念。
研究詞語之外的意思是概念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古希臘，與蘇格拉底隔空論戰的高爾吉亞説：“你告訴鄰人的不是存在，是語言中的存在。”概念史研究的是語言中的存在和語言之外的存在之間的關係。
在漢語語境中，學者研究概念史不是研究在同一種語言中概念的演變，而是研究概念的互譯問題。概念到底能不能互譯？法國哲學家芭芭拉·卡桑曾寫過一本《不可譯詞典》，她認為概念是不可能互譯的。但是，近代中國翻譯了許多西方學術概念，在翻譯過程中，中國人對這些概念形成了與原語言不同的理解，即使是不可譯的，對於被譯的事實，哪怕是誤譯，都有研究的意義。
此外，孫江認為，概念史不是斯金納等劍橋學派所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觀念史。2018年，方維規撰文與李宏圖商榷。李宏圖主編的梅爾文·里克特《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這本書試圖調和劍橋學派和德國概念史之間的關係，認為它們旨在應對語言學轉向所帶來的困擾。但實際上斯金納的研究不是概念史研究，他曾公開批評德國的概念史。
概念史研究離不開社會史、政治學和歷史語義學
黃興濤認為，概念是一個“邏輯詞彙”，更強調思維的基本單位。觀念則是思想的基本單位。概念和觀念有不一樣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概念史和觀念史經常會被混淆。
在國內，大家經常把斯金納的思想史研究和概念史、觀念史研究搞混淆。這當然與斯金納喜歡談概念的應用有關。斯金納喜歡談修辭，以及語言的具體情境，這點與概念史研究是相通的。
黃興濤。
如今中國所講的概念史研究，深受科塞雷克的影響。科塞雷克將概念形成的歷史進行了“昇華”。他強調在現代轉型的特定時期，人類社會會出現一大批重大的基本概念，許多傳統概念也會出現變化。因此，學者要研究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被運用的，以及如何影響社會變革的。這是概念史研究的精髓。
科塞雷克的研究提升了概念史研究的思想性，使得概念史研究不僅侷限於語言學，而變成了一種思想方法。這也是如今中國搞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學者，特別喜歡搞概念史研究的原因。近代中國處於一個轉型階段，中國運用了許多西方乃至日本的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對各種重要的概念產生了重要影響。
德國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孫江對此表示贊同。如今學者所研究的概念是抽象的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有着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內涵。因此，概念史既不是詞語史，也不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離不開社會史（確切地説是社會結構史）、政治學和歷史語義學。
《概念史大辭典》的三位編者是布魯內爾、孔茨和科塞雷克。在編撰過程中，布魯內爾基本沒有做什麼工作，他之所以列名在概念史大辭典編者中，是因為他是研究社會史出身的，他的《領地與統治》一書由研究械鬥而始。布魯內爾要打破19世紀後形成的歷史學的概念體系，要將歷史還給歷史。他研究不同集團之間的械鬥，並從中發現了背後所存在法律體系。這種方法為科塞雷克所繼承。科塞雷克寫過一篇《概念史與社會史》的文章，他認為，社會史研究文本背後的情境，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語言與結構。
施密特有關國家的思想，對於布魯內爾的社會史研究有着深刻的影響。1936年，布魯內爾説，任何純粹的歷史問題都是政治史問題。在《概念史大辭典》的編撰上，這種觀點隱藏在冗長的敍述當中。在導論中，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民主化、時間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每一條都與政治有關。
歷史語義學對於概念史研究來説至關重要，有人甚而可以説概念史就是歷史語義學。現在有些學者很想建立起一種歷史語義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試圖從德國社會學家盧曼的社會理論中找到支持，尋找一個驅動、制約人的行為的語義背後的社會結構。
大家知道，《水滸傳》中黑旋風李逵被李鬼打劫的故事。當李逵的斧子馬上要砍到李鬼時，李鬼哀求説他家裏還有九十多歲的老母，殺了他一個人就等於殺了兩個人。李逵因此不僅放了李鬼，還給他銀子。當然，李鬼是騙李逵的。這個故事就反映了以孝為媒介的社會結構和語義結構之間的連接。
黃興濤對此表示贊同。最初，科塞雷克所研究的概念史就是對社會史研究進行一次“新開展”——傳統的社會史研究過於重視社會經濟研究，輕視思想觀念尤其是語言的社會建構作用。當然，科塞雷克也對傳統的思想史研究過於輕視社會性和歷史性表示不滿，這是概念史研究產生的背景。
因此，科塞雷克很強調情境和語境。他更強調學者要研究不同時期的主體，分別基於什麼樣的動機，為了什麼目標，是如何使用概念的。比如，黃興濤很重視“治外法權”這個概念。在中日之間，因為語言不同，大家對這個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在晚清的時候，“治外法權”是促進改革的一個重要概念。晚清時，黃遵憲等人從日本引進了“治外法權”這個概念，就將這個概念變成了動員改革的宣傳工具。他希望清朝能趕緊變法，儘快取消列強的“治外法權”。
但是，在“五四”之後，“治外法權”又成了反帝動員的概念——“治外法權”成了帝國主義的化身和象徵符號。“治外法權” 在本質上變得不合法。這個概念以新的形式服務於新時代。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者要在概念史研究中強調概念的不同使用主體和使用動機，以及概念所產生的功能作用。
中國學者的概念史研究是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這在德國沒有被實踐過
沈國威認為，越是大的概念，越容易發生變化。“大概念”之所以大，是因為它處於意義網絡中心或節點的位置，受到了別的概念的支撐，同時也支配着別的概念。這在認知語言學上叫“知識框架”。
孫江認為，中國學者的概念史研究，來源於德國的概念史研究。中國學者要將德國的概念史研究轉換成中國的知識資源。中國學者所做的概念史研究是跨語境、跨語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其深刻度和複雜度，似乎還沒有為德國概念史所實踐。
孫江。
無論是德國的概念史研究，還是布魯內爾的社會史研究，還是年鑑學派的研究，他們都在懷疑“現代”本身。被“現代”屏蔽的歷史到底是什麼？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學者們都不約而同地去研究中世紀晚期。為何會在中世紀晚期的這棵“大樹”上長出“現代”來？而且，為何這棵“大樹”只長出了一個“現代”，而不是多個“現代”？
因此，概念史研究者要用當時人使用的語言去認識歷史，去發現他們所建構出來的歷史，並將這些歷史在當下的語境中給讀者呈現出來。這也是一種再建構的工作。
孫江還認為，現在搜索手段已被大大豐富，大家很容易能將一個詞的歷史上溯到很久遠。孫江反對這種做法。學者之所以研究這些概念，是因為這些概念對今天的社會政治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學者也要避免具有目的論的概念史研究。
此外，學者還要直觀地從歷史現象中把握歷史，觀察歷史。孫江稱其為“歷史現象學”。恰如看電視，通過不斷切換頻道，才能知道哪個時間段裏到底在播放什麼節目。學者通過本質直觀才能夠把握歷史。
撰文整理 | 徐悦東
編輯 | 王青
校對 | 李項玲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