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二王以後筆法如何流變?本文講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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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學體系對筆法的繼承與改變

筆法是書學中的核心內容,而魏晉時期的筆法在其中是最具高度的。經過歷代書家的自我實踐,筆法在繼承的基礎上又發生了很多衍生。魏晉時期的筆法在經歷唐宋的流變之後,日漸式微。至清代碑學興起,筆法被極大地拓寬,近現代的書家也對筆法進行了新的探索。

唐代是書法史上出現的一次大規模探索筆法高潮的時期。書論在唐代大量出現,其中關於筆法的論述很多,如歐陽詢《用筆論》、虞世南《筆髓論》、李世民《筆法訣》、張懷瑾《論用筆十法》、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韓方明《授筆要説》、林藴《撥鐙序》等。唐代書論中大都涉及“法”的概念,體現了唐代書法的“尚法”傾向,這與魏晉時期崇尚“天然”是不同的。

唐人的執筆以正執筆為主。“腕豎筆正”的概念首次出現在李世民的《筆法訣》中。由於坐具和書寫習慣的改變,唐代的執筆從魏晉的斜執筆變為正執筆。執筆方式的轉變帶來的影響是魏晉筆法中側鋒、絞轉成分減少,更多的是注重中鋒、起收筆的頓挫和提按筆法。

王羲之《蘭亭序》

陸諫之《文賦》

在用筆上,唐人的研究也走向細微化和定型化。相對魏晉筆法而言,唐朝時期筆法走向簡單化、平直化,起收筆加強頓挫且位置固定。如《蘭亭序》中“是”字的筆畫多呈“S”形變化,與前後筆畫之前的連貫筆勢突出;《文賦》中的“是”字則有規範化的定式,筆畫多呈平直傾向。

王羲之《蘭亭序》

《蘭亭序》中的“帶”字中間的長橫轉折之時向下延伸了一小段距離之後才調鋒出鈎,而歐陽詢《行書幹字文》中“帶”字在相同位置卻是加強了頓的動作,並直接提筆出鋒。可見,魏晉時的筆法在唐代變得規範,並被視覺概括和簡化了。

歐陽詢《千字文》

隨着唐代筆法中的點畫獨立性加強,王羲之筆法中的塊面感逐漸消失。唐代筆法因注重單個點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所以,點畫之間勾連之勢減弱,塊面感隨之降低。

王羲之《行穰帖》

孫過庭《書譜》

如《行穰帖》中的“當”字塊面感極強,而《書譜》中的“當”字注重單個筆畫的形狀,空間較為疏朗;《初月帖》中的“山”字筆畫之間的筆勢緊湊,中側鋒並用,筆毫鋪開形成塊面感,而《書譜》中的“山”字則受到定式的影響,加強了“三過折”筆法的裝飾性,塊面意識較弱。

王羲之《初月貼》

孫過庭《書譜》

唐楷筆法的主要特徵,是強調點畫頭尾和折點的頓挫以及用筆的變化。至中唐時期,以顏真卿楷書為代表的提按筆法成為此後筆法的主流。唐代行書受到楷書的影響,形成以提按和強化起收筆的留駐為主的筆法。

邱振中先生指出:“唐代楷書是楷書發展史,也是整個書法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像是一道分水嶺,在它之前,筆法以絞轉為主流,在它之後,筆法以提按為主流。”

顏真卿是促成這道分水嶺的關鍵人物。蘇軾曾説:“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顏真卿的“變法”是針對初唐時期歐、虞、褚等人形式的筆法定型化問題。

顏體行書筆法用“篆籀氣”恢復了魏晉時筆法中的“書寫性”,使初唐筆法中規範化的一面減弱。正如董其昌所謂:“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為宋一代書家淵源。”

張旭、懷素和顏真卿同屬於一個筆法傳授系統,且都是古典筆法的革新者。相比魏晉小草中的魏晉筆法,張旭和懷素草書在點畫起止的界限已經消失,以提按代替了絞轉筆法。

以中鋒為主的點畫打破了筆畫之間的界限,使魏晉筆法中豐富的換鋒動作簡化成單純線條的連綿。黃庭堅有云:“蓋自二王后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古典的魏晉筆法自此解體,之後的書家按照己意任意變化線條,形成了“個性化”和“風格化”趨勢。魏晉時期的筆法在唐代表現出規範化的趨勢,唐代書論中也出現了大量關於“法”的闡述。魏晉時期的“天然”和“真趣”在唐代轉變成了嚴謹與成法,筆法也就隨之改變了。

顏真卿和張旭等人的“變法”使“二王”筆法的內容更加隱微,唐人規範嚴謹的筆法也在宋代被“自由化”和“個性化”。自此,宋代的大多數書家已經不知魏晉古法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態。

蘇軾曾言:“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如果説唐人是繼承了羲之筆法中“法”的一面,那麼宋人就是繼承了“意”的一面。

蘇軾的筆法中沒有逃脱點畫平直化的趨勢,而黃庭堅則將古人用筆表達成戰掣的動作,這些都是個性化的理解。可以説,蘇、黃二人的筆去都是王羲之筆法的異化。蘇、黃二人在學古的方式上重“意取”,而米芾對於“二王”筆法的追尋最重視傳統技法的“理”。米芾崇尚“天然”“真趣”,筆法上重視“八面出鋒”,自謂“刷字”,追求筆鋒的使轉頓挫,力圖恢復魏晉時期筆法中的絞轉、衄挫等豐富的換鋒動作。

米芾《鄉石帖》

米芾《篋中帖》

米芾《張都人帖》

米芾行書中的“紫”字部分左下角的轉折處和最後一點都具備了絞轉換鋒;“公”字的第一點有很明顯的側鋒筆勢,行筆過程中夾雜絞轉、衄挫的動作;“向”的橫畫有很強的“S”形曲線,誇張了“刷”的筆勢。

米芾雖得魏晉筆法之勢,但畢竟失去“風規自遠”的雋永之氣,同樣存在着刻意之嫌,避免不了時代的風格化和個性化對他的影響。宋人在接受王羲之筆法上體現出更多的自由化和風格化,具有定法的“筆法單元”被解體,個人意化的用筆衝破“法”的束縛,魏晉時的筆法愈顯衰薄。

元人以趙孟頫為首,興起復古潮流,試圖恢復“二王”筆法。但是包括趙孟頫在內的元代書家大都沒有真正學習到“二王”筆法的全部核心。

在元代,能見到的“二王”書跡多以刻帖為主,民間流傳的大多還是些不好的翻刻本甚至是偽作。趙孟頫地位很高,也只能看到《淳化閣帖》和《定武蘭亭本》等,而不是《蘭亭序》的真本。

趙孟頫十分推崇《定武蘭亭本》:“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但是從拓本看,《定武蘭亭本》殘損很多,已經難以看到王羲之筆法的細節和精微之處。依照趙孟頫對於《定武蘭亭本》的描述,不難看出,王羲之書法的真正精髓對於趙孟頫而言其實是很模糊的。對於在元代政治和書畫界地位如此之高的趙孟頫而言,他對王羲之書法的理解尚且如此模糊,更不必談其他書家或是民間書者了。

由於時代的限制,趙孟頫看不到“二王”墨跡或是唐摹本這樣的資料,反映在其書法中也表現出一定的侷限性。他的筆法多以中鋒、平鋪為主,線條內部的運動比較單一,缺少提按和絞轉等複雜的筆鋒運動形式。雖然趙孟頫的功夫深厚,但是他的筆法於法度之外缺少一種讓人意想不到的審美感受。故董其昌有言:“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

宋元之後,書案和凳子普遍較高,毛筆也多為羊毫,五指執筆法成為了主要執筆法。明代董其昌在用筆上沒有過多創新,曾提出“作書須提得起筆,不可信筆”“無垂不縮,無往不收”等見解,對世人理解筆法有很大的啓發。

董其昌的用筆從魏晉筆法的繼承角度來説,無疑是一種簡化。但是從其自身角度而言,他的用筆被賦予個人“玄淡”的審美理想和追求,塑造出一種天然雋朗之境,所以董其昌的筆法也算得上是一種成功。明代其他書家如宋克、文徵明、祝允明等人也沒有在筆法上有重大的突破。

然而,明代末年出現的張瑞圖、傅山、王鐸、徐渭等人在筆法的認識上有了巨大的改變,古人常常視為敗筆的散鋒、破鋒等用筆方式被他們主動地運用在自己的實踐之中,用筆的方法在明末之時被拓寬了,趙孟頫的“用筆千古不易”之説不再被當作度世金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