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敏
本報從去年四季度開始在“數字世界”版開設了“數字科技名家談”欄目，至今先後一共刊發12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有國家工信部的領導同志，有長期致力於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研究的知名專家學者，也有直接從事數字科技產業研發的一線工作者。專家們多方位、多角度地探討了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對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價值和深刻影響，讀來頗受啓發，許多網站和公眾號對這些文章都作了轉載。該專欄辦得是成功的。
今年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嚴重衝擊，我們在悲憫人類應對病毒傳染災難還有諸多脆弱性的時候，也可以看到，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點亮了“黑暗隧道前的一抹曙光”。這些或是在疫情前刊發或是在疫情期間進行深入探討的文章，揭示出一個共同性結論，就是人類要能夠應對突發性重大公共危機、更好適應愈加不確定性的世界，更好創造美好的未來，必須依靠科學的智慧、科技的力量，新科技革命一定能夠讓人類突破重圍、涅槃求生。這其中，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無疑是很值得期許，這也是我們定義新生活、開啓新時代的重要力量。在此，筆者結合對專家文章的學習，結合疫情形勢下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和後疫情時代的發展未來，談一點零散感想，作為該欄目的收尾。20多年前一本《數字化生存》打開了什麼？
記得還是在1996年，筆者採訪剛剛回國創業的張朝陽，那時候他剛剛創辦愛特信科技公司，致力於在中國創辦一家有影響的互聯網公司。訪談中他就篤定地認為互聯網對中國崛起一定會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張朝陽創辦公司的部分風險投資來自他留美期間的一位老師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帝。尼葛洛龐帝是美國著名的《連線》雜誌的創辦人和專欄作家，被西方媒體推崇為電腦和科技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尼葛洛龐帝為國內讀者熟悉得益於1996年末海南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他的新著《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張朝陽就作了大力推介。該書英文版曾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在國內翻譯出版後也迅速掀起了暢銷熱潮，先後3次再版，發行近百萬冊。按照尼葛洛龐帝的解釋，人類將生存於一個虛擬的、數字化的活動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人們應用數字技術（信息技術）從事信息傳播、交流、學習、工作等活動，這便是數字化生存。作者當時就預言，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必將使人的生存方式發生革命性改變。書中描述：在數字化生存環境中，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都呈現出全新的面貌。如，生產力要素的數字化滲透，生產關係的數字化重構，經濟活動走向全面數字化，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將被打上濃重的數字化烙印，人們通過數字政務、數字商務等活動成就着數字化政治和經濟；通過網絡學習、網聊、網絡遊戲、網絡購物、網絡就醫等刻畫出異樣的學習、交往、生活狀態。在這種數字化另類空間中，人們深度體驗虛擬生存狀態，感受網絡人際交流的魅力，體會虛擬社區的逼真，嘗試新型的情感交流，領略網絡語言的千姿百態……總之，數字化生存方式既是對現實生活的模擬，更是對現實生存的延伸與超越。
如果説，20多年前尼葛洛龐帝對數字化生存方式的種種描述，讓我們感覺還是對未來世界的一種夢想式“漫遊”，但今天其所有的設想已經化為實實在在的生活現實。如果將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看成是中國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啓蒙書，那麼，像張朝陽等一批互聯網世界的科技創業家較早地將互聯網引入國內，張朝陽後來創辦搜狐，王志東創辦新浪，丁磊創辦網易等，培植起中國互聯網事業迅猛發展的土壤，這批科技新鋭也成為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拓荒者、書寫者、實踐者。20多年過去了，經過2000年一輪互聯網泡沫破滅的洗禮，更多的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的探路者風起雲湧、承前啓後、迭代創新，特別是2014年後移動互聯網的崛起，阿里、騰訊、京東、美團等新經濟公司新經濟業態以全新面貌成為行業翹楚，繼續引領中國的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闊步向前。由此説，數字化生存，開啓的不只是一種思維方式，更是打開了人類走進未來的通道。
疫情“大流行”凸顯數字化生存的新價值
尼葛洛龐帝作為一位優秀的未來學家，在《數字化生存》中有一句經典的話，“預測未來的最好辦法是把它創造出來”。在“未來已來”的今天，我們已經切身領悟到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這一延伸到未來的創新變革，是怎樣改變了我們現實的生產生活方式乃至於我們的思考方式。該欄目的許多文章也都清晰地闡述了這一“改變”。
比如，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在《用好數字科技建設數字中國》中寫道：“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互聯網開始了大規模商用進程，國民經濟進入到以互聯網應用為主要特徵的網絡化階段。通過互聯網實現了高效連接，信息交互、業務協同的規模得到空前拓展，空間上的距離不再成為制約溝通和協作的障礙，中國經濟社會開啓了在信息空間中的數字化生存方式。”“數字科技通過對數據的深度挖掘與融合，幫助個人和企業兩端採用新的視角和新的手段，全方位、全視角展現事物的演化歷史和當前狀態，歸納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預測事物的未來狀態，從而為決策提供最佳選項。”國務院參事姚景源在《數字科技推動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中説，“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科技核心技術已經活躍在我國產業賦能的各個領域。其中，人工智能意在通過語言和圖像識別、神經網絡等技術延展人類智能，幫助企業更好地識別用户身份、預測用户行為和替代真人蔘與。雲計算可以幫助企業整合信息系統、消除數據孤島、快速部署和上線開發需求，增強獲客、運營與風控創新能力，推動實體經濟與金融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家工信部陳肇雄副部長在《培育壯大數字經濟新引擎》中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實現跨越發展的時代機遇、是構築競爭新優勢的迫切需要、是培育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的重要途徑。”“數字經濟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是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是促進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新引擎。”據統計，從2012年至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11.2萬億元增長到31.3萬億元，總量居世界第二，佔GDP比重從20.8%擴大到34.8%，已經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
一次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了我們安寧的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秩序，但疫情期間，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形態呈現爆發式增長，引領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變革，表現出強大生命力，也成為對沖疫情影響、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力量。發展數字經濟將為我國新一輪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帶來重大機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王曉紅研究員在《數字經濟新業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記述：“網絡辦公成為疫情期間主要工作模式，在線教育規模迅猛增長，在線問診成為重要的診治手段，網絡視頻會議成為新的辦公時尚，網絡購物態勢強勁，數字學習和數字娛樂快速增長，社交媒體成為防治疫情的主要宣傳媒介……”
當然，疫情“大流行”將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生活，“非接觸經濟”是否會成為未來的常態化經濟運行模式，我們現在還無法回答，但窘困的現實是如此鮮明地凸顯了數字化生存的新價值，這一生存方式已經深深嵌入到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無論你願意不願意，已經到來的數字經濟社會留給我們的選擇就是必須面對、必須適應，最根本的是需要改變。
數字化生存能否引領我們走向“詩和遠方”
音樂人高曉松有一句名言：“這個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不論其是怎樣的心靈雞湯，正在走向未來的年輕一代人希冀的是能夠擁有一種平靜美好的未來生活，這並不是奢望，但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巨大落差。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不一定創造的就是美好。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最近就指出，新冠病毒危機過後的世界將“大為不同”，我們會面對一個伴隨着風險的數字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他警告説，“未來將比過去數字化程度高很多，這將極大地促進人工智能的發展，促進網絡空間所有活動的發展，其中的一種風險，就是這種疾病會催生社會控制機制，這種未來圖景已經開始形成”。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要加快制定規則和監管機制，避免社會控制機制被濫用。
陳肇雄副部長在欄目撰文中就指出，互聯網立法要取得重大進展，信息安全立法要加快推進，要堅決打擊違規收集個人信息、電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數字化治理能力要顯著提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微在撰文中提出，要建立健全監管標準體系，加強互聯網領域安全生產、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標準的制定和普及推廣；要強化信用約束，科學合理界定平台主體責任，依法懲處網絡欺詐、假冒偽劣、不正當競爭、泄露和濫用用户信息等行為。京東金融集團首席執行官陳生強在欄目文章中也表示，數字科技的歸宿是為人與產業創造價值，最終實現人與產業的共生長，讓科技創造美好未來的願景成為現實。數字化生存就是要“以科技為美，為價值而生”。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數字科技與數字經濟賦予新的戰略內涵，數據並列為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同的生產要素，這為中國數字科技發展與經濟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堅實的政策基礎，也是數字經濟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任何時代的技術革命都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能因為可能產生的負面就束縛了手腳，正如英國學者馬特·裏德利在《理性樂觀派》一書中寫到的：“對人類來説最危險最不可持續的事情，就是為恐懼而關掉創新的出水口。”“儘管會出現許多挫折，可人類這一種羣會繼續擴展並豐富自身的文化。21世紀會是值得活一次的宏偉時代。”
如果相信人類能夠保持足夠的理性和樂觀，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就可以把我們引向“詩和遠方”。（胡敏）
[ 責編：趙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