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AI青年科學家：當天才遇上煙火氣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南方人物週刊 作者丨吳綿

5月，上海商場四處是“五五購物節”的促銷海報。全民消費浪潮下，朱明傑不忘和海外的朋友分享薅羊毛心得。十分鐘後，他把朋友拉進了“MJ和他的朋友們一起拼多多”微信羣。

作為深度網購用户，朱明傑和今天的中國消費者們在手機上看到什麼、買到什麼，會如何在技術的指引下走向未來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由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的科學家們對算法的突破所決定的。

6月16日，朱明傑和他的前同事盧策吾等15位中國AI科學家、創業者，在《Nature》機器智能子刊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人工智能在中國的應用和前景。這篇文章在國際科技界引發了諸多討論，被稱為“中國青年科學家的集體亮相”。

三年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首次針對中國評選了35歲以下的未來科技創新領軍人物，這大概是西方世界最早開始好奇中國的這羣“天才科學家”。

在西方媒體看來，中國正在成長中的這羣青年人與上一輩有諸多不同。而這些不同，也即將改變中國——這個僅用三十年便穿越農業和工業社會，馬不停蹄奔向信息技術革命前沿的國度。

這些35歲左右的AI科學家，曾經就是“別人家的孩子”，是班裏看起來平平無奇，但總考滿分的“天才少年”。

朱明傑便是其中一位。2020年，由他創立的氪信科技，被國際諮詢機構IDC評選為AI驅動金融行業智能決策的代表之一。

不同於書裏寫的“牛頓被蘋果砸了頭想出萬有引力”、“愛迪生把手錶當雞蛋煮了”，今天的這羣中國青年科學家們，他們沉浸於生活，又時刻試圖超越生活。

1997年，比爾·蓋茨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台下中國學子的熱情使他感動，隨即決定在中國設立MSRA（微軟亞洲研究院）。1998年，李開復回國，接下了MSRA首任院長的職務。

伴隨着互聯網浪潮，人工智能的種子開始發芽。李開復在全球遍尋AI人才，甚至找回了美國工作13年的張亞勤。一些AI大神聽説後，接二連三飛回了國。

這些“大神”多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打下了中國人工智能科學的地基。與此同時，有一批人剛剛步入中小學，還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麼，卻已經開始思考“我是誰”。

“不是狀元，數學發揮失常，所以江蘇理科高考前十。”朱明傑回答，“沒有什麼開竅過程，初中12次大考只有一次不是年級第一。”

和他同齡的盧策吾，高中開始展露出“學霸”的氣質。他不是班上考試最好的，但常常在考場上推出新的公式定理，“有的後面會學，老師以為我預習了，其實是我自己臨時推出來的”。

此時，比他們小十歲的姚頌剛上小學。一年級時，父母給他買了全12冊《十萬個為什麼》。沒過多久，天文、地球和數學冊就被翻爛了，人文和環境冊還是新的。

2010年，姚頌去了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第一次期末排名剛擠進前20%。大一下學期，他偶然參加了新生歌手大賽，取得不錯的成績，“我突然意識到，大學和中學完全不一樣，不是隻有學習，還要兼顧生活，為未來做準備”。

自那之後，他彈吉他、打籃球，每件事只爭取90分，“85分要付出1分精力，90要付出2分，95就要付出5分了”。很多事未必要追求完美。畢業前夕，他因為另一件90分的事，組了個班子做起了智能芯片。

蘇格拉底説：認識你自己。如果説，姚頌只是覺得自己“未必要去做科學家”，那麼朱明傑則是通過念大學，明確了“還是應該讓更適合的人去做科學家”。

“在座的沒有天才，因為天才已經坐在少年班了”——初中物理老師説過的這句話，朱明傑一直記着。後來他“發揮失常”，考上了科大少年班。

剛進校門，他就迎來現實一擊。第一堂課摸底考試，宿舍三人不及格，一個人62分。即便這樣，班上依然有四個滿分。“我一下子就清醒了，人跟人真的有差距。”

“數學物理高尚，工科被鄙視，最好得諾貝爾，學生代表都是科學家。”

朱明傑清楚少年班的培養思路，但也只得放棄物理學家的夢，“隔壁宿舍的傅太陽，請教過我傅里葉變換，這是我學術生涯的高光時刻”。此人真名傅亮，22歲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的文章，被物理學最權威的雜誌PRL評選為物理學近125年最有影響力的49篇論文之一，現在是MIT最年輕的華裔終身教授。

兜兜轉轉，只有盧策吾，真正踏上了AI研究的道路。

Code 不如 Work

1917年11月7日，馬克斯·韋伯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向青年學子們做了《科學作為天職》的著名演講。時至今日，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年輕人，入行前仍會精讀此文，記住那句叮囑：學術生活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

多年來，大家討論的始終是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忘了其中還有一句：靈感在科學領域的作用，不亞於它在藝術領域的作用。以為一個數學家坐在書桌前，只要給他尺子或計算器，他就能夠得出具有科學價值的成果，這是一種孩子氣的想法。

當被問及對盧策吾的第一印象，朱明傑脱口而出四個字——呆若木雞。

盧策吾重點研究圖像識別。他常常24小時埋頭鑽研，偶爾也會抬頭望向窗外。研究越是深入，“抬頭”的次數越多。靈感不在別處，就藏在現實世界。

“計算機對視覺的理解有限，那麼機器有沒有可能交互呢？”他進一步解釋，人類看護老人小孩，調用了五種感官。要是機器也可以觸摸，理解就會更準確。深度學習識別不了動作，他必須從“人”而非“機器”的角度思考問題。

對於走出象牙塔的人來説，“擁抱現實”幾乎是唯一的答案。

朱明傑畢業後在MSRA工作四年，剛好見證信息時代兩大巨頭的AI對決，“大象打不過老鼠，微軟晚了十年，還要考慮兼容性，不可能打得過谷歌”。他意識到數據量的重要性，“中國那麼多人，就是最好的實驗室”。

2015年，他選中AI+金融的賽道創業。因為這裏人力集中，具備商業化可能，“真AI只能用錢表達”。

科學家和創業者的思維，到底有何不同？他舉例：系統如何鑑別洗錢？科學家會建立網絡，用精妙的算法發現不正常的代碼，再逐個優化；創業者對結果負責，直接抓幾個典型案例，研究人的行為是什麼樣的，再設置一套屏蔽規則。

“過濾掉80%的可疑用户，目的已經達到了。”朱明傑説，“殺雞焉用牛刀。”

這和姚頌貫徹的“90分萬歲”哲學相通。他從大二開始，和團隊做起了人工智能芯片。他喜歡將其説成一套解決方案，而不僅僅是一款產品，“算法很好和能用是兩個概念”。

“智能芯片的關鍵，是降低功耗和提高性能。很多人重視參數比如頻率，但芯片大賣，首先得客户用起來。”姚頌強調，芯片要同時做產品和算法，不能只追求峯值性能100，“萬一跑出來只有10呢？還不如峯值50、實際40的芯片”。

2016年3月9日，李世石投子認輸。他對記者説，雖然首局敗給了阿爾法狗，但“今天下得很高興”，後面的對局應該是五五開。三天後，李世石以0比3提前落敗，他哽咽着向世人道歉：“輸給電腦的只是李世石個人，不是整個人類……”

世界圍棋冠軍柯潔，“狂妄”地發了條微博：AlphaGo能贏李世石，但是贏不了我。一年後，他終於有機會迎戰阿爾法狗，結果三場比賽無一獲勝。攝像頭捕捉了少年抿嘴面向殘局的一幕。曾在第四局獲勝的李世石，成為唯一贏過機器的人類。

圍棋界沉默了，人工智能界沸騰了。2016年，全球AI領域融資額創下五年新高，華人AI研究貢獻佔據全球份額近一半。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本文的主角——這些AI青年學者、創業者，迎來了事業上的轉折點。

就在人機大戰的一個月前，姚頌團隊獲得了天使輪融資。創業頭三個月，他見了五十撥投資人卻一無所獲。有次去硅谷開會，順路拜訪了幾家VC，居然當場就“被逼”簽了投資意向書。姚頌坦言，要是晚一個月，估值會更高。

回過頭來，他覺得自己團隊當時看起來“確實不行”：唯一的全職，是個剛出校門的小孩。不去講業界通用的參數，説的那些“系統”“方案”，非技術人士根本聽不懂。但他最終還是拿到了融資，後來，團隊被美國半導體公司賽靈思收購。

“這是一件正確的事，但不是一個故事，大部分人不理解。”姚頌認識到，要學會尋找“正確的非共識”，尤其是在AI這樣快速變化的領域。

現在，姚頌是公司最年輕的高管之一。他不看電視劇、不玩遊戲，但會追音樂綜藝，“我基本什麼樂器都會玩，除了貝斯”。前幾年，他時常穿着正裝四處演講，其實他討厭穿襯衫，平日裏最常穿的是企業文化衫，也會買星球大戰限量版T恤。團隊被收購後，他很少公開露面，“從收購前半年，我就在把骨幹推到台前，刻意讓他們多説話，我自己少説話”。

2018年，青年AI科學家聯盟·梧桐匯正式成立，盧策吾（後排左一）和朱明傑（後排左二）是發起人。

姚頌四處路演的這一年，盧策吾奔赴斯坦福開展博士後研究。在那裏，他見到導師李飛飛，後者曾為互聯網十億圖片打標籤，影響了計算機視覺領域的發展。盧策吾也更加深入思考用科學眼光審視人工智能。

“現在的AI是前科學時代，需要一個從煉丹術到化學轉變的過程。”盧策吾説，現在AI就像16世紀的化學，大家只知道丹藥可以賣錢，卻不知道元素週期表。大家只認work，不知道原理，“追求準確率更高，其實是在做延長線”。

類比物理的質量，化學的元素，生物的DNA，人工智能也應該有一個“根”。為了尋找這個“根”，盧策吾必須從代碼中走出來，進行全局的思考。最近他讀起了數理化的大學教材，“怎麼定義一個抽象的事物，這很有趣”。

朱明傑也讀起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書。小時候，他還會看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説自己長大了要當科學家。上了少年班，他讀社會科學彌補缺失的“人文氣質”，創業之後，他小心翼翼把科學家“骨子裏的傲氣”藏起來。

平日裏，他會仔細研究車上貼的貸款小廣告，“為什麼都貼成這個樣子”。夜深人靜，他偷偷改了2020年的flag，“拼多多上每週下單不超過一次”被改為“每天下單不超過一次”，“騎行不低於1000公里”被改成“跳繩不少於50萬次”。

朱明傑的Flag

朱明傑會和朋友們在羣裏討論補貼商品，這成為了他的日常之一。

新聞和資本捧起了AI風口，學術界的人在喧囂中架起安靜的書桌，工業界的人在泡沫中摸石頭過河。MSRA走出來的三人，都找到了自己在AI界的座標。

盧策吾現在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導師，原本不太關注互聯網新產品的他，現在時常出沒在各大社交媒體、論壇上，因為年輕人在上面，他要把最好的生源留在國內。

姚頌把公司賣給賽靈思以後，給父親買了一輛價格百萬的奔馳。有天半夜11點，他父親突然跑出去要加油，只因“明天一箱油要漲6塊錢”。他突然理解了下沉市場，這也是一種“正確非共識”。

朱明傑“重操舊業”，聯合同行寫起了學術論文。他負責的部分是“AI在中國金融領域的進展”，美團王仲遠寫“無人商店”，頭條李磊研究“自然語言處理”等等。這篇論文已被《Nature》子刊採用，盧策吾也是作者之一。

前段時間，朱明傑還轉發了黃崢的股東信，“都是技術男改變世界，所以也吸引了技術男來用”。

“工程師就像一個廚師，我們的taste決定了世界會不會好。”朱明傑最近唯一刷完的劇是《硅谷》，他尤其記得那個結局：創業六年的小夥伴，因為遇到一個無法解決的bug，親手毀掉80億美金市值的公司。這個bug不是AI太渣，而是AI太強，以至於有可能毀滅世界。

“他們最後失敗了，但回過頭看，他們是在某個節點影響了世界的。”朱明傑説，不管工業界還是學術界，做技術的人都有一個使命感，“Go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