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經濟觀察網，作者：饒賢君，36氪經授權轉載
復產復工如火如荼，擴內需、促消費成為階段主題，消費券作為重要手段，在眾多地方政府及各數字化平台的推動下，正逐漸走向長期化、常態化。
一批小型商家由此邁入了線上化、數字化的大門，這是一股不啻於當年電商平台改變實體商業的新浪潮，硬幣的一面是數字化管理、營銷模式以及銷售能力的躍升，另一面，則是中小商家可能面臨的促銷捆綁以及定價權喪失。
對平台而言，消費券帶來了此前難以想象的快速整合海量線下入口的機遇。
支付寶提供的數據顯示，四月下旬至今，每週平均有100萬個體户、夫妻店在支付寶申請收錢碼，新開店或謀求數字化轉型，消費券與網商貸、直播、外賣一起，成為了小店復工的新武器。
與此同時，微信支付也在加緊動作，囊括5月即將發放的消費券在內，微信支付發放的消費券總額也在急速攀升中逼近支付寶的百億規模，同時，微信支付也開始提倡，由企業資金、社會資金協力政府資金髮放消費券。
消費券正以不可阻擋的趨勢，成為搶佔線下入口的支付新戰場。
在支付平台的設想中，常態化的消費券發放中，政府資金逐步退出，商家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目前的消費券是政府補貼、平台發放，下一輪模式要升級，例如，支付寶等互聯網平台應該全面開放消費券產品和技術，開發出另外一個模式，商家補貼、平台發放，行業、商家要積極自救，要主動利用消費券這樣的創新形式吸引顧客，拉動生意。
數據證實了消費券對小型商家的拉動作用，支付寶提供的數據顯示，消費券受益商家中，9成以上是中小微企業，五一期間，有800萬小店今年的收入已全面超過去年同期，其中500多萬小店單日收入是去年五一的兩倍以上，8成小店主表示，消費券刺激效果明顯。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意味着，小微型商家如果不加入消費券可使用的陣營中來，在疫情期間客流量急劇下滑的情況下，將面臨客流量被其他商家瓜分的窘境。
“有消費券的顧客進來，第一句就是問能不能用消費券，如果你説不能，他轉身就去了別家。”餘淼在杭州市下城區經營着一家小水果攤，在杭州一波又一波的消費券刺激中，他深切體會到，適應“消費券時代”並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單選題，不參與其中，就可能被淘汰。
餘淼在杭州市發放的第一波消費券中獲益匪淺，這批消費券由政府通過支付寶發放，商家不需要報名，消費者直接通過支付寶後台支付線下訂單，只要滿足消費金額即可實現立減。這樣的機制，讓全體小微商家都能夠無門檻地參與其中，餘淼回憶：“第一批消費券發下來那幾天，營業額都能跟年前持平了，是疫情期間的十幾倍。”
然而，餘淼並不知道杭州市的第二波消費券設置了門檻，必須報名申請，這讓他錯失了持續提升業績的機會，“差不多的水果，旁邊的攤位能用消費券滿減，我的不能，顧客肯定選便宜的攤子買，後來沒法子，我就自己掏腰包做滿減，吸引顧客。”
消費券常態化能讓更多像餘淼一樣的個體户有自我運營、吸引顧客的意識，這也是不少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建議保持長期發放消費券的主要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表示：“數字消費券不僅僅可以作為疫情期間救助小店經濟的臨時應急措施，而且可以作為未來幫扶小店經濟的一個政策工具，因為我們對小店經濟小微企業的幫扶，遠遠不是現階段就能解決的，這是一個長期問題，所以希望把它作為一個長期化的政策工具。”
從政府支付消費券到商家自主發放消費券，這是支付平台正在努力實現的轉變，支付寶及微信支付都表示，正在開放消費券技術給商家，助力他們實現“自救”。這意味着，今後消費者能夠領取到的消費券中，將有很大一部分源自於商家自主發放。
用滿減促銷等方式引流，如果不是被冠以消費券的名義，這與互聯網行業的大額滿減、折扣、補貼等等促銷方式其實並無區別，在疫情的特殊情況下，將互聯網打法以消費券模式引入線下，這是對傳統小微個體商户運營模式的一次革新。
支付寶消費券的操盤手，支付寶商家成長事業部運營總監陳福建表示，支付寶在疫情中，幫助了商家完成數字化經營的轉型，“疫情中最受傷的是哪些？很多小店很受傷，很多工廠很受傷，但最受傷的是還停留在傳統生產時代的商家或者企業。”
移動支付平台的接入，讓這些傳統經營模式的商家開始通過數字化的經營，把老客或者一部分口碑轉化、留存，能夠讓平台成為經營陣地，並在平台上進行商家的自運營。
也就是説，以消費券為起點，商家可以藉助支付平台的數字化能力進行消費者的忠誠度和黏性運維，並通過外賣、促銷等方式迅速觸達消費者。
例如，4月30日，上海百聯集團通過支付寶發放了400萬元企業消費券，上海百聯集團購物中心事業部總經理陳旭存介紹，利用支付寶數字化服務能力，他們向門店周邊3-5公里的用户定向發放了消費券，與傳統的營銷模式相比，精準度更高。
這是百聯首次嘗試線上精準發券 線下消費的新模式，百聯全渠道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首席執行官張申羽表示：“過去通過門店公眾號發，侷限在了既有客户中，此次通過支付寶，實現了對周邊潛在客户的輻射和帶動。”
商家在疫情的倒逼中擁抱數字化經營，但讓更多商家產生擔憂的是，當有一天疫情的影響消退，市場回覆正軌，商家會否被消費券的“慣性”帶入價格戰。
物美集團助理總裁兼華東公司總經理劉宗仁透露，對物美這樣有大量生活日用品、必需品的大型超市而言，疫情期間為了配合消費券吸引客流，許多商品的價格已經低於能夠實現盈利的成本線，是在保民生的考慮下賠本售賣，這樣的經營顯然是不能長久的。
類似的，原本利潤微薄的線下小店，本身的商品議價能力就弱，以提高成本的方式補貼流量並非長久之計。
餘淼舉例，“你買了38元的水果，現在有政府發的消費券，我們就會説你買40元可以減10元，這樣消費者花更少的錢，買到了更多水果，我們賣出了更多產品，但如果變成我們來減這個10元，我賣一單的利潤都不夠這10元，只能是越賣越虧。”
另一方面，消費者自身習慣了以更低的價格買到商品，無力進行補貼的商家就可能被拋棄；商家為了減少虧損，以先提價再促銷的方式進行銷售；鄰近的商家可能出現惡性價格競爭……類似的諸多衍生問題，同樣值得探討。
要協調好小微商家利益，儘量實現消費券的利、減少消費券的弊，一些觀點認為，政府依舊要在其中做好常態化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保監會原副主席周延禮表示，接下來，消費券的發放要注意發放對象，體現公平正義，發放種類要體現細分多樣，此外，還需要充足的籌措渠道，政府、企業、商家要共同出力。
對支付平台而言，消費券帶來的機遇是歷史性的。
疫情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小微商户通過消費券，連接到了頭部支付平台。支付寶及騰訊提供的數據顯示，有超過100個城市通過支付寶發放了消費券，超過50個地區通過微信平台發放了消費券，兩者發放及將發放的消費券總額度均超過100億。
支付寶提供的數據顯示，四月下旬至今，每週平均有100萬個體户、夫妻店在支付寶申請收錢碼，以此計算，兩大發放金額接近的平台新增小微商户數超過千萬家。
這意味着，超過千萬級別的小微商家，為了實現消費券的核銷，接入了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的後台消費券支付系統。
不到兩個月時間，接入超過千萬家小微商家，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易觀報告《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專題分析2019》數據顯示，2018年，接入第三方支付的聯網商户為2650萬，其中，接入商户主要分佈在一二線城市、經濟發達省份。
消費券以橫掃之勢代替支付平台完成了一直在進行的線下入口下沉。
2016年開始的共享單車大戰，在阿里及騰訊近百億的總投資下，最終演變成了爭奪線下支付的燒錢大戰。以百億投資砸出的線下入口，流量有多大？《中國共享出行發展報告(2019)》顯示，共享單車的日均單為4700萬單，這意味着，新加入支付平台的千萬家小微商家，每日只需要有5單網絡支付訂單，就能輕鬆超過共享單車帶來的流量。
從C端來看，消費券和健康碼的普及，極大地拓展了支付平台的使用人羣。支付寶方面表示，一些銀髮族、乃至下沉市場羣體也開始接觸到移動互聯網、支付寶，關於消費券的數據統計顯示，核銷使用羣體中老年居多，老年人和下沉區域曾被視作移動互聯網生活的“盲區”，而經過健康碼、消費券這兩場用户教育，這類羣體越來越多開始學會使用支付寶，也為數字生活消弭了年齡和區域鴻溝。
更重要的是，消費券的蔓延趨勢仍未結束，下一步，如何將更多原本幾乎沒有數字化基礎的地區、羣眾納入消費券的覆蓋範圍，是不少兩會代表及委員的新提案。
全國政協委員肖鋼、周延禮、屠光紹、白重恩等均表示，消費券在下一階段應加大其覆蓋力度，針對數字化新基建薄弱的地區進行重點發放、定向幫扶，促進中小城市小店的數字化新基建轉型升級。
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將數字能力不夠的人羣、個體户和鄉村稱為“數字困難户”，在消費券已經拓展至全國170多個城市地區的如今，仍有大量數字困難户未能享受到這一政府補貼的紅利。
藉助地方政府的統籌以及消費券的大勢，支付平台啃下這塊硬骨頭的難度大大降低，原本被視為“盲區”的區域和人羣，將不可逆地加入到數字支付的隊伍中來。
可以説，下一階段，搶佔消費券就是搶佔下沉支付市場，支付平台巨頭之間的無形硝煙已經升起。
得益於先發優勢以及商家支持能力，支付寶目前在消費券領域的“市場佔有率”最高，螞蟻集團CEO胡曉明表示，“支付寶正在積極尋求幫助更多省份、更多羣體、更多經營者恢復經營恢復生產，會把消費券作為長期的工作，去推動中國消費的復甦、經濟的增長。我們也在考慮，希望把中國數字經濟包括消費券的做法分享到亞洲其他地區。”
微信支付則在加快步伐，司曉表示，各地方政府應該考慮通過多平台發放消費券，而不是通過單一平台發放，以滿足多樣化的支付需求，實現對消費券核銷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