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報訊（記者 陶鳳 呂銀玲）12月5日，第七屆科學監管與監管科學論壇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召開，針對網絡營銷、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和相應的監管難題，社會共治和智慧監管成為多位專家不約而同強調的關鍵詞。
“隨着網絡消費升級的日益加速，消費領域新場景、新業態、新應用不斷湧現。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網絡直播營銷出現井噴式發展，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説到網絡直播營銷的發展，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劉雙舟表示，“網絡直播營銷活動作為互聯網電子商務的新業態，兼具‘電子商務+宣傳促銷+導購賣貨’等特點，又採取互聯網直播的形式，模式新、主體多，法律關係複雜，一個主體或行為可能涉及多部法律、法規，在不同模式下主體或行為的法律責任和法律性質也不相同。”
對於這些特點引發的監管難題，劉雙舟建議，對網絡直播營銷進行社會共治。他介紹，社會共治包括政府監管、社會監督、平台自治和行業自律。
事實上，對於網絡直播營銷活動，我國政府監管政策正在持續加碼。今年11月13日，國家網信辦發佈《互聯網直播營銷信息內容服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此前的11月5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也發佈了《關於加強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監管的指導意見》，對直播活動加強監管。
而在行業自律方面，劉雙舟介紹，今年7月1日，中國廣告行業協會發布的《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範》正式施行；在平台自治方面，今年9月，抖音、快手、京東也共同發佈了《網絡直播與短視頻營銷平台自律公約》。多種模式正在不斷探索。
在多方共治的前提下，劉雙舟還強調，網絡直播營銷監管應注意關注市場監管重心的轉移，監管重點從市場領域向非市場領域轉移；監管目標由防止市場失靈向保障社會安全轉變。在監管原則方面，不僅注重市場性原則，還要兼顧社會性原則。此外還要關注社會治理結構的調整，注重新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重視互聯網本身屬性的變化。
社會共治不僅適用於網絡直播領域，近年來，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也越來越重視個人信息保護等問題。對於數字經濟的監管也成為亟待完善的領域。
對此，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民商經濟法室主任、教授王偉表示，“傳統的監管更注重對商主體的監管，對特定財產用途、經營資質進行管理。數字經濟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人人都可以經營、獲益，民事和商事主體的界限就越來越模糊了。用傳統經濟模式下的監管手段進行監管就難以應對了，存在監管有效性的問題，也限制市場活力，有諸多力所不及的地方。”
為解決相關問題，他提出數字經濟監管制度在理念方面要由“管制思維”向“審慎包容”轉變，機制整合方面要由“分散治理”到“社會共治”轉變。“數字經濟企業應該建立自我規制的機制，建立個人隱私的保護機制，行業組織可以分享一些社會監督的權力，對行業內部的企業進行監督和約束。”王偉説。
此外，王偉還指出，針對科技企業和數字經濟，智慧監管可以成為數字經濟監管的可能路徑。
何為智慧監管？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研究中心副主任謝冬偉介紹，智慧監管是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互聯化、物聯化、感知化、智能化手段，收集、整合、分析監管業務關鍵信息，讓市場監管全鏈條各個功能協調運作，讓監管資源的分配更加合理和充分，讓監管工作能夠對需求做出智能響應，也讓社會公眾感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務服務。
“注重運用技術驅動型的監管手段進行監管，既強調通過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進行監管，也強調官民之間、民和民之間的合作，這種非正式的監管機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王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