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競爭現狀比冷戰時期還要危險嚴峻?
2021年已經進入尾聲。大國關係中,中美關係因充滿不確定性而尤為引人關注。
近日,應《環球時報》之邀,著名現實主義學者、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約翰·米爾斯海默與中國人民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進行了一場深入的視頻對話。
20年前,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一經出版就成為研究大國政治的經典讀物,他提出進攻性現實主義關係理論,並預測21世紀的世界仍危機四伏。而當年,這本書的譯者之一正是王義桅。
如今,美中兩位學者隔空對話,就兩國關係中的熱點話題各抒己見:前者依舊強調“美國以往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而後者則告訴對方“中國一直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對話中國學者王義桅
美對華接觸政策真失敗了嗎?
米爾斯海默(以下簡稱“米”):2001年我寫《大國政治的悲劇》時,美中關係還不像今天這樣糟。發生變化的核心原因是:美國當時是單極世界中的唯一霸主,而中國遠遠沒有能力挑戰美國,兩國關係相對“融洽”。而隨着時間推移,中國飛速發展,並逐漸呈現出像美國主宰西半球一樣想要主宰亞洲,這使美國開始竭盡全力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因為美國不會容得下任何一個如此強大的競爭對手。
王義桅(以下簡稱“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因為基於“華盛頓共識”(20世紀90年代廣為傳播的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編者注),中國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也從中國“入世”中獲得巨大利益。
《大國政治的悲劇(修訂版)》
而關係的惡化並不是因為大國政治的悲劇,而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儘管美國從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也鞏固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但美國現在尋求一種新的“去中國化”的全球供應鏈機制。美國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新體系,如一個新的印太戰略構想,讓印度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米:我們的觀點並不矛盾。的確,美國通過接觸政策幫中國融入高度全球化的經濟,使其富有、強大。中國也很好地抓住機會。但最終結果是中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這就是為何我在2001年預測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兩國關係很可能陷入一種糟糕的局面。
王:但我認為您的理論只代表1/4的美國人。
在美國至少有四大利益羣體——第一個是以美國商業利益為座右銘的商人羣體,他們直到現在還在從中國市場賺取鉅額利潤;第二個是傳教士,有“上帝選民”心態,堅信對美國有益的事情必將惠及全世界,他們致力於在國外推廣美式民主價值,卻發現在強大的“中國夢”面前寸步難行;第三個是靠法律武器掌權的人;第四個是軍工複合體。您強調美國幫中國背後的邏輯是一種典型的基督教邏輯,把中國的發展總是視為美國幫助的結果,彷彿是一種恩賜,這本質上就是“美國中心”主義。
米:在美國人看來,如果每個國家都像美國一樣,那麼全世界都會永遠幸福和諧,所以當冷戰結束時,美國企圖按照自己的模板重塑世界。在中國問題上,美國奉行接觸政策,認為一旦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制,它將變得富裕,然後變成一個像美國一樣的國家,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國可以和平相處。這就是接觸政策的意義所在。
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確實變得更強,卻一點也不像美國。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中國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藴,對希望擁有何種價值觀和政治體系有清晰的偏好。
美國則陶醉於“自由主義必勝”的幻想中,因為它讓我們贏得冷戰。所以,我們決定延續這種政策,但實際上它卻讓中國變得更為強大,從而導致今天的局面。
但遺憾的是,大多數美國政策制定者並沒有完全理解這一點。他們還在想對中國、俄羅斯、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社會改造,而最終都遭到巨大失敗。接觸政策是一項非常失敗的政策。
王:接觸政策怎麼失敗了?實際上,美國的接觸政策徹底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某種程度上,它先幫美國打敗蘇聯,又在經濟上打敗日本,你們也從接觸政策中獲得巨大利益。長遠來看,它可完全不像您所説的那樣“失敗”。
拜登政府不喜歡談論新冷戰?
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近日表示,“美國不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而是想與中國“共存”。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表態恰恰説明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實力在下降,不再那麼自以為是了,從主動想改變中國的體制,到現在被動防止中國挑戰美國的霸權。
米:包括美中兩國在內,所有大國都想以自己的優勢地位與其他國家打交道。不出所料,中國希望繼續增長,並將力量平衡轉變為自己的優勢,這是一項明智的政策。當然,美國想要保持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就會以一個強者姿態來與中國打交道。對華盛頓來説,這也是一項明智的政策,儘管中國並不喜歡這樣。
中國是一個現實主義國家,美中博弈和交鋒也是出於現實主義邏輯。可惜早在單極時代剛開始時,美國就決定干預中國政治,這無疑帶來一系列的隱患。但我不認為拜登政府有興趣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隨着接觸政策的失敗,拜登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明智地放棄了在中國進行系統改造的想法。
沙利文等拜登政府的關鍵成員不喜歡談論新冷戰,這種論調在美國主流媒體上也不流行,但他們都非常清楚,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安全競爭,這對兩國關係的各個方面——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政治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換句話説,他們明白我們正處於一場新的冷戰中,即使他們不想大聲説出來。有大量證據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加強與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韓國等國現有的雙邊聯盟,並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多邊聯盟,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直接遏制中國。
王:在遏制中國的同時,美國如今也越來越發現和中國完全脱鈎是不現實的。美國人流行一句話,“如果不能戰勝對手,那就加入他們”。但關鍵是如何共存?中國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包容、開放的體系,反對美國利用自己的那套價值觀強迫中國屈服,干涉中國內政,比如把台灣作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籌碼對付中國,這讓中國感到憤怒。
美國一定會阻撓中國大陸統一台灣嗎?
王:關於台灣問題,中國人認為:台灣是我們的內政,如果不統一台灣,何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在許多美國人的邏輯中,台灣不是中國內政,而是所謂民主問題。美國戰略界則擔心如果中國大陸統一台灣,將會削弱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甚至削弱美國的同盟體系,繼而撼動其美元和軍事霸主的地位。
米: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台灣具有巨大的戰略重要性,在美中競爭中起着關鍵作用。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不遺餘力地阻止中國政府統一台灣。但對中國來説,這事關戰略也事關民族和主權。美國不會允許中國不戰而奪島,而中國也不會放棄統一的決心。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美中兩國之間的競爭比冷戰時期還要危險嚴峻。
當然,中國人和美國人都不希望這種對抗演化成一場熱戰。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希望擁有保護其周邊利益的軍事能力,但美國不會坐視不管,軍備競賽不可避免。這實際上就是一場“零和”博弈,因為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霸權。
王:我認為,當美國認為無法維繫自身霸權的情況下,一定會放棄台灣。
米:如果台海兩岸決定和平統一,我認為美國不會試圖阻止它。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中國要武力統一台灣,美國是否會為保衞台灣而開戰。我相信拜登政府以及未來的政府會為了阻止中國大陸武統台灣而有所行動,原因是:
首先,如果美國不採取任何措施保護台灣,會覺得自己的聲譽將受到巨大損失;其次,對想牽制中國的美國來説,台灣是處於“第一島鏈”上的重要戰略資產。
王:《孫子兵法》有句名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未來的某一天,如果中國足夠強大,將通過和談解決問題,並有足夠實力震懾美國不再幹預台海問題。美國的精力到那時已負擔不起它的野心,何不放棄?
中美科技“脱鈎”不可避免嗎?
米:除安全領域外,美中兩國如今在科技領域也展開激烈競爭,美國必須要保證在尖端技術方面保持絕對領先,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從未中斷與中國的科技競爭。這和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沒什麼不同。
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仍生活在一個由你們建立的互聯網和金融霸權體系中。這就是為什麼華為作為世界上最先進的5G公司仍無法擺脱美國的長臂管轄。
米:兩個經濟體越來越脱節。比如,中國現在被迫開發自己的芯片,這也引起美國的強烈反彈。回想2001年的時候並非如此,那時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並從中獲益。為什麼變了?就是因為我們從單極世界走向多極世界,這讓美國人重新審視中國,審視其飛速壯大的軍事實力以及和美國不斷縮小的經濟差距。
事實上,強大後的中國當然不會滿足於美國建立的體制,它要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制定規則。因此,美國“把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很愚蠢。
王:相比美國,中國一直是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加入的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比美國更多,在美國不斷“退羣”的背景下,中國一直在履行着維護國際秩序和公平的積極角色。還是我開始所説的,問題是美國想要一個新的體系和全球供應鏈,它希望主宰一切,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野心,也不謀求霸權。
中國講究“共生”乃至“共命運”,不只是美國人説的“共存”,而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沒有這種文化精髓,因此也無法理解中方的做法。所以大國關係的背後其實更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基底、價值觀,很可惜,大多數美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
未來中美對抗大於合作嗎?
米:毫無疑問,需要兩國合作解決的全球性危機很多,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然而,矛盾的是,美中有更強大的動機彼此對抗,特別是在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領域。這種競爭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愈發激烈,從而使雙方的合作變得阻礙重重,儘管這聽起來很令人沮喪。
我認為兩國當前的矛盾是結構性的力量抗衡,也許兩國還會在激烈的軍事安全競賽中越來越迷失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但我們阻撓不了它的發生。
王:在很多中國人心裏,阻撓中美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國內政治高度兩極化。
米:您説的沒錯,美國國內政治的嚴重分歧一直飽受詬病,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王:但太多美國人習慣把一切都歸咎於中國,如在貿易戰、美國疫情蔓延等問題上總想讓中國成為美國治理失敗的替罪羊。中國本來可以在基建和債務等方面幫助美國,很可惜,美國失去了太多與中國合作的機會。
米:我承認有些美國人喜歡把帽子強行扣到中國頭上,但沒有您説得那麼誇張,它更多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相互推責的一種手段。另外,這也是中美競爭中必然會發生的一種現象,為遏制中國崛起而不斷批評中國,就像冷戰時期美國不停批評蘇聯一樣,這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結果。無論如何,我認為今天中國的選擇遵循現實主義方法,是一個典型的崛起中大國應有的表現。▲
來源:環球時報 胡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