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3日，是南開創始人張伯苓（1876.4.5-1951.2.23）逝世七十週年的日子。
天津南開大學張伯苓雕像。
因張伯苓晚年任職國民政府，引發較大爭議，在張伯苓逝世的前三十年中，以比較客觀的態度評述張伯苓，要面臨非常巨大的政治壓力。大陸對張伯苓，曾經以冷淡、諱言為主，更一度有“奴化教育”之惡諡；台灣地區亦出現了服務於政治需要而炮製的偽文獻“張校長伯苓晚年遺囑”。1979年，張伯苓骨灰被妥善安葬於天津烈士陵園，官方致祭時稱之為“愛國教育家”。1981年，梁吉生的長文《愛國的教育家張伯苓》是文革結束後首篇系統論述張伯苓思想的學術專論，為張伯苓研究奠定了基礎。歷經整整三十年的波折，張伯苓才由“蓋棺”而漸得研究，而形成“定論”。
七十年後回首，南開學校可以説是張伯苓留下的物質遺產，並已經“私立非私有”地進入到社會領域。那麼，何為張伯苓留下的精神財富？在今天，普通人聽到張伯苓這個名字，除了南開創始人，還會想到什麼？
張伯苓較少系統性的教育思想論著，但演講、言論富有感染力，當時即有較大影響，如張學良（1901-2001）早年就因聽了張伯苓“中國不亡，有我”的著名演講，一時振起愛國激情，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為今人所熟知的“奧運三問”與“愛國三問”，也是張伯苓似不經意而發，但卻流播廣泛、內涵深刻，值得不斷省思——此類言論，與張伯苓終生致力的中學、大學教育理念關係似乎較遠，但卻揭示出這位教育家的另一面向：教育辦學固然是張伯苓生平中最閃光的成就，而在其背後，仍含有改造國民文化教育的深層關懷，其歷史影響也因之超越一城一校。某種程度上，南開學校只是張伯苓改良社會的小試驗場。張伯苓的思想遺產，在今天還沒有被完全發掘、解讀。
體育的深意：重看“奧運三問”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前，張伯苓最為人熟知的頭銜也許是“中國奧運第一人”。
向前再推一百年，張伯苓的一篇演講發表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所辦的英文刊物《星期報》（Tientsin Young Men，1908.5.23）上，其內容是介紹古代奧運會的歷史、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現狀，還特別建議中國應派遣選手參加奧運會，並且力爭申奧。這一演講後來被凝練為著名的“奧運三問”，即：
中國何時能派人蔘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夠派支隊伍參加奧運會？
中國何時能夠舉辦奧運會？
在積貧積弱的清季時期，為何要專門考察、推重與民生看上去無甚關係的奧運會？縱覽張伯苓一生教育言論、社會行跡，體育的地位實在重要。若論核心，不外乎“體育救國”與“以體育人”。
何為“體育救國”？
我們首先須得知道，體育從來不是單純的競技，而始終與世界政治、地域分歧密切糾纏，由體育引發糾紛的歷史案例，實在指不勝屈。這在張伯苓的時代更是明顯。
張伯苓參與發起的遠東運動會（原名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宗旨為“協助增進各種經濟運動之事業，發展各種競技運動之組織，並增進運動之興趣，發揚高尚之精神”，但實際上與東亞政治主權之爭始終關係密切，運動員“各為其國家振發尚武精神” （《遠東運動會紀事（十一）》，《時報》1915年5月16日）。如第二屆遠東運動會（1915.5）在上海舉行，當時正逢“二十一條”之爭端最劇之時，就讀於南開學校、綽號“飛毛腿”的郭毓彬（1892-1981）在“八百八十碼賽跑”和“一英里賽跑”力挫日本選手（注：相關研究多説戰勝日本選手吉子英，然吉子英實際為北京運動員，此説甚非），兩奪金牌，這不僅是中國選手首次在國際賽場上奪標，也在當時成為民族精神的一針興奮劑，時人曰：“錦標竟為著名之大老病國所得，此亦差足自豪者歟” （狄侃：《參觀遠東運動會記》，《復旦》1915年第1期）、“中國人到底不弱，苟能勉力上進，則豈特區區運動可以優勝他國，舉凡國力文化亦必有出類拔萃之日” （霆公：《再記遠東運動會》，《協和報》1915年第30期）。郭毓彬凱旋，校友周恩來（1898-1976）特別率同學手持錦旗在校門口迎接，併為郭氏召開慶功大會。這一事蹟也被張伯苓在此後演講中多次提及，稱之為“南開精神”。
而著名的“中國出征奧運第一人”劉長春（1909-1983）拒絕代表偽滿洲國參加第十屆奧運會，此爭議之背後與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侵華的野心關係密切。斯時，劉長春憤然回應將以中國運動員身份參賽：“予乃堂堂中華民國之人民，此行自然是代表中國。”（另一説為“苟餘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又豈能忘掉祖國，而為傀儡偽國做馬牛。”）張伯苓得到消息後，馬上聯繫中國體育組織急電國際奧委會為劉長春報名，由張學良捐獻8000銀元，資助劉長春前往洛杉磯，此為今人所熟知之故實。而需順帶提及的是：從日文史料看，第八屆遠東運動會（1927.8）的日方報道中，就有着非常軍國主義式的表述——“我軍光榮成為優勝國，獲得了閃耀着菊花御紋的天皇杯。” （《國際寫真情報》，1927年“特輯十月號”）。至1934年遠東運動會的停止，也正與日本強力施壓，欲令偽滿洲國獲取參賽資格密切相關——本年，在天津舉辦的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開幕式上，400多名南開學校的啦啦隊隊員，在有“海怪”之稱的隊長，也是南開校父嚴修之孫嚴仁穎（1913-1953）的指揮下，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勿忘國恥、收復失地”八個大字，震撼全場。轉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向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這也成為南開在抗戰期間慘遭轟炸的原因之一。
不過，若只將體育看作是服務現實政治、提升民氣的手段，未免小覷了張伯苓的思想深度。張伯苓在興辦南開時大力提倡的“以體育人”，源於其接受的現代教育與督教觀念，實際兼有教育理念和社會改造兩大意圖，故南開學校在體育方面格外成績卓著，允為全國冠冕。
張伯苓十三歲時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剛剛畢業，未及登艦，即遭逢甲午海戰、北洋水師覆沒的敗績。他親眼目睹“國幟三易”的大恥辱，中國士兵的衰弱，對張伯苓產生巨大的刺激。因此，南開教育始終切重體育，並且明確聲明“強我種族，體育為先”。在南開校內，“教育裏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學校校長” （周立中：《張伯苓先生事蹟》，《張故校長伯苓先生八旬誕辰紀念冊》）之説影響甚深。張伯苓本人擅長體育運動，在執教嚴氏家館之時，張伯苓嘗試將近代教育理念引入私塾，其中就含有體育教育的嘗試，包括徑賽、足球、啞鈴、體操、枱球等等。胡適譽之曰：“承認科學和體育在教育上的地位，在師生的共同學習和娛樂中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往來，在當時都是頗不尋常的試驗。正是這些，標誌了年輕的教師張伯苓，乃中國教育新哲學的創立者之一。” （胡適：《張伯苓：一代師表》，《別有中華：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從直接的教育效果來説，南開學生中運動健將甚多，其特點是德育、智育、體育均衡發展。如前文所提及的郭毓彬，50年代即在北師大被評為生物學系二級教授，南開院士校友中特別擅長體育的也有很多人 （參見胡海龍：《從南開的“院士”説開去》）。
張伯苓的體育教育理念，除旨在健壯學生體魄外，還特別提出體育對人格的促進作用。張伯苓用“仁俠”翻譯英文Sportsmanship，指出體育的根本在於合作、公平。南開學校體育主任章輯五（1891-1975）撰有《南開之運動》，並擬出數十條“仁俠”的具體標準，對運動員、觀眾、裁判所應持有的體育道德，都有詳盡規範。張伯苓稱：“正當的失敗比不正當的勝利，更有價值” （《天津南開學校中學部一覽》，1929年9月）、“大凡有真才能者，必不肯用不正當之法以求勝人，如郭毓彬賽跑，純恃其雙足之力致勝。” （張伯苓：《欲成事者須帶三分傻氣》）南開以“公能”為校訓，體育則以籃球“五虎”最為聞名，其競技特點是善於團結合作，發揮各人特長，故轉戰南北，不僅在國內所向披靡，還多次戰勝外國球隊。若檢索張伯苓對“能”及“現代能力”的詳細定義，可見其中內容呼應密切，儼若翻版——借體育運動所達到的根本目標，是“醫治中國人兩種根本的毛病”，即“只有私的觀念，沒有公的觀念”（公）和“不求進步，不求徹底”（能）。 （張伯苓：《要革除自私和自滿的舊觀念》）
明乎此，我們可以發現，“奧運三問”當然有應對國難的特殊內涵，而其中又與張伯苓的一貫觀念相表裏，“尚武”以外，更有深長之意味在焉。
“愛國三問”的操作指南
你是中國人嗎？
你愛中國嗎？
你願意中國好嗎？
著名的“愛國三問”，近年已成為人所共知的熱門話頭。這三個問題，是張伯苓在1935年所提出的，其言若淺顯，其意則深長。
理解張伯苓“三問”之深意，當然應結合演講語境：1935年7月，“何梅協定”達成，河北主權喪失，人心大亂。在當年的南開學校始業式上，張伯苓作了題為《認識環境，努力幹去》的演講，開出公、誠、努力三條建議，作為應對國難的藥方。熟悉張伯苓言論的讀者都知道，張伯苓素來鼓吹“傻不唧唧的幹”“皮戇肉厚，腦筋遲鈍”，以長期誠懇的奮鬥精神“抵擋猛撲而來的勢力”，時人稱“張伯苓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不會效法同時代的高明人物的精明作法，但他腳踏實地且勤奮工作，在自己的事業上獲得成功”，這種氣質也直接影響到南開的校風。
此篇講演裏，張伯苓反覆以中國與外國（尤其是日本）對比，如“我們進步，人家進步得更快……有一點不如人，全局輸了，自己的一切進步都沒用了”“談到努力，我真佩服日本人”等等，都體現出張伯苓善於以敵為師的特點。在舉國危在旦夕的風潮下，反對日本侵略，提倡民族自強都不足為奇，但張伯苓的切入角度與通論往往不同。在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引發日方抗議後，張伯苓那句經典的“要更巧妙的討厭”，除彰顯其愛國情懷外，更足以折射張伯苓立足於實踐的通達思維和處事方略，皆絕非道學迂士之所及。
1927-1932年間，南開師生在東北至少進行了4次大規模實地考察，撰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論文，所編寫的《東北地理教本》（1932），充分運用南滿鐵路等中日文統計資料，允為當時研究東北問題之翹楚。曾任民國教育總長的南開校董範源濂（1875-1927）在演講時也指出：“不應每年今日虛應故事的叫喊一場，我們應當過細研究日本”，此類觀念在南開人物中有着相當集中的表現。又如，張伯苓在上海大夏大學演講《對於東北問題的感想》（1931），特別引述何廉（1895-1975）“統計抵制日貨，共有九次，抵後又抵，買後又買，日本並沒有吃虧，中國商人又沒有吃虧，吃虧的是中國消費者”的調查結論。何廉是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創始人，以“中國化”的理念引領當時經濟學研究風氣，然其開展“國貨研究”的同時，亦清醒指出盲目狂熱實起到相反的作用，這正是時人所認為的“真誠地探索尋找中國問題的中國解答” （康德利夫：《南開經濟研究所》）。
張伯苓則是從另一常識性的角度展開闡釋的。在他看來，癥結均在淺嘗輒止與個人聰明。用南開校訓的套語來説，當是缺乏合作之“公”與做事之“能”。“愛國三問”正是針砭此病而發。在我們熟悉的“三問”之後，張伯苓如是説：
那麼你就要得願意中國人都是好人。
不要太狹隘，不大。彼此要往上長，不要往下長。總是批評人，那是往下長。
在國難正殷之際，捐棄成見，以寬厚之善意待人，以對治當時國民愚、弱、貧、散、私之病，此方為張伯苓思想的精髓所在。張伯苓治校，即高度重視“合作”的價值。1921年1月，南開學校因附近天花疫情停課，張伯苓約教職員及學生代表二十人，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會議，議定“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十二字為南開未來方針。中文教員陳文波在《香山會議案之提要及我個人之感想》 （《南開週刊》1921年第一期）記錄説：“試問學校之設施是否合乎國家之需要？對於學生之輸入，是否合乎社會之需求？造就之人才，是否將來有轉移風俗、刷新思潮、改良社會之能力？若曰不能，是自小視教育也。……若僅為個人增加知識技能而辦教育，則教育神聖亦不足稱矣。吾人……實具一改良社會之希望，因此次休課之暇，乃舉行香山會議。”興辦教育、社會改良、救亡圖存，在張伯苓的實際社會實踐中也是相互呼應的，這應理解為“南開的真精神”。撫今追昔，張伯苓理念的價值依然彰顯。
在抗戰期間，張伯苓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臨時主席、主席團主席，發言不多，但以維持團結為務，確起到重要作用。後他主任考試院長，仍以“公能”為教，欲以此改良銓選風氣，可見其觀念之一貫。張伯苓晚年介入政治，固然深受失敗，然溯其思想之源，乃在於“愛國三問”中對合作的高度重視。若以香山會議的宗旨來説，則是伯苓的名言：“凡抱悲觀的，多半是不作事的人，真作事的人最容易有樂觀” （《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 1919-1949》，727頁）。其得其失，一在於斯！
復觀南開歷史上幾位重要的校友，也以善於合作聞名。西南聯大期間，南開力量雖弱，但依然維持“羅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悦。聯合竟，使命徹”，南開首屆畢業生梅貽琦（1889-1962）的作用相當重要。凡此，均可見伯苓教誨之成功。而所謂“三問”之價值，不在於問了哪些內容，實在於問了之後應該如何去“努力幹去”。
散點中的伯苓思想
張伯苓是思想家嗎？
這個問題似乎一直存在些爭議。確實，與蔡元培、胡適等更如雷貫耳的名字相比，張伯苓的學問素養與思想體系性似均有不及。但在散點式的言論、演講與制度設計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套“自外而內”的一套思想：張伯苓的思想價值，並不在於書齋中的學術論辯，而在於其實踐經歷異常豐富，又敏鋭練達，故能將親身體悟內化為系統思維，又用極淺顯生動的方式闡明，以影響聽眾、弟子——在南開老校友的回憶及訪談中，往往不約而同地將張伯苓稱作思想家，可見其實實在在的影響 （參胡海龍：《口述津沽：南開學子語境下的公能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當代研究者試圖整理張伯苓等實踐家的思想體系，近亦有新的成果，恰可相互呼應。
張伯苓演講，常常喜歡連發“三問”，以此引導聽眾思路，引出講演核心內容。張伯苓極擅長演説，在當時動盪的歷史背景下，“三問”極易震動人心，引發共鳴。
你是中國人嗎？——是
你愛中國嗎？——愛
你願意中國好嗎？——願意
不論是1935年還是2021年，這三個問題似乎都不會存在任何不同答案。然而，若僅關注“三問”，而忽略“三問”之後的論述，則無異於買櫝還珠——張伯苓的後續議論與其畢生踐履切合，並通過其培養出的大量南開校友、支持者，構成了一種在近代史上相當有影響的力量，其精神似乎仍在發揮現實作用。用胡適的話説：“如今，這些似乎是平凡無奇了，但是張伯苓實實在在地把這些理想的大部分融入學校的整體教育之中，這實在是他的偉大成就。”
張伯苓的語言藝術在於口談，但他的演説音頻至今仍未發現，這不可不説是一大遺憾。作為張伯苓的讀者，我們應當注意，演説是一種不同於書面論文的特殊文體，其內容絕不能直接等同於演説者的全部思想，其真實影響力則停留於那個難以復原的“歷史現場”，今存的書面文本只能部分展現演説的宗旨（且不少講演稿由聽者筆記，未經講者審訂）。最明顯者，章太炎（1869-1936）的演講內容及白話文都相當精彩，但其在上海的系列講演（1922），最初聽者成百上千，最後不過幾十人勉強旁聽，效果之差可想而知；而胡適（1891-1962）的名聲廣播，與他善於演説，並經過抑揚頓挫的講演訓練也有相當的關係。對此，學界已有若干研究：王德威主編的哈佛版《新編現代中國文學史》，即看重演説的價值，指出“歷史人物的演講，經由留聲機傳播，變成大家可以聽到、感受到，然後體會、反應的一種陳述過程。這是文學生產的物質性（也包括身體性）的一面。”張伯苓的言論演説，似也具有相應的史料價值，或能成為可資借鑑的文學-思想遺產。在以往的研究中，校史往往被限定為“一校之史”甚至是“只有校友才關注的歷史”，然這種較狹的視野實不足以曲盡學校作為學術文化機構的實際價值，僅以“大學校長”或“教育家”這一身份為張伯苓研究的切入點，在現有的學術視野下，實無益於深刻理解這位在近代史上頗富貢獻與傳奇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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