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什麼會失敗，揭秘其中不為人知的故事！三年內戰中，國民黨為什麼失敗?近幾年來，一些民主人士將原因總結為什麼“共軍得了蘇聯援助”，“國軍在抗日中傷了元氣”。事實上，這些論調都是非常膚淺的。
國民黨為什麼會失敗 揭秘其中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將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軍事原因：淮海戰役失敗。在三年內戰中，我最關注的戰役就是淮海戰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狹義的中原，指河南省。廣義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鄰省份，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原地區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地之要衝。中國內戰史上，很多戰略決戰都發生在中原地區，如牧野之戰(周武王入主中原的決定性戰役)，楚漢爭霸，昆陽之戰(劉秀入主中原的決定性戰役)，官渡之戰(曹操統一中原的決定性戰役)，隋末瓦崗軍起義等等。可以說，如果中原地區的戰略決戰勝，則天下大局基本可定。
淮海戰役中，共軍總兵力60萬，國軍總兵力80萬，並且，國軍還有坦克飛機支援。“國軍在抗日中傷了元氣”一類的論調可以休矣。
二.腐敗問題：無論是蔣介石的盟友美國，還是國民黨政權中的高階官員，包括蔣介石父子，都認為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是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把問題說細一些，我再列幾個子欄目：
軍隊腐敗。1948年11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伯將軍向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報告中提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後，從來就沒有一個戰役的失利說是因為武器彈藥的缺乏。依我看來，國民黨軍隊的敗北是因為糟糕透頂的指揮和其道德敗壞的因素，把軍隊弄得毫無戰鬥意志。……在整個軍界，到處是平平庸庸的高階軍官，到處是貪汙和欺詐。”
1949年8月，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同樣指出了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腐敗無能。他說：“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覺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鬥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援。”
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也有所認識。他在與高階官員、高階將領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政府中、軍隊中的腐敗嚴重。1947年6月，他說：“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階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同時，他指出，軍官的貪汙、虛報兵員和偷吃軍餉造成了“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逃到臺灣之後，蔣介石在對高階官員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汙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象。”這支軍隊已經失掉了靈魂，沒有戰鬥力和紀律，並由那般無能、狹隘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吏治腐敗。曾經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提到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糟糕領導和管理腐敗，特別是漠視民眾的改革要求。”(《吳國楨口述回憶》)在地方，山高皇帝遠，腐敗情形更為嚴重。“在四川渠縣，人們對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怨聲載道，痛恨至極。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標準的‘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裡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每鬥至少200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百姓進了法院，就等於‘玩完’，即傾家蕩產。至於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處催收，決不交納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更是一個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做了三年多會計，便可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200多兩的富翁。他們從中運用，縣級公教人員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時才能領到。田賦糧食管理處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營。”
蔣介石曾經對大將宋希濂說：“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勝利接收”就鑄成了大錯。抗戰苦熬八年，勝利來得突然，國民黨官員面對勝利，想到的首先是個人的利益。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操縱下，“接收”變成了“劫收”，使人民從“想中央，盼中央”，變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很多人對當時的情況作過描述。當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事後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紛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憶錄》)
吳國楨在事後回憶時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佔為己有。“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並宣佈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儘管那裡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於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並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這是仿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階飯館)。”人稱“五子登科”。總之，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縱觀國民黨大陸政權的一生，抗戰勝利後接受日偽財產方面出現的問題，是惡性腐敗開始膨脹的起點。
社會全面腐敗。國民黨高階將領傅作義在1949年4月1日發表通電，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作了總結：“我們(國民黨政權)在實行所謂戡亂的時候，每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汙吏保鑣。我們不僅保護了這些鄉村和城市的惡勢力，而且還不斷地在製造和助長這些惡勢力。種種錯誤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崩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鎮壓青年學生的反抗;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貧困，上層剝削階級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國;反映在軍事上，就是由優勢變成劣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最後為人民所拋棄。”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觀察》雜誌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搶救》。文章尖銳地指出：“三年的內戰可說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憲’前後的內政外交大計如那一套‘親美反蘇，對付友黨’，‘拉攏小黨，拆散大黨’的伎倆，降而至於行政官席，形同分贓;立法毀法，另立條款;特種刑庭，妄人入罪，禁錮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價，發行金圓券，強迫人民以美金白銀來兌換，這實無異於強迫搜刮和掠奪，益以搶購潮生，取消限價，修正“幣改”，重定標準兌換金圓券，這一切的一切，無容諱言是給那已經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難。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盡了。” “本來社會中許多人的生活就太鬆懈懶散，若干公私機關更充滿了推託敷衍的官僚作風。在這個非常時期，大家更深一層墮進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顧今朝，休管明朝’這個荒謬觀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為。‘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這更增加了公私機關的腐敗與無能，同時也增加了人民大眾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們，抱有虛幻的感覺，基於自私的心理，於是耽於奢佚，流於放縱，以加緊消費、暫圖享樂為當然，以浪費物資、縱慾恣度為得計。”
三.政權被利益集團綁架。細說起來有：
蔣經國“打老虎”失敗。1948年，國民黨在軍事上陷入了被動，經濟上也接近了崩潰的邊源。軍事政治上的失敗帶來了經濟危機和恐慌，為了挽救敗局，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的中央銀行大樓指揮“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結的投機倒把分子。當時蔣經國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殃民的敗類，救最苦難的同胞”的口號，決心很大，信心十足，確實懲處了一批貪官汙吏、鉅商大賈，物價暫時被穩定住了。報紙電臺連篇累版報道蔣經國在滬經改業績，上海人民稱蔣經國為“打虎英雄”。但隨著孔詳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揚子公司非法囤積案”被捕，蔣介石勸告蔣經國“人人都有親戚，這個案子就算了吧。”蔣經國被迫屈服。經過此次打擊，蔣經國感到工作無法繼續開展，1948年11月，蔣經國黯然離開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剛爭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丟掉，此後上海和全國經濟一潰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階級與國民黨政權存在著很深的裙帶關係，甚至一些國民黨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們可以將上面提到的淮海戰役連在一起看。在戰役期間，江蘇、山東、安徽、河南等地的農民用極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戰爭。這四省共出動民工543萬人，其中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民工130萬人，後方臨時民工391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隻8539艘;籌集糧食9.6億斤，運送到前線的糧食4.34億斤。 民工的支前是戰役中最動人心絃的一幕。到了戰役的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高達1：9。這種空前浩大的人力動員，解放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負擔最重的魯中南區，以第六分割槽的統計為例，該區共出動49萬民工(常備民工17萬，臨時民工32萬，許多臨時勤務尚未計算在內)佔其總人口300萬的16%以上。按慣例，人民負擔戰爭的人力一般不能超過總人口的12%，即八個人中抽一個民工，除去老弱婦孺，幾乎是動員了全部的青壯年男性，而此次動員的民工高達總人口的16%，可以說超出了最高的負擔界限。而永城、夏邑、宿縣幾乎是全民動員。人民提出的口號是“傾家蕩產，支援前線，忍受一切艱難，克服一切困苦，爭取戰役的勝利。”無怪乎陳毅在戰役勝利後發出這樣的感慨：“淮海戰場上的國民黨反動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車推倒的。”可以說，土改被拖延，是蔣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圓券。到1949年，出現了60億面額紙幣。甚至印刷紙幣的成本還高於紙幣面額。
五.敵我不分，樹敵過多。共X產X黨方面搞統戰，蔣介石卻搞不明白誰是敵人，誰是第三方。呼籲民主，勸告蔣介石反省錯誤的人，要麼被其斥之為“書生之論”，要麼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殺李公僕，聞一多，強令民盟解散，結果得罪知識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壯丁，結果得罪農民;金圓券風潮，打擊投機倒把奸商不力(這與四大家族存在很大關係)，結果得罪城裡人。
六.治黨不良。蔣介石的治黨理念基本上還停留在舊上海青幫，堂會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幫派，搞裙帶，不講原則，只求對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黨日益墮落成供三五個弟兄胡作非為的小天地。
蔣介石跑到臺灣後，下決心幹了三件事：一是整黨，二是反腐，三是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