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來的太快!共和黨初選選戰戛然而止。4 月以來幾場重要初選中特朗普的勢如破竹，讓克魯茲和卡西奇放棄了最後的希望。隨著兩人的接連退選，特朗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幾乎是板上釘釘，除非有驚天動地的意外發生。
△ 5 月 3 日，克魯茲宣佈退選
△ 5 月 4 日，卡西奇退選
■ “精英主義”遭選民反感
一句話來總結這場共和黨初選：精英們錯得厲害。從一開始就假定傑布·布什會成為共和黨領跑者，再到遲遲無法理解特朗普的強勁勢頭，精英們建立在過往經驗基礎上的判斷力，在 2016 年捉襟見肘。
精英是誰?是聚集在東海岸政治文化中心(華盛頓、紐約)的記者、公知們，是大學校園中通曉文獻掌握複雜模型的政治學家們，是享有文化資本和話語權的人們。 他們習慣了這個國家慣常的權力分配方式：將政治光譜劃分為左中右，處於光譜中間的“主流”建制派以意識形態上的“中庸”調和兩端的激進者，又憑藉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動員能力，主掌了國家公共生活的方向。
共和黨選戰一開始呈現出來的，似乎是一場建制派的“中”與茶黨和福音派的“右”之間的路線之爭。而“中”早早呈現出的頹勢，讓人誤以為這是“右”勝利的時刻——從頭至尾堅守右翼陣地的克魯茲，想必也以為這是他前往勝利的通途。這也是為什麼在 1 月份初選拉開帷幕前的關鍵時刻，他在一場電視辯論中攻擊特朗普代表了“紐約價值”。他以為，只要共和黨選民們意識到，特朗普身上充滿了“紐約自由派”色彩，與保守派們看重的家庭價值觀格格不入，就會恍然大悟而投入他的保守陣營。但如今，正如我們所見，克魯茲不僅大敗紐約州初選，也沒有贏得其他州選民的心。
△ 克魯茲在辯論中抨擊“紐約價值”後，紐約報紙《Daily News》用頭版毫不客氣地回應他
這說明，這不是共和黨的“中右”之爭，而是一場顛覆傳統權力分配正規化的“革命”，是社會邊緣對中心精英們的反制。克魯茲失策的正是，他以為影射特朗普是 “紐約自由派”就能讓廣大共和黨選民對他避而遠之，但沒想到，比起“自由派”更招選民們煩的是“精英主義”。克魯茲沒有意識到，自己常春藤大學教育出來的巧舌如簧和文采飛揚，比起特朗普天天掛在嘴上的大白話“有錢”，更容易讓不滿於精英高高在上的大眾們翻白眼。克魯茲從右翼意識形態出發的諸多政策主張——如取締奧巴馬醫保、取消國稅局，僅能在小範圍內引起堅定保守派們的共鳴，但在特朗普掀起的大眾風潮反襯下卻顯得偏狹和脫節。
說到底，精英們錯就錯在，過於耽於自己既有的認識框架，處境過於舒適，而未能體會“沉默的大多數”民眾的掙扎。這種掙扎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社會心理上的。對於許多極少踏出過自己出生的小鎮、沒有能力或沒有運氣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下階層而言，這個不由分說扔到他們眼前的全球化新時代讓人驚恐。
當大城市精英們慶祝全球化對於消除全球貧困、縮小國與國之間貧富差距的巨大成就，是中下階層的生計在遭受產業外包和移民湧入的威脅。當大城市精英們毫無心理負擔地擁抱身邊的人都擁抱的性別平權、國際體驗，卻難以體會小鎮居民們對忽如其來的價值體系崩塌的無所適從。而這些保守的小鎮平民們缺乏為自己辯解的機會，他們與紐約光鮮亮麗的新聞演播室格格不入，也不見得了解怎樣透過部落格和社交媒體解釋自己的想法。因此，草根民眾們對話語權受限的沮喪，便轉化成了帶有“反智”色彩的叛逆，尤其表現在對“天之驕子”的常春藤精英們的不屑。
於是當特朗普以一副有別於傳統精英的形象出現，用不加修飾的大白話大談打破政治正確的時候，勞工階層格外能感覺到，“他是我們的人”。這不代表特朗普就真的是勞工階層們最好的選擇——很可能不是。出於反感精英而選擇了特朗普的人，很可能最後發現他也只是“一丘之貉”。民主選舉並不能保證“理性”，只是對社會結構性變化的忠實表達。
■ 精英們需要吸取的教訓
共和黨初選以從中到右的傳統精英們集體沉沒告終，這對民主黨自由派們，恐怕是壞訊息多於好訊息。進入大選，民主黨的精英們需要吸取什麼教訓?
教訓便是：反省“精英主義”的優越感。如自由派媒體 Vox 一篇文章總結的：兩黨都沒能為這些在全球化中失利的弱勢階層代言，但是民主黨的自由派精英選擇了疏遠他們——體現在深夜脫口秀的嘲諷和自由派媒體自我確證的社論之中。而從尼克松以來的共和黨總統們，都至少在形式上尋求與保守派草根勞工階層的聯合。上一位共和黨總統小布什，恰恰是一位能夠放下精英身段、接受對手嘲諷的人物，與他 2000 年的民主黨對手、精英氣十足的戈爾形成鮮明對比(顯然也比他的弟弟傑布更接地氣)。
△ 美國脫口秀《每日秀》
如果說共和黨建制派精英們更大的錯是在經濟和收入分配問題上與底層脫節，民主黨的自由派精英們則是在“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上與所處階段不同的大眾失去了對話。正如克魯茲在攻擊“紐約價值”時意圖攻擊的， 這些自由派觀念體現在對性別權利、環境保護、福利國家的力挺，而 20 世紀以來的發展讓他們確信自己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倡導寬容與選擇權的自由派，卻在嘗試說服反墮胎、反同性婚姻的保守派觀點的過程中過快地失去了耐心，開始用揶揄作為武器。受到廣大自由派追捧的深夜脫口秀節目(如中國網友熟知的《每日秀》)，藉助尖刻的幽默感來化解現實荒謬的同時，卻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那些理解不了他們笑點的保守派們。
這些政治與文化精英們主要集中在位於美國東西海岸、經濟更為發達的大城市，故有時這種精英主義也表現為某種地域歧視。比如“flyover states”這個詞，就是指夾在東西海岸之間的廣大內陸州，在許多精英的世界裡無非是坐飛機奔波於兩大海岸之間時“被飛越的州”，精英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踏上這些州的土地。
加強了許多保守派共和黨選民(更多集中於中西部和南部的內陸州)這種“被侮辱與被損害”情結的，是自由派智識精英的“文化霸權”——這裡的“霸權”(hegemony)只是一箇中性描述，純指影響力之大，無涉道德判斷。在大學和新聞媒體兩大知識生產和資訊傳播體系中，自由派在數量上明顯佔了上風。保守派知識分子們在大學中勢單力薄而選擇或秘而不宣、或退居智庫和媒體，而後兩者卻缺乏大學所具有的公信力制度保障，從而顯得越來越處於守勢、偏安一隅。
此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自由派更多代表了美國“軟實力”的來源，透過東海岸紐約生產的新聞產品和西海岸好萊塢生產的娛樂產品縱橫四海，而保守派在全球化中相對處於失語狀態。美國保守派中“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對外交政策的強硬主張，對美國維護全球秩序當仁不讓的態度，也讓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者難以下嚥。可以說，全球化內在加強了自由派的話語權，讓他們更加覺得自己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
雖然 “傲慢與偏見”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存在，但區別在於，保守派那些奇葩的陰謀論或受害狂想症(比如認為奧巴馬是出生在肯亞的穆斯林、認為奧巴馬醫保的終點是政府全面接管、摧毀個人選擇權)，由於其根植於美國政治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很難被異文化所理解。相比之下，自由派對性別平等、種族平權、國際合作等方面的主張更容易幫他們獲得跨文化的好感。自由派某些觀點中的矛盾性則更加隱蔽：比如，自由派往往同情少數族裔因貧困走上犯罪道路是社會大環境的錯，不忍直接批評其個人責任，卻對同樣因為受害於大環境的變遷而敵視外來移民的白人勞工階層不吝批判——也正是這種不一致導致了後者對“政治正確”文化的強烈反彈。
這大概是近幾十年來許多勞工階層選擇了投票給共和黨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往公知們的分析也許低估了勞工階層對自己經濟利益所在的判斷力——他們不是被共和黨矇蔽，只是在利益和情感之間，他們更看重有情感共鳴的領導人。自由派們或許也因為堅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一邊，而對自己的政策主張過於自信——加大再分配的福利政策看上去是慈悲為懷、關心底層，但自由派們如果更謙卑一些，或許能看到，保守派所批評的公共政策催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福利體制養成的依賴文化，並非全無道理。好心也能辦壞事。
如今，特朗普在共和黨的勝出，說明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張力，已經超越了自由派 - 保守派的左右，到了精英為過往的忽略買單的時候。民主共和兩黨的精英們並不缺乏解釋特朗普現象的智商，但尚缺乏與特朗普爭取大眾支援的情商。而面對民眾做出“不理性”選擇的可能性，堅信自己判斷力的民主社會精英們，不可能對其打壓，只可能與之競爭。競爭的手段，不是嗤之以鼻，而是放下優越感設身處地去理解大眾，尋找情感和大方向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