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分析秦國的人才政策，從秦國、楚國人才政治對比角度分析，秦國崛起的原因，為何能夠統一天下，重用異國人才
戰國亂世，諸侯爭霸，合縱連橫，無數鮮血和白骨埋沒在歷史的荒野中，然而，戰國時代又是一個亂世豪傑的時代，湧現出了無數能人志士，例如，諸子十家之流，稷下學宮之流，還有雞鳴狗盜之徒。這個時期，以新興地主階級為代表和世卿貴族為代表的各諸侯國，為逐鹿中原爭霸，富國強兵而進行變法圖強，一大批政治改革家、謀略兵法家、縱橫外交家登上時代的舞臺，這些“家”可以看作是人才資源。
西周、春秋時代的選官制度，也就是選才標準是“世官世祿”，也就是說世族成員憑藉血緣和宗法關係，世襲罔替的繼承官爵和俸祿，而對於出身社會底層的人士則基本上被排除仕途之外，到了春秋中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又由於周室式微，特別是到了戰國亂世，宗法制度被廢除，世襲特權被剝奪，出現了“士”的階層，由此形成“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局面。
特別是到了戰國時期，士人擺脫宗法的束縛，實現人身自由、思想自由，有了獨立人格，成為社會發展重要力量，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士”的階層優秀者，擁有真才實學計程車人，急於擺脫羸弱、卑賤的處境，憑著自己的智慧，出色的能力晉升為士大夫階層；於是大批士人，打破階層，宗族、經濟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國籍的限制，開始活躍於春秋戰國時期舞臺。
秦國人才標準
秦穆公時期判斷人才標準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要有德，人才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要忠於國君，要為社稷百姓著想；其次要有才華，擁有一技之長，準確的判斷能力或者擁有淵博的知識，這樣的人才才能夠為國家所用，才能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再次，人才要具備用敢於直諫的勇氣，作為君主的臣子，只有敢於對君主的不當言行進行進諫，敢於糾正君主的錯誤，才能避免國家和朝廷遭受更大的損失。
秦獻公時期，為了振興秦國，需要大量的人才，需要招賢納才，對人才的標準跟秦穆公時期有所不同；秦獻公認為，人才的首要標準是智慧能力，對人才的道德標準有所淡化，迫於富國強兵的需要，秦孝公的人才標準更傾向於重才輕德。
秦獻公之後，重才輕德的人才標準一直在秦國佔據主導地位，例如，秦昭王時期的范雎，儘管在道德方面有汙點，但還是憑著出色的軍事才能，憑著對秦王獻計“遠交近攻”的策略，而被重用為丞相；張儀也是品行不端之人，向秦惠文王獻連橫之策，被秦王任命為宰相。
由此可見，秦國處於戰國亂世，諸侯混戰的時代，為了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把富國強兵放在首位，用最大誠意去招攬人才，那些具備經邦治國的人才，為秦國獻計獻策的賢士，成為秦主要招攬物件，至於品行是否優劣，對於秦國來說已經無足輕重了。
秦國引進人才途徑
春秋戰國時期，眾多人才擺脫宗法束縛，摒棄階層、國界、流派的限制，紛紛往來各諸侯國，尋找可以施展自己才華的舞臺，在戰國諸侯國中，秦國人才引進途徑是最多樣化的，待遇也是最豐厚的。筆者認為，秦國主要透過以下幾種方式引薦人才：
引薦方式
引薦入秦，最著名的當屬公孫支向秦穆公舉薦百里奚了，其實百里奚是虞國人，虞國被晉國滅亡時，百里奚被晉國俘虜後淪為奴隸；公孫之知道百里奚的才能，就勸說秦穆公以五羊之皮贖回百里奚為秦所用；後來百里奚又向秦穆公薦舉蹇叔，就這也秦穆公又得到一個得力助手。
秦穆公能夠重要本是奴隸的百里奚，突破了秦國當時任人唯親唯貴的原則，打破了宗法和國界的限制，為秦國人才政策的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從那以後，秦國獲得了大量的人才，蹇叔被招納入秦後，又向秦國舉薦了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等人才；呂不韋向秦王薦舉年少的甘羅，一時成為佳話。
薦舉是秦國招攬人才的重要方式，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嬴政等連續六位國君統治期間，共任22任歷任過秦國丞相，其中有18人，是透過薦舉方式入秦的，比例之高，實屬罕見。
應招入秦，這類人大多才能卓越，聲名在外，從而引起秦王的注意，以致秦王不惜採取多種手段將他們招入麾下，為秦所用。例如，由余本是戎國人，秦穆公得知他是具有遠見卓識之才，是秦國征服西戎不可多得之才，於是使用離間計將由余招入秦國。
齊國孟嘗君早就以賢能聞名於世。秦昭王聞其賢，想招他為己用，為此，秦昭王不惜以親弟弟涇陽君抵押齊國為人質，以求見孟嘗君，但這次孟嘗君並未答應，直到後來被齊閔王派遣到秦國，短暫為相。
韓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的能力之強，讓李斯都自嘆不如，秦王政被韓非的兩部著作所折服，要不惜一切代價得到韓非，甚至用攻打韓國這種方式來搶奪韓非，最終韓王在秦國強大武力脅迫下，同意韓非出使秦國。
自薦入秦，自薦入秦也是秦國招攬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衛鞅先後四次晉見和遊說秦孝公，每次都以不同方式進行遊說，這四次他分別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術來闡述君主治理國家的謀略，終獲秦孝公賞識。
范雎經過王稽舉薦進入秦國後，並未引起秦王的重視，一年後，范雎才透過上書向秦王自薦，才引起秦昭王的重視，得拜客卿。秦國這種允許他國人才透過自薦的方式入秦，打破了階層的界限，為出生低微的寒士提供了進入仕途的上升途徑。
派遣入秦，戰國時期，人才之間的派遣，採取借用的方式把別國人才招到本國委以重任，在各諸侯國也屢見不鮮，這也說明了，當時各諸侯國為了社稷發展，為了富國強兵而對人才表現出求賢若渴的態度，特別是秦國尤其突出。
趙武靈王分別派樓綏、仇液去秦國，派王賁去楚國，派富丁去魏國，派趙爵去齊國，這些人後來都被重用。齊閔王派孟嘗君到秦國為相，其實秦昭王很早就看上孟嘗君了，想招其到門下，甚至拿自己的弟弟到齊國來抵押當人質，筆者在前文講述過；直到齊閔王二十五年，齊國迫於秦國的壓力，孟嘗君才被齊國派往秦國為相。
總之，在戰國時期，秦國透過舉薦、自薦、應招、派遣等多種方式招攬人才，從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這也為後期大規模的人才任用奠定了基礎。
秦國對人才的利用
當大量人才湧入秦國時，秦國充分利用他們的專長，對這些人量才而用，紛紛委以重任，概況起來，秦國任用人才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破格任用，即只要博得君主的賞識，無需透過系統考核，也無需先立功勳，就可直接任用為主持國政的大臣。例如，秦穆公得知百里奚有治國之才，便授其以政，對蹇叔與厚幣賞賜。秦孝公非常認可商鞅的“霸道”主義，“依法治理”的理論，直接封商鞅為左庶長，主持秦國變法圖強工作。
秦昭王僅憑孟嘗君的名聲，就拜其為國相；趙國人樓綏，曾輔佐趙武靈王，並贊同其胡服騎射改革；當樓綏被派遣到秦國後，提出“以趙和秦、楚”的主張深受秦昭王讚許，雖後被任命為丞相。秦國的破格任用大多發生在商鞅變法之前，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官僚制度逐漸成熟，被破格任用的官員僅有幾個特例。
因功任用，人才引進到秦國後，要經過一定的試用期，在試用期內立功，才能被封官賞爵，才能擁有理政實權。例如，甘茂因在平定漢中、蜀國等地的貢獻，被秦武王封為左丞相；甘羅因成功遊說趙王而為秦國立功被拜為上卿；呂不韋在幫助秦莊襄王奪位有功，被封為丞相；姚賈成功地瓦解燕、趙、齊、楚等國合縱攻秦之盟，被秦王拜為上卿。
秦國這種“量才授官，因功緻祿”的原則，為本國招攬了大量的人才，使得秦國在對外開疆拓土，對外戰略外交，對內改革圖強中受益頗豐。
總之，秦國對引進人才的任用，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春秋時期，秦穆公以破格任用為主，到了戰國時期，對人才的任用逐漸規範化，以因功授政為主，破格任用為輔。秦國在成功籠絡大批異國人才的同時，能根據他們的特長，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用來助力秦國的發展，這是其他諸侯國所望塵莫及的。
秦國的人才制度與楚國之比較
秦國與楚國有太多的相似性，都是受周天子不待見的國度，楚人與秦人都是忍辱負重，歷險涉遠的族群，也都是有一技之長的族群，他們在艱難的建國過程中，養成了沉穩與機敏兼併的性格。
秦人以周室之禍得福，楚人因周室之衰落而崛起，這些都是歷史賦予他們的機緣。秦人進入文明時期更晚，在宗周文化發育的時候，秦人還在西北邊陲養馬蓄畜階段，當秦人承襲周文化的時候，周公的典籍已經散失，這就導致秦國缺乏宗法關鍵，對於詩、書、禮、樂的周禮文明從根本上就不能接受，秦國逐漸形成了霸權至上的關鍵。
楚國進入文明期比秦國要早很多，在周成王時，楚國就擠入諸侯之列，隨後，楚國不斷武力擴張，這其中貴族勢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類似於周天子分封制的分治聯合體。所以，從春秋到戰國時期，楚國世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特權遠遠超過其他六國，因此，秦春兩國的歷史根源決定了兩國在人才體制上會有根本的不同。
秦楚兩國文化背景有著巨大的差異性，那麼在選拔人才標準上有何不同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秦國重實用人才，以軍事人才為主；楚國重品德，以民本思想為準
秦國偏居中原西戎僻壤，長期被中原各諸侯國所歧視，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秦國國君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立志富國強兵，意識到人才是重中之重，在人才選拔上遂以“世俗功利為標準”，放棄部分“人文精神”。
秦國國君這種人才標準與法家的“任其力不任其德”、“程能而授事”的標準不謀而合，於是法家思想被秦國曆代國君所奉行，重才輕德成為選拔人才標準。商鞅是秦國富國強兵的一大功臣，但其人品卻一直備受爭議。
就連一向很公正的司馬遷都稱商鞅為“刻薄之人”，但秦孝公完全忽略了商鞅以及所創造的法令中刻薄之處，甚至血淋淋的暴力傾向，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只注重其能力，而忽略其品行。
再如，魏國的范雎品行不端，為人狹隘，好公報私仇，但其軍事才能天賦異稟，提出的“遠交近攻”戰略，為秦國吞併天下打下了基礎，范雎在秦國被重用，也是秦國重利輕德的人才標準最典型的體現。
反觀楚國，與秦國相異，更多地注重品德，更多地受“民本思想”影響，民是神之主，君須忠於民，這種民本思想始終貫穿於楚國人才的選拔之中。畢竟楚國是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環境中走出來的，楚國的建立及強大離不開民眾的力量。
楚國這種“民本思想”也直接影響到人才的選拔，有才之人除了具有一技之長外，民本思想也不能缺失，這與秦國重利輕德的關鍵正好相反。
秦國重用異國人才，楚國偏向宗族內人才
秦國地處西北邊陲，是戎狄之地，建國初年，人才遠遠落後其他諸侯國，國內良將多而少賢臣，為了最大限度地招攬人才，秦國打破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開國門選拔人才，無論是本族人才，還是異國人才，只要有才能都能受重用。
秦國以客禮對待異國人才，逐漸形成規範化形態，發展為客卿制度，對這些人才破格利用，委國而聽之不疑，量才而用，因功緻祿，對待人才注重禮儀，不求全責罰的態度。正是這種用人原則，異國人為秦國的崛起壯大貢獻了巨大力量，例如百里奚、由余、白乙丙、西乞術、蹇叔等等。
當然，魏國人張儀善遊說，以連橫之計破六國合縱之盟；楚國人范雎提出遠交近攻外交戰略，蠶食諸侯；楚國人李斯通律令；他們都得以官拜卿相。此外，蔡澤是燕國人，呂不韋是韓國人，樓綏為趙國人等。其他諸侯國與秦國相比，並未突破宗法制的束縛，不像秦國那樣大膽使用外人，尤其是楚國，舉用人才，卻還在遵循“昭舊貴，愛親戚”的宗法制度。
秦國對外來人才偏愛甚於楚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秦國多良將而少賢臣，但楚國人傑地靈，人才濟濟，有“惟楚有才”的稱號。秦國地處於西北戎狄之地，行戎狄之教，秦國的社會風尚帶有戎狄風俗的烙印。戎狄都是尚武治國，必然會缺乏文化教育，國人爭相以武功評英雄，如果秦國想走富國強兵的路線，這種文化落後的國度，缺少更多的是賢相而不是良將。
綜述
筆者認為，秦國東有晉國威脅，西有戎狄騷擾，且被中原列國所歧視，不與其盟會，面對這樣的局面，秦國能夠崛起、壯大、並且統一天下，外來人才貢獻出了最大的力量。例如，百里奚擔任秦相期間，秦國三次東伐鄭國，三次介入晉國國君的擁立，一次出兵救楚，同時，在國內對佔領地區實行德化，使巴蜀地區成為秦國穩定的大後方，並且施政於諸侯，爭取四周少數民族的支援。
此外，來自晉國的公孫支，來自虞國的孟明視、蹇叔，來自宋國的白乙丙，他們都熟悉秦國對手，為秦國提供詳細而準確的資料，對秦穆公制定正確的對敵戰略立下汗馬功勞，他們的政治、軍事才能使秦國東進計劃不可或缺的因素。
秦國東進的同時，還在外來人才的輔佐下稱霸西戎，秦國地處西北邊陲，為了開疆拓土，爭奪生存空間，長期與西戎作戰；秦國最初在東進的過程中，受阻於晉國強大的實力，不得不改變戰略部署，西征西戎，由余向秦穆公獻策對西戎實施特殊戰略，內史廖提“遺其女樂，以奪其志，戎王好樂，必怠於政”，這種方法果然湊效。
在由余的輔佐下，秦穆公成功地征服了西戎八個國家，不僅平定多年邊患，還極大地增強國力，成為西方霸主，並得到周天子的認可，秦國稱霸西戎，為東進建立了不可或缺的根據地，也為將來統一天下打下了可靠的後方，很難想象，如果秦國沒有稱霸西戎，是不能完成統一大業的。
秦國無論東進還是稱霸西戎，其外來人才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離不開，百里奚、公孫支、由余、蹇叔等人的支援。而對於秦國來說，正是由於長期貫徹執行人才引進政策，在改變秦國曆史的同時，也改變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時代格局。秦國從一個落後的邊陲小國，經過幾代明君的勵精圖治，變法圖強，最終成為強國，在這一過程中，不可否認，引進人才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些引進人才不僅幫助秦國迅速提高國力，提升在諸侯列國中的影響力，更是促使秦國東進中原，稱霸西戎，最終為統一天下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墨子》、《史記》、《戰國策》、《韓非子集解》、《左傳》、《商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