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康熙朝晚年，康熙皇帝的眾位皇子為了爭奪皇位，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九子奪嫡”大戲。最終，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成為了這場皇位爭奪戰的勝利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康熙皇帝去世後，其順利登上了皇位，這便是歷史上的雍正皇帝。
然而，長達二十多年的明爭暗鬥，使得眾位康熙皇子之間的關係，早已是劍拔弩張，勢同水火。於是，登基之後的雍正，隨即開始對此前參與了“九子奪嫡”的兄弟們，展開了瘋狂的清算與報復，而這也直接導致了這些康熙皇子大都沒能夠以善終收場。
在這其中，胤禩作為雍正曾經最具競爭力的對手以及實力最為強大的政敵，其結局之悲慘也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下旨將胤禩削宗奪爵、革除黃帶子，進而將其治罪圈禁、折磨致死，就連胤禩的名字也被改為了“阿其那”。
而在“九子奪嫡”的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沒有表現出對於皇位有覬覦之心的九阿哥胤禟，也同樣遭受到了雍正極為殘酷的對待，就在胤禩被雍正圈禁至死的同一年，胤禟幾乎以同樣的方式被折磨致死，其名字也被改為了極富羞辱與咒罵性質的“塞思黑”。
從胤禟最終的結局來看，雍正對其的不滿與憤恨相較於八阿哥胤禩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除了兩人早在“九子奪嫡”過程中積怨已深外，胤禟在雍正登基之後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雍正懲治他的理由。
對於八阿哥胤禩的極力扶保與支援，使得九阿哥胤禟成為雍正的眼中釘，肉中刺。
眾所周知，八阿哥胤禩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賤。
他的生母良妃衛氏，辛者庫出身，生育胤禩的時候僅僅是一名地位非常低的宮女，並且是直到胤禩快二十歲了才被康熙冊封為嬪。可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胤禩卻依舊能夠成為“九子奪嫡”中的熱門人選，總結下來，可以說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胤禩本人的努力。
卑賤的出身恰恰培養了胤禩謙卑、仗義的性格，並且其是異常的努力與上進，這就與驕縱跋扈、貪婪荒誕的太子胤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於是眾多皇子以及朝中許多的大臣，都對其是頗有好感。
其二，胤禩迎娶了安親王嶽樂的外孫女郭絡羅氏。
郭絡羅氏父母早亡，自幼是被安親王嶽樂撫養長大，倍受寵愛。而在迎娶了郭絡羅氏後，整個安親王嶽樂家族，，括嶽樂本人，繼任安郡王的馬爾渾，以及嶽樂之子景熙、吳爾佔等人，皆站在了胤禩一邊，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援以及政治資本。
其三，胤禩獲取了非常豐厚的財富支援。
這些財富，並不是胤禩本人所有，也不是康熙為其所賞賜，而是來自於兩方面人的提供。
一是以明珠之子納蘭揆敘為首的葉赫那拉家族，以及以遏必隆之子阿靈阿為首的鈕祜祿氏家族，這兩大在康熙朝堂上極富聲望與地位的外戚家族。
雍正登基後，就曾對納蘭揆敘以及阿靈阿對於八阿哥胤禩的支援，有過非常尖銳的批判。
“揆敘挾其數百萬家貲，與阿靈阿等合謀買囑優童下賤，每與官民宴會之所，將二阿哥肆行汙衊。京城言語謂千金買一亂者，人所共知者也。既明理者聽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無父無君，莫此為甚。”
由此也可見，這兩大外戚家族在財富層面給予了八阿哥胤禩非常重要的支援，並且在政治層面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而除了納蘭揆敘以及阿靈阿等的支援，八阿哥胤禩另一個重要的財富來源，便是來自於九阿哥胤禟。
事實上，在所有康熙皇子中，胤禟無疑是最為富有的一位。
一方面，九阿哥胤禟與明珠家族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的指婚安排下，九阿哥胤禟的三女兒，下嫁給了納蘭揆敘之子、明珠之孫納蘭永福。
在此之前，胤禟本就與明珠、揆敘等葉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員關係交好，有著非常頻繁的“生意”上的往來，之後又攀上了姻親關係，使得胤禟的財富再一次得到了迅速增長。
曾任九阿哥老師的秦道然就曾供述說：
“允禟從前傢俬不滿二十萬，自與明珠結親之後，現銀約四十餘萬兩，田產、房屋、生意等項約還有三十餘萬。”
雍正也在批判胤禟的種種罪行中對其怒斥：
“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
可見，透過與葉赫那拉氏家族的聯合與聯姻，對於九阿哥胤禟的財富積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胤禟卓越的“經商頭腦”，也使其賺取了大量的財富。
不得不說，胤禟的賺錢手段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除了透過田產、房屋、當鋪這些常規產業賺錢之外，還有一些“非常規”的手段。
胤禟利用明珠家的關係，廣佈人脈，透過這些人手中的職權專做政府的生意，獲取了鉅額的利潤。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自己的皇子身份，從東北往關內走私人參，以從中獲利。還有就其安插親信進入鹽業等國家壟斷經營領域，在挖朝廷與康熙“牆角”的同時，也廣收“孝敬”銀子，使得財富日益增長。
也正是因為如此，九阿哥胤禟透過明裡暗裡的串聯與交易，積攢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所有康熙皇子中當之無愧的“財神爺”。
但是，胤禟自己並沒有奪位的打算，他將全部的財富都用以支援八阿哥胤禩的爭奪皇位，而在胤禩因為“斃鷹事件”徹底失去奪嫡資格後，他又選擇繼續支援十四阿哥胤禵參與皇位的競爭，包括提供活動經費、收買朝廷官員、營建形象工程等，胤禟都出力不少，並且是獻計獻策，表現異常的活躍。
由此可見，儘管九阿哥胤禟並沒有直接參與到皇位的爭奪之中，甚至他本人對於皇位也沒有任何的覬覦之心，但是他對於胤禩以及後來對於胤禵的支援與扶保，都給雍正的奪嫡程序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與困擾，這也使得雍正對其是同樣的恨之入骨。
胤禟對於雍正過於明顯的“口服心不服”表現，進一步加劇了雍正對其的不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
然而，就在康熙的喪儀期間，雍正就主動向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郭絡羅氏發難，對其進行了極為嚴苛的羞辱與斥責。
“但眾母妃自應照前遵行國禮。即如宜妃母妃用人挾腋可以行走，則應與眾母妃一同行禮，或步履艱難，隨處可以舉哀。乃坐四人軟榻在皇太后前與眾母妃先後攙雜行走，甚屬僭越，於國禮不合。”“皇考未登梓宮前，倉促之際，宜妃母妃見朕時，氣度竟與皇太后相似，全然不知國體。”
雍正這正是在用一種“恨屋及烏”的態度，表明了對於九阿哥胤禟的不滿，並且，這也是一次對於胤禟等人的警示。
緊跟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皇帝便以“遵循舊制”為由，派遣胤禟前往西北。
實際上，雍正此舉就是要起到“一箭雙鵰”的效果，既是為了分化、、削弱、瓦解“大爺黨”人在京城的勢力，同時也要對胤禟進行管控與監視。
只不過，胤禟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竟然“屢請緩行”，這不僅是不給雍正面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抗旨”。最終在雍正的嚴令催促下，胤禟還是來到了西北。
然而，已然到了西北的胤禟，並沒有就此安穩下來，反而繼續著與雍正的對抗。
《清史稿》中，對於胤禟在這一階段的行為，有著非常明確而詳細的記載。
“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買草、勘牧地，違法肆行，請奪爵，上命寬之。三年，上聞允禟縱容家下人在西寧生事，遣都統楚宗往約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傳旨詰責，曰：“上責我皆是，我復何言？我行將出家離世！”楚宗以聞，上以允禟傲慢無人臣禮，手詔深責之，並牽連及允禩、允禵、允私結黨援諸事。七月，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劾允禟護衛烏雅圖等經平定毆諸生，請按律治罪，陝西人稱允禟九王，為上所聞，手詔斥為無恥，遂奪允禟爵，撤所屬佐領，即西寧幽禁，並錄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還京師，授以官。 ”
細數下來，胤禟在這一階段的“罪過”，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來，擅自圈佔、買賣牧地，造成惡劣影響。
二來，縱容家人尋釁滋事，並且不服地方官員管束，桀驁不馴。
三來，當地人稱其為“九王”，可見其行事、做派的張揚。
除此之外，還有兩件事情，更加引得了雍正的極度不滿。
首先是在西北軍中，傳出了對於雍正極為不利的言論。
雍正三年（1725年），在西北軍中效力的宗室成員賴士，參奏駐防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與下屬人員，稱其罪過為：
“誹謗聖躬，捏造拘拿諸大臣，凌逼眾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等話。”
此事緣起於西北，在加上當時京城之中已經有了對於雍正“凌逼眾阿哥”的輿論，使得雍正自然而然的認為此事為正在西北的九阿哥胤禟所散佈。
其次，便是胤禟與家人的“密信”往來。
四年正月，九門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書，以聞，上見書跡類西洋字，遣持問允禟子弘暘，弘暘言允禟所造字也。諭曰：“從來造作隱語，防人察覺，惟敵國為然。允禟在西寧，未嘗禁其書札往來，何至別造字型，暗藏密遞，不可令人以共見耶？允禟與弘暘書用硃筆，弘暘復書稱其父言為‘旨’，皆僣妄非禮。允禟寄允書言‘事機已失’，其言尤駭人。”
胤禟為了與家人的交流內容不為外人所知，於是用滿文轉化為了拉丁文字，這在當時的文化發展歷程中，無疑是一種“創舉”，但是對於雍正來說，這卻是實實在在的悖逆之舉，更認為其信中內容確係不可告人之事。
不僅如此，胤禟更是與家人的書信中，用皇帝才能用的“硃筆”，並且是自稱為“旨”，這些都是極為大逆不道的的行為。
就這樣，胤禟的一系列“口服心不服”，一再挑戰雍正“底線”的行為，最終徹底惹惱了雍正，而雍正也就此下定決心要藉著扳倒胤禩的機會，對自己的這位反對者，進行嚴厲的懲治。
關於“胤禟之死”，也成為了歷史的“謎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被革黃帶子，削除宗籍，並被改名為“塞思黑”，之後被押解到了保定，圈禁於高牆之中，交由當時的直隸總督李紱看管。
至於胤禟被圈禁的情況，徐鑫先生在《雍正帝陵歷史之謎》介紹為：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牆，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賤飲食以轉擁送人外，一切筆、墨、床、帳、書、字、便冰一塊，湯一盞，亦不得給予。時值酷暑，牆高房小，胤禟鐵鎖在身，手足拘禁，時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噴漬，逾時方醒。很快，隨胤禟前來的4名家人，也被隔離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終於，歷經三個半月的折磨，胤禟死於禁所之中。
就在胤禟去世之後，李紱將此訊息上奏給了雍正皇帝，然而，李紱並不是上的公折，而是上了一份密摺，隨即引得了雍正皇帝的震怒。
實際上，李紱這樣做，也是有著其“私心”，畢竟九阿哥胤禟是在他看管之下去世的，他並不像為此承擔過多的責任，於是用密摺上奏的方式，實際上是想“甩鍋”給雍正。
然而，雍正看出了李紱的心思，同時也更加知道，李紱此舉無異於是將矛盾與輿論焦點轉移給了他，讓世人認為這一切都是雍正的安排，使得自己就此揹負“屠弟”的罵名，因而對於此事才會異常的憤怒。
所以，在後來的那場著名的“田（田文鏡）李（李紱）爭鬥”中，雍正藉機對於李紱進行了嚴懲，並將此事作為懲治李紱的一個重要理由。
而至於到底是雍正下旨讓李紱折磨死了胤禟，還是李紱立功心切，積極表現以討好雍正，進而成為了雍正的“幫兇”，也就此變得不得而知了。
縱觀雍正登基之後胤禟的表現，可以說是將“口服心不服”表現的太過於明顯了，不僅是在私下裡有著“悖逆”的行為，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於現狀的不滿以及對於雍正的“鄙夷”之情。
按照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的說法：
“從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離散其黨 ，不令聚於一處，或可望其改過自新。豈知伊怙惡不悛，悖亂如故。塞思黑之狡詐奸頑，亦與相等。允俄狂悖糊塗，允禵卑汙庸惡，皆受其籠絡，遂至膠固而不解，於是結交匪類，蠱惑人心，而行險僥倖之輩，皆樂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義。”
可見，雍正是將胤禟擺在了同胤禩一樣的位置，成為了“主犯”，足可見胤禟的影響力與破壞力，以及雍正對其的憤恨之情。
或許這一時期胤禟的想法，與此前熱播的電視劇《大明風華》中，朱棣之子朱高煦與朱高燧頗為相似。他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賭注”和“籌碼”，以激起帝王的盛怒，以此讓其揹負輿論上的譴責與後世口中的罵名。
而最終，胤禟也為他的這種“負氣”之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進而被雍正削宗奪爵、圈禁至死。直到五十多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胤禟才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得以被“平反”，恢復了宗室的身份。“九子奪嫡”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在這個時候也才最終得以被徹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