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屆五中全會首設中央書記處
1934年1月 ,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 會上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全會選出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央書記處 (實際即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推舉由博古主持工作,負總責。全會選出的書記處書記成員有多種版本。依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 的資料介紹,包括秦邦憲 (博古)、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項英、陳紹禹(王明,在蘇聯)、張國燾(在川陝蘇區)、陳雲七人。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設立的書記處其職權相當於中共五大、六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那時候通常把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混用, 其成員有時稱書記,有時稱常委。例如,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即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般認為,當時的中央書記處事實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1936年6月16日 ,在陝北的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稱“現時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 舟 (張浩、林育 英 )、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此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書記處書記 ) 成員中 , 陳雲於長征途中被派赴去蘇聯, 王明早已在蘇聯, 張國燾隨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項英留中央蘇區。
同年12月初,張國燾、朱德、任弼時等抵達保安,同中共中央會合。此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包括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博古,由張聞天負總責,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工作。
六屆六中全會明確中央書記處性質和地位
1937年11月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與中共駐新疆代表陳雲, 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乘機到達延安。
王明回國後,當時各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已齊聚延安。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這次會議,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在十二月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 成員有25人,毛澤東擔任主席,王明擔任書記,秘書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五人組成。會議重新明確中央常委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九人組成。還決定增補王明、康生和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此時的中央書記處成員也有多種說法,大都認為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五人組成。但也有一些專家考證認為“十二月會議”時的中 央書記處 書記還包 括周恩來、博古。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新按照中共六大的黨章規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設有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為在中央政治局閉會期間“進行日常工作”的領導機關。但同時又存在著在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書記處,組成人員又均是中央常委。此次會議議定中央實行集體領導。l938年4月1日,張聞天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張聞天(洛甫)啟事》也說明了這一點,《啟事》宣告“中共中央設有由數同志組織之書記處, 但並無所謂總書記”。與此同時,書記處內部亦有分工。以當時中央書記處對日常來往電報所作分工為例,明確“黨的交洛(甫),軍交毛,統戰交王(明),王外出時交洛”。
此時的中共中央將中央書記處與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視為“一套人馬的兩塊招牌”, 在名稱上仍時常混用。此後,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有中央書記處,機構並存,人員多有重合。不過,這種二位一體的機構在形式上還是“內外有別”,從修訂後的《張聞天年譜(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顯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進行會議和決策,對外發布則多以中央書記處名義。這種書記處、常委會混用稱謂的狀況一直延續到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1938年8月 , 中央政治局委員王稼祥從蘇聯回到延安, 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在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王稼祥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所作“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的指示後,王明所擁有的權力即被明顯削弱。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做出《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決定》,成為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規定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性質、任務、職權、紀律等的決議。
這個《決定》是繼中共三大《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後製定的中央委員會特別是政治局與書記處的工作法則與紀律要求, 內容比較明確和具體,很多規定後來一直沿用。《決定》中提出用“中央書記處”取代中共六大黨章規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對“中央書記處”的規定主要有:(1)“中央書記處的任務,是辦理中央委員會之組織性質和執行性質的日常工作, 並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 準備政治局會議須討論的問題, 並向政治局作工作報告”。
(2)“中央書記處須完全執行政治局的決議, 但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會議前後期間, 遇有新的重大緊急事變發生, 不能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時,得作新的決定,並得以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決議和電文, 但事後須提交政治局會議批准及追認”。
(3) “書記處 每星期最 少須開會 一次, 集體的解決中央的日常工作和處理答覆各黨委的問題。書記處開會時,中央所在地的政治局委員,均得出席”。
(4)“各書記各政治局委員所領導之中央各部工作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作,須經常向書記處報告。中央各部重要問題之處理和答覆,各部重要人員之任用或派出, 均須經過書記處批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五人: 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會後,王稼祥繼續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六屆六中全會期間, 張聞天曾誠懇地向毛澤東提出,應“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但當時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不主張提這個問題。
會後,張聞天開始“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 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地點也由他住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 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當時中央的一些會議仍 由張聞天主持。但中央簽發的檔案和電報等,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可以說,這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工作實際上已轉 移到毛澤東方面。
1940 年 5 月 30 日 ,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稱讚毛澤東是“全黨團結的核心”,“是公認的領袖”。儘管當時中共中央形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張聞天, 但毛澤東已經成為連王明也不得不承認的全黨領導核心。
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和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中央書記處
1940年3月, 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從蘇聯返回延安, 開始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 並負責籌備中共七大。1941年8月,為適應黨中央領導機構任務日益繁重的需要,以及增強黨中央工作的效能,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任弼時等人的提議,決定對黨內高層決策體制加以調整,與書記處有關的安排主要有:
一是建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擴大書記處的工作成員。由住在延安楊家嶺的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和凱豐七位政治局委員組成書記處工作會議。其中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三人為必到成員,其餘四人則可擇時到會。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實際上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是決定由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書記處及政治局的會議議程由秘書長負責提出。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週開兩次會, 對中央政治局負責,主持人為毛澤東。此後,書記處工作會議取代書記處會議在中共中央決策體制當中所具有的功能。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三人作為書記處工作會議必到成員, 發揮的作用更重要一些。毛澤東作為主持人,自然地位更加突出。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一些過去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張聞天在會上對自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作了認真檢討發言。不久,經中央同意,他離開中央工作崗位,於1942年1月率領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前往陝北綏德及晉西北進行考察,一直持續到1943年3月才返回延安。而王明在會上則拒絕檢討自己的錯誤, 並在會議期間突然宣稱自己有病。之後,他長期缺席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的會議。
抗戰初期, 王明的錯誤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糾正, 但中共領導層的成員一直未做調整, 曾犯有嚴重錯誤的一些領導人仍然在領導崗位上。同時,長期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的突出貢獻與領導才能,得到了毛澤東和黨內不少同志的充分肯定。
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毛澤東評價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陳雲、任弼時、王稼祥等認為劉少奇與毛澤東“一起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當給予重要的領導責任”。當時,劉少奇不在延安,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做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翌年初,劉少奇到華中工作。在隨後3年多時間裡, 他先後出任中原局書記、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等職,為華中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2年3月,劉少奇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離開華中,返回延安,行期達9個月,被稱作“小長征”。毛澤東十分重視劉少奇此次返延,在他返回延安途中,十多次電詢其行蹤, 並電告沿途各根據地負責人注意接護和保障劉少奇的安全。1942年12月30日,劉少奇抵達延安。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調整精簡中央機構, 並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分工。《決定》明確:中央政治局負責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領導整個黨的工作, 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 舉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都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透過。中央書記處則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 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 負責組織政治局決議的執行並檢查其執行情況, 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
同時, 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還做出重要人事安排, 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主席為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 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 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書記處直接或經過它們管理中央各部門的工作。各地區直接向書記處彙報工作。書記處會議不固定,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這樣, 毛澤東就第一次在組織形式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中的第一把手。同時,劉少奇和任弼時第一次進入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層。其中,劉少奇進入黨中央核心領導層, 並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由此奠定了他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二把手的基礎。
而且,從1943年3月到1945年6月 ,劉少奇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實際上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 從1934年1月設立中央書記處到中共七大時的中央書記處成員中,他是唯一的一例。以這次組織調整為標誌, 曾作為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以及王明等正式離開中央書記處。
這次調整和精簡, 正式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在規範和強化中央政治局領導全黨工作的同時, 中央書記處的地位和職能也得到明確和加強, 實現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對全黨工作的一元化領導,增強了中央的領導效能。
中共五大書記格局的形成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是在全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召開的。透過這次會議,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基礎上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統一。會議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檔案,為中共七大的召開作了充分的準備。
5月21日,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透過中央書記處的提議,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五人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主席團在全會期間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原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職權。
這是一次比一年前中央書記處等機構調整更為重大而深刻的組織變動,實質上是新舊中央機構的更替。七中全會主席團一方面是主持籌備中共七大的臨時機構,另一方面是領導黨的全面工作的最高決策機構。由於六屆七中全會會期長達11個月, 一直延續到中共七大召開前夕, 這種工作方式自然形成一種新的領導格局。其間,作為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五人主席團團結協作,順利完成了中共七大的各項籌備工作。五人主席團也可以說是形成了“五大書記”的雛形。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會議透過的黨章取消了有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設定而代之以中央書記處。中央書記處的產生辦法及地位、職能第一次從黨章上得到明確。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並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前後兩屆全體會議期間,是黨的中央指導機關,指導黨的一切工作。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
在隨後舉行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會議同時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五人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五大書記”。此次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至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五大書記”發揮各自所長,既有個人分工,又有密切協作,形成了一個成熟、團結、有力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中樞。
中共七大後,中央書記處實際上起著中央最高領導和決策機構的作用,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共八大。解放戰爭時期,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書記處領導全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 勝利作出 了歷史性 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以後,又繼續團結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圓滿地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各項工作和任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 中央書記處進行了一些人員更替和補充。任弼時從1949年4月起就因病休養,後又赴蘇聯治病。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批准陳雲代理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10月,任弼時逝世後,陳雲正式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最高層仍然保持“五大書記”的格局。在這一時期,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以及陸續調到中央的高崗、鄧小平、薄一波等都參與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作為已奪取全國政 權的執政黨,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異常繁重。為適應新 形勢下的 中央日常 工作需要,1954年4月27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建立秘書長會議制度。會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楊尚昆、譚震林、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林楓、李雪峰、胡喬木等為中央副秘書長,組成秘書長工作會議,代中共中央處理日常工作, 以減輕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
1956年9月, 中共八大對黨的組織和領導體制進行重大調整。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重新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替代原來的中央書記處,也可以說是把原中央書記處改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都成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
其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至此,“五大書記”的格局正式結束。同時,以秘書長工作會議為基礎,成立了新的中央書記處。秘書長工作會議的多數成員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成員。新的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 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共八大對黨的組織和領導體制進行的調整使得中央領導機構更加合理和規範,更好地適應了作為一個執政大黨的中央日常工作需要。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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