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60年後的中國，就像是一棟破舊的大房子，外面的人進來搶東西，分地盤了，我們自己的人就幹看著，一個個若無其事的旁觀者，房子是老佛爺的房子，關我屁事。
少數精英站出來，對著門窗牆壁修修補補，但架不住房子太大，只能拆東牆補西牆。這時候，一個帶著濃厚廣東口音的聲音響起：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這把聲音，如石沉大海，很快消失於無形。不過，還是有很多人聽到了，起身為他鼓掌叫好。
說這話的人，叫梁啟超。當時不過二十七八歲，但已經名滿天下，還是清政府的通緝犯，流亡在日本。
在日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新媒體”，靠一支筆懟人。這是他的看家本領。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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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日本之前，梁啟超跟著老師康有為在國內搞了個大新聞——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前，他們還搞過一箇中等新聞——公車上書。
這期間，梁啟超一方面是新聞當事人，一方面是新聞製造者。
康梁鼓吹“中國不變法就會亡”，但怎麼把聲音傳達出去呢？思來想去，最合適的莫過於做“新媒體”。
在當今，新媒體是傳統媒體擁抱技術、擁抱市場的一個手段，也是千千萬萬自媒體人賴以謀生，甚至發家致富的工具。但在當時，“新媒體”的抱負要雄壯得多。
與傳統的《申報》等商業“新聞紙”相區別，傳播理念、灌輸思想的“觀點紙”就成了一種“新媒體”。偌大的中國，當時的“新媒體”幾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少數幾個由西方傳教士主辦的“大號”如《萬國公報》，圈了一些優質粉，整個市場還有待開發和培育。
經過短時間的籌備，維新派辦的第一個“新媒體”上線了，名字就叫《萬國公報》。
啊？怎麼也叫《萬國公報》？這不是侵權了嗎？
就跟微信公眾號早期出現很多同名號一樣，梁啟超他們也是從模仿和打擦邊球做起的。你們《萬國公報》不是口碑不錯嘛，那我們就藉藉光，蹭蹭流量唄。
當然，後來做出名氣後，梁啟超他們的《萬國公報》就改名，打自己的品牌了，叫《中外紀聞》。
22歲的梁啟超是《中外紀聞》的主筆，每期寫三五百字的短文，或鼓吹變法，或介紹西學。他由此起步，成為中國本土第一代“新媒體”人。此後，在其56年的人生中，有一半時間都在辦報，做媒體，堪稱“新媒體”的鼻祖。
《中外紀聞》最早圈粉的方式也很新穎：免費贈閱。
就這樣，梁啟超在北京圈了最早一批優質種子粉，一些開明的達官貴人慢慢知道了維新變法的好處。
人怕出名豬怕壯，“新媒體”怕做大。那個年代，影響力和封殺風險是成正比的。僅僅幾個月時間，《中外紀聞》在清政府的壓力下，被迫停更了。
但是，由這份報紙及其主筆梁啟超，撕開的言論口子，再也合不上了。
▲梁啟超最早辦報，直接複製了《萬國公報》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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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作為一個“新媒體”大V的真正崛起，是在上海擔任《時務報》主筆階段。
1896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創辦《時務報》，力邀梁啟超南下主持筆政。
梁啟超一到位，果然很給力。他沒有選擇做全民娛樂八卦，也沒有選擇做獵奇的社會新聞，這兩類新聞在當時的《申報》上很受寵。
他不在乎別人的流量和使用者，不惜與投資人汪康年唱反調，始終狠狠地扣住時代的痛點，直指時局。
他把體內的洪荒之力，化作這份報紙的立報宗旨：扮演狂人，針砭時弊，喚醒沉睡者，讓大家一起呼籲當權者搞變法。
他的萬字雄文《變法通議》一推出來，立馬成為爆款，刷屏了士大夫的朋友圈。
梁啟超幾乎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當時有人評論說，自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無人不知新會梁啟超。
1897年初，梁啟超往武昌拜見張之洞。張當時是洋務派的實際領袖，握有一方軍隊和數個近代化工廠企業，辦有各類學堂，還懂一點西學，在清廷官僚中是頗有影響的實力人物。
但一聽到梁啟超來訪，這個大人物還是極為興奮，破例開武昌城中門來迎接，還問下屬能不能按接待欽差大臣的規格鳴炮以示尊重。下屬跟他強調，梁只是一個小舉人，這樣隆重有點過了，張之洞才悻悻地不提鳴炮。
可見，梁啟超已經爆紅到什麼程度。如今，那些千萬粉絲的自媒體大號，論影響力遠不及梁啟超的一根手指頭，至少，梁啟超可以影響有影響力的人，這一點就足夠讓咪蒙們羞愧至死了。
拜見張之洞那天，恰好張的侄子結婚，但張之洞拋下賓客，把梁啟超迎進密室，兩人長談到了深夜。
張之洞說，小梁，別幹苦逼的“新媒體”了，來我這當兩湖書院院長吧，月薪“千二百金”，比你吭哧吭哧寫稿接廣告強多了，怎樣？
小梁一心撲在《時務報》上，他知道自己的影響力是從哪裡來的，所以要回到哪裡去。他婉言謝絕了張總督的邀請，不久就返回上海，繼續碼字。
▲張之洞對梁啟超又愛又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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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抱定做大V的梁啟超，隨著知名度越來越大，文筆非但沒有拘著，反而愈加犀利。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極富張力，如一把滿弓，將利箭射透紙背。他在一篇爆文裡，抨擊清政府整個官僚體系，取笑他們要麼外行領導內行，要麼貪戀權位，要麼尸位素餐，不給其中任何人留面子：
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慄慄變色，聽言若聞雷，睹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群豕，曾不為怪……
這些犀利的文字像炮彈一樣在士大夫中間炸開了，還不是一發兩發，而是經常密集轟炸。
這就形成了兩個結果：
一、《時務報》在梁啟超爆文的推動下，很快發展為粉絲過萬的大號，最高時銷量達到1.7萬份，創造了當時報紙的最高發行記錄。
這是什麼概念？因為當時識字的人不多，訂報的人更少，所以一般的報紙銷量也就數百份。就是維新派最早模仿的大報《萬國公報》，在1897—1898年的銷量也僅為3000份。有對比，才知道《時務報》銷量過萬有多麼驚人。
二、還是那個問題，當你用筆桿子敲打別人的時候，別人就會用槍桿子或錢袋子敲打你。張之洞欣賞梁啟超的同時，慢慢對他的過激言論表示不能容忍。
汪康年做過張之洞的幕僚。張就透過汪，對梁啟超的文章進行審查，搞得梁待不下去了，只好離開他心愛的媒體行業，跟著黃遵憲去了湖南。
沒有了梁啟超的大號《時務報》，很快就衰落了，成了“殭屍號”。
▲新會梁啟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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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生以多變、善變著稱，很多人因此懷疑他的人品。但從歷史角度來看，每一個處在激烈動盪年代的人都會有多次變化，何況是心憂國家、民族的有志之士，與梁啟超同時代的孫中山、楊度、章太炎等都有過兩次以上的變化。不變，才是奇怪的。
正是梁啟超的多變、善變，才讓他在很長時間內，始終立於時代潮流的前端，而不像他的老師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後，就被掃出了歷史的主流。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期間，他學會日語，可以翻看日本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報刊書籍，如同進入了一座新的富礦。
作為一個傑出的新媒體人，梁啟超有著非凡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
有人誇張地講，梁啟超在逃亡日本的船上，當夜就學會了日語。梁啟超說，不是這樣的。他說，自己在五個月裡學會了讀日本書、念日文——這學習速度，你們隨意感受下。
作為一個保皇黨人，他這時更像一個革命黨人。他竟然在“黨報”《清議報》上發表“排斥滿清”的革命言論，談民權，談自由，談破壞，還與革命派的頭兒孫中山頻繁往來，打得火熱。康有為發現後，命令他把報紙撕毀重印。
說明一下，作為政治流亡者，梁啟超在日本的角色，相當於康有為創設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二把手。二把手公然“叛變”，還起草了一封敦勸康有為退出政治舞臺的信，這搞得康有為很難過，也很生氣。
1901年12月，一場大火結束了《清議報》的歷史使命。
兩個月後，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這是一份綜合性半月刊，相當於一個月才推送兩次，但推送內容極其豐富，光欄目就有25個。
最關鍵的是，梁啟超沒有丟棄他的看家本領——發表政論文章。這是他的核心競爭力和品牌號召力。
很快，《新民叢報》就吸引了大批忠粉，粉絲遍佈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超越了他本人辦過的任何新媒體，也讓他此後創辦的新媒體無法超越，成為他一生17次參與或創辦報刊的巔峰之作。
《新民叢報》曾連續多年蟬聯“新媒體”百強榜榜首。
黃遵憲在給梁啟超的信裡說，半年之內，中國就有四五十家報刊在模仿《新民叢報》。
▲《新民叢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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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國建立，梁啟超結束了十幾年的流亡生活，回國投身政治。
不過，他做“新媒體”的勁頭還很大：“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也。”
於是，他在天津辦起了《庸言》半月刊。儘管這份雜誌的生命週期很短，但不變的是梁啟超的號召力——出版後風行一時，銷量達1.5萬份，為當時全國報刊之冠。
此後，梁啟超還參與或創辦了另一些報刊。不管他的陣地轉移到哪，通告一發，新辦小號立馬就變成頭部大號。他是那個年代自帶粉絲效應的大咖。
問題來了，梁啟超辦“新媒體”怎麼就這麼成功呢？
很簡單，大家都喜歡他的文章風格啊。
他的寫法，在當時的報刊界是獨一無二的。比如，當其他報刊還在用生僻的文言寫作，把讀報的門檻設得很高的時候，他採取了大眾化、口語化的寫作，通俗流暢，一下子拉近了與粉絲的距離。
他注重文體改革，喜歡“新”，用新名詞，寫新詩，作新文，給讀者新鮮感。
最關鍵的一點，他的文章很有激情，筆端常帶感情，分分鐘就把人的情緒點燃。
就像他那篇不朽的爆款文章《少年中國說》一樣，以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將振興國家的追求吶喊出來，讀完後讓人血脈賁張：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他開創的寫作方式，當時就是教科書級別的存在。在《時務報》期間的風格，被稱為“時務體”；在《新民叢報》時期的風格，被稱為“新民體”。任何時候都是其他媒體模仿和膜拜的物件，用現在的話說，梁啟超就是“新媒體”寫作的教父。
總之，他的文章很對年輕人的胃口，因此收穫了許多迷弟迷妹。
那個學問很好人品很差的郭沫若，曾回憶說：
“在他（梁啟超）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大V梁啟超經常應邀出席一些線下活動。有一次，他到南開學校演講，周...恩...來聽說這個訊息，興奮不已，趕緊跑去聽講並認真做了筆記，說梁的演講讓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腦海”。
毛...主...席當時也是梁啟超的鐵粉。他自己說，他曾把一本《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後來在湖南辦報撰稿，採用的正是“新民體”，結果大獲成功。
▲梁啟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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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年有追星這回事，那麼，梁啟超這個長相普通到有點奇怪的男人，絕對是超級偶像。
成為偶像，就有人設。他也曾面臨人設坍塌的風險，但因為他是新聞高手、輿論大師，所以做起危機公關也是槓槓滴，最終實現了反轉。
最大的一次危機來自袁世凱稱帝。
梁啟超是君主立憲制的擁躉，民國後，跟人組建進步黨，擁護袁世凱。結果，袁世凱突然要稱帝，這不啻於把梁啟超及其進步黨的信譽當成了內褲，還要露出來。
梁啟超的危機公關方式，就是寫文章。當時他是《大中華》雜誌的總主筆，在上面發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爆文，揭露了那些慫恿袁世凱稱帝者的別有用心。
這還沒完，他又接受採訪，在報紙上放風，說袁世凱原來想用20萬買他這篇文章，被他拒絕了。
跟現在一樣，猛料不管真假，總能消費一波社會情緒。這下整個輿論炸掉了。
然後才有了他支援並參與倒袁運動那些事兒。
袁世凱倒臺了，“善變”的梁啟超則從袁的擁躉變成了反袁的功臣。
還有一次危機來自張勳復辟，他的老師康有為竟然署名擁護復辟。
自戊戌變法之後，人們都是“康梁”連著用的，雖然他的思想與康有為已經漸走漸遠，但還是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
於公於私，梁啟超都無法不吭聲。於是他公開站在老師的對立面，在報上發文指斥康有為。
有人對此表示驚訝，梁啟超說：
“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在我們這個時代，製造了太多的偶像和大V。這些偶像和大V的人設，都偽裝得近乎完美，但也因為完美而顯得脆弱。一旦偏離了這種完美的屬性，人設就會坍塌，粉絲就會倒戈。
這個時候，負責人設的危機公關團隊，真的應該向梁大師學習，學習怎麼扭轉輿論，變被動為主動。
但從根本上說，做偶像、做大V，完全不是梁啟超的初衷。
就像最愛君在文章開頭說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精英普遍認為國民朽木不可雕，而國民也多自認身為奴婢，只要墨守成規便是至高境界，對國家的興亡無動於衷，更沒有責任感。
梁啟超卻相信國民是可以被改造的，而這種改造需要由輿論來引導。他抱著“天之生人，權利平等”的思想，認為報紙只要教育民眾，開啟民智，去塞求通，民眾的力量就會發揮出來。
他的另一篇爆文《新民說》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他說，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王朝的腐敗統治，也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國民缺乏公德私德、國家思想、義務思想、權利思想，以及進取、冒險、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因此，只有用教育、宣傳的手段改造國民素質，造就一代新國民，國家才有希望。
在輿論場上，梁啟超是成功的。但在現實中，無論是他參與的政治，還是改造、影響國民的效果，他又是失敗的。
總之，梁啟超是一個很悲劇的人物。今年是他逝世90週年，謹以此文紀念這個悲劇的人物，一個不能被遺忘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