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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滿樓
1875年12月,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前往保定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
森有禮
在討論半島問題之餘,兩人又談起中西文化的差異。當時,三十出頭的森有禮一番高論,讓年過半百的李鴻章感到很是不快。
會談中,李鴻章問:“中西學問如何?”
森有禮很是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李鴻章聽後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有禮答:“五分尚沒有。”
李鴻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這時,日本使館代辦鄭永寧代為回答說:“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李鴻章很是不以為然,他說:“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禮答道:“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禆益不少。”
李鴻章反駁說:“衣服舊制乃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儲存才是。”
森有禮說:“如我國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鴻章搖頭道:“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國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有禮說:“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象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應我國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
關於歐服,從不瞭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源。
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聽了森有禮這一大段話,李鴻章微微有些怒意:“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坦然道:“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為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而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話不投機之下,李鴻章斷然道:“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森有禮說:“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也沒人喜歡現在這種服制。”
李鴻章哼了一聲,強調道:“我國國內的變革,決不是用歐俗。”
從以上對話可以看出,在甲午之前,中國士人們對日本的這些新變化很不以為然,森有禮與李鴻章的一番對話即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森有禮原為薩摩藩士之子,他未及弱冠即遠赴英倫求學,後又往美國繼續攻讀。學成歸國後,森有禮於1870年就任日本駐美公使,之後又回國擔任過外交大丞、外務少輔等職。
毫無疑問,森有禮是當時日本典型的新派西化人物,但事實上,日本改變的還不僅僅是髮型和服裝。
在飲食的方面,隨著西方人的大量湧入,其西式糕點、啤酒、葡萄酒、咖啡、麵包、冰水、各種清涼飲料以及西菜等也在日本開始大行其道;
在建築方面,明治後的官廳、公署、學校、銀行、工廠等,也都大量採用西式造法。隨著自來水管、瓦斯燈等的陸續鋪設,城市面貌煥然一新。
福澤渝吉曾這樣描繪當時日本國民學習西洋文明的熱情:
“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的新鮮事物,……不僅在人們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然要滲透到人們內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
……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向文明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我國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熱情。
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者超過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福澤渝吉是明治時期最活躍的啟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873年,他即與森有禮、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樹等人組織了一個啟蒙思想團體“明六社”。
一年後,“明六社”會員發展到30多人,他們都是當時日本最新潮的洋學家和思想教育界的名流,其中尤以福澤渝吉影響最大,其鼓吹文明開化的著作《勸學篇》甚至被當作小學課本和民眾讀本而廣為流傳。
當然,服裝髮型乃至生活方式的改變還只是表面,日本對鐵路、電報等西方事物的快速引進,才真正引發了社會結構的西化,並進而成為令人矚目的東亞強國。
參考資料: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蘇珊.B.韓利:《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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