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萬曆的煩惱
萬曆皇帝人如其號，在位時間長達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長的一個皇帝。而同時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個皇帝，他的陵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髮掘，是新中國成立後主動發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他的遺骨被付之一炬。作為皇帝，在位時間長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據說當初考古學家之所以選擇發掘定陵，主要就是考慮到萬曆在位時間長，陵寢裡的陪葬品應該比較豐富。
此外，在位時間越長，趕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擔的責任也越大，在萬曆統治的四十八年裡，發生了許多事情，許多導致明朝滅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萬曆時期找到源頭，因此史學家們給萬曆的蓋棺定論是——“明亡於萬曆”。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漫長的統治帶給萬曆的“寂寞身後事”有兩個：一是開棺焚屍; 二是遺臭萬年。實在是倒黴透了。
朱翊鈞即位時年僅10歲，由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輔政。張居正接任首輔後，在李太后的支援下，於萬曆元年(1573年)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朱翊鈞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太后則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會經濟很大的發展，是為“萬曆中興”。
作為皇帝，萬曆的一言一行都有極高的道德標準，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約束，不能有一絲一毫的任意妄為，雖然貴為皇帝，但由於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數，還比不上一個地主家的少爺，有時連賞賜太監、宮女的錢都拿不出來。政以後，萬曆並沒有表現出大權獨攬後的張狂與放任，仍然熱愛讀書學習，他命人把歷代祖先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太監在北京城內廣泛收羅各個領域新出版的圖書供他閱讀。
二、明代“國嘴”
思考越少，話就越多;修養越深，性格就越內斂。經過長期的捆綁式教育，萬曆的性格變得不慍不火、中規中矩、深沉內斂，應該說他是明代最“溫柔”的一個皇帝，甚至有點軟弱可欺。以至於他所寵愛的鄭貴妃總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與萬曆的軟弱忍讓的情況相反，他的朝臣們正變得越來越無所畏懼，他們利用萬曆的軟弱，不斷打著各種旗號，以諍諫的名義，全方位地收拾萬曆，以至於萬曆親政以後，仍然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這種語言暴力所帶來的痛苦，難以言表，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其中的滋味。
萬曆長期不上朝，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朝臣噴向他的口水。也許有人會說，皇帝有生殺予奪的大權，還怕朝臣抨擊，殺幾個不就完了?事實上，只有昏君才會濫用刑罰，像萬曆這樣經過長期儒家經典教育的君主，是不會採用這種行為方式的。
對於官員們來說，他們之所以無所畏懼，除了萬曆的放縱以外，還有機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著重監察官員和機關，屬於一般監督。六科監督六部的業務，屬於專業監督。一個對人，一個對事。事實上人和事是分不開的，兩者在現實中沒有太大的區別，兩者之間也可以互相彈劾。御史巡視各地，被稱為“道官”，給事中在六科辦公室辦公，被稱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統稱為“科道官”。給事中還有封駁的權力，可以否定皇帝的決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詣的朱元璋創立的，目的就在於鼓勵大臣直言進諫，以便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保障國家的大政方針正確，從而確保朱家江山萬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訓》對後世有絕對的權威，後世的臣子們可以拿著《祖訓》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擔心受到處罰，言官們以此為恃，有恃無恐。
明代講究名節，許多官員不怕受罰、不惜掛冠而去，拼個魚死網破，也要維護他們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員只要被彈劾，不論是否被冤枉，就會立即主動辭職，直到事情查清為止，以示清白。
言官制度有助於懲惡揚善，培養講政治、講正氣、講名節的官場文化，孟森認為明代士氣之盛，死節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制度是好的，但是執行的時候往往走樣，尤其是在執行了較長時間以後。由於人們對於名節看得過重，聲譽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諍諫的動機也由單純變得複雜，一些沽名釣譽之人，往往以諍諫為名謀取政治資本。在正德和嘉靖時期，都發生過文官集團因集體諍諫受到廷杖並有多人喪命的事件。到了萬曆時期，講文明的萬曆帝沒有像正德和嘉靖那樣使用暴力讓群臣閉嘴，而是採取躲避的辦法，進行冷處理。
三、無為而治
萬曆十五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宣佈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萬曆三大徵”指的是平定寧夏蒙古哱拜之亂、播州土司楊應龍之亂以及抗倭援朝戰爭。這三場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困難重重，但最終取得完全的勝利。在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如果沒有萬曆皇帝的運籌帷幄，就不可能決勝千里之外，可以說萬曆的戰功遠超康乾。
在現代社會，政府決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召開會議決策; 二是批示公文決策。對於會議，我們現在強調要開小會、開短會，涉及到的人參會，無關人員沒有必要陪綁，大範圍的全體會議一年也開不了幾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開全會，人多嘴雜，並不適合問政，尤其是在口水滿天飛的時期，上朝只能是給大家提供吵架的機會，對於政務的處理，沒有什麼益處，將其取締，對於遏制不正之風，倒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處，也是召開小範圍會議，召見相關人員或是透過公文(奏摺)等渠道。
工人喜歡把活幹在明處，老闆則願意在幕後控制，萬曆作為明朝最大的老闆，每天不上朝，改為“靜攝”，其實質也是在幕後操縱。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有制度的保證和道家理論的支撐。 應該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數制度從維護皇權的角度看，極具合理性。以至於清朝幾乎全盤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對朱元璋佩服得五體投地，發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