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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今年的十一小長假,受疫情打擊慘重的幾個行業,基本得到了很大復甦:華誼兄弟出品的電影《八佰》總票房已經突破30億,餐飲和文旅行業的市場經過十一長假被大大啟用。
唯有民辦幼兒園,仍然沒有等來複蘇的拐點。
今年3月份,疫情影響下,一則對全國280所民辦幼兒園的調研資料顯示:有超過60%的園所表示無法支撐運轉,19%的園所尋求轉讓,連續失去幾個月收入的幼兒園經營者和幼師,甚至做起了微商、直播的生意。
2020年,對幼教行業是一個特別的年份。
根據2018年11月15日,國務院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到2020年,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其中50%公辦,30%民辦普惠(享受政府補貼),其餘20%為市場化幼兒園。
自2000以來,民辦幼兒園被看作是公辦幼兒園之外重要的補充力量,而如今,上市通道被斬斷,盈利空間被壓縮,民辦幼兒園的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甚至有專家認為,未來學前教育很有可能納入教育管理體制範圍內。
政策影響之下,資本表現得更為謹慎,專注幼兒教育的投資人則表示,“學前這塊已經被資本拋棄了,2018年就徹底終結了。”①
相對民辦普惠園來說,可以得到國家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而那些徘徊在普惠園之外的民辦幼兒園,處境則異常艱難。
今年9月25日,根據新京報報道,北京西城區一高階民辦幼兒園突然關門,欠款約470萬元,60餘名幼兒被停學。政策和疫情雙重影響下,那些不願或者無法轉普惠的民辦幼兒園,又將何去何從?
高階幼兒園的需求依然旺盛
“普惠園我們是不考慮的。”位於北京西城區金檳子兒童成長之家園長王瑩對如流FLOW表示。她解釋,一方面在於資質不同,對民辦教育機構來說,可以招收2-6歲的兒童。如果轉成普惠幼兒園,就只能招收3-6歲的兒童。另一方面在於營收,金檳子定位中高階,基於目前房租、教師工資,以及玩教具的投放等支出,如果轉成普惠園,基本是沒有盈利的。
是否轉型像一場冒險,“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的目標之下,2020年年底是重要節點,意味民辦幼兒園“是否轉普惠園”進入倒計時。根據媒體報道,有部分轉為普惠園的民辦幼兒園也會面對補貼不能覆蓋成本的風險,隨之而來的是砍掉外教、砍掉興趣班、砍掉特色的辦園質量下滑。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原副會長、學前專委會第二屆理事長楊志彬在2018年對部分省份的幼兒園進行調研時發現,由於普惠性幼兒園收費標準較低,財政補助又有限,很多轉型為普惠性幼兒園的民辦園都在艱難前行。
對於不願意轉普惠園的民辦園來說,高階幼兒園,將成為經歷政策加疫情大浪淘沙之後,新的機遇。
有報告預測,隨著國家持續增加未來幼兒園的產業結構將發生較大的轉變:80%的園所為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而剩下的20%市場,則是屬於中高階民辦園的。根據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推測,2020年幼兒園市場規模將達到6000億元,高階幼兒園份額將要達到千億級別。
高階幼兒園,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普遍意義上是指,擁有良好的教學環境、注重外教、師資配比高,以及引進國外的幼教體系等。收費方面通常會達到公立幼兒園的7-10倍。
有教育行業人士對如流FLOW表示,即使在四五線下沉市場,高階幼兒園的需求十分旺盛。
金檳子園長王瑩看來,“40%的家長的家長還是願意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兒園”,她曾在公立幼兒園任教,在一線擁有七八年的教學經驗,她認為,私立幼兒園的課程和活動有一定優勢,此外還有教師人員的配比。一般來說,公立幼兒園要求教師與幼兒比在1:5-1:7之間,而私立幼兒園一般在1:3-1:5之間,“從教育理念到觀察幼兒發展都是很好的。”王瑩說。
201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教育、文娛支出2513元,同比增長12.9%,尤其是80、90後第一代獨生子女成為父母后,他們的教育理念更加先進,對教育投入更大。
上述教育行業人士認為,“民辦教育作為改革開放40年來教育領域重要的創新力量,民辦幼兒園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只能說賺快錢的時代結束了。”
多鯨資本合夥人葛文偉也曾提到,從中國人口增長紅利以及教育消費的增長趨勢來看,幼教仍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行業。他認為,資金退出渠道也並不是只有IPO,未來ABS信託、債券、分紅,讓更長線的資本持有都是通道。
托育迎來政策利好
相比針對3-6歲兒童的學前教育有很大不同,針對0-3歲嬰幼兒的托育正迎來政策利好。
根據2019年4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學前教育堅持“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而嬰幼兒照護堅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2019年,被認為“托育”元年,是教育領域除了職業教育之外,被廣泛看好的教育賽道。托育,既不等於早教,也不等於幼兒園。托育重點是“育”,滿足無暇照顧孩子的職工家庭提供必要的嬰幼兒照護、膳食、保育等服務;
早教則重點是“教”,大多數擁有自主研發的課程體系和教學裝置,旨在透過結構化課程,培養孩子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除此之外,兩者的主管單位不同,早教行業由教育部主管,托育則由衛健委主管。
據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2016年在十座城市中的抽樣調查顯示,超過1/3的家庭表示需要托幼和托育服務。2019年,廣西地區希望入托的比例達到43.83%,6成以上希望全日制託管。
中國社會,0-3歲的孩子一般多由祖輩參與看護,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加深,隔代照料面臨巨大挑戰,加之“全面二胎政策”放開,托育機構將成為社會剛需。
近期,根據國家發改委社會司訊息,為支援社會力量發展托育,2020年中央預算內10億元補助,覆蓋27個省,帶動290多個城市試點參與。
目前托育行業尚處於早期,市場極度分散。從品牌來看,既有幼教育機構、早教機構向下延伸成立子品牌,也有以全日制托育發展成獨立托育品牌的。
有教育行業人士提出“幼托一體化”的概念,但實際上,“幼兒園+托育”的融合並不是“1+1”等於2,兩者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無論是人員配置、運營管理都存在很大挑戰。
北京市場來說,也存在民辦普惠園開設託班現象,但最多提前一年招生,從根本上仍然無法解決0-3歲幼兒托育的問題。
也因此,托育被看成是教育行業的藍海市場。
自去年學前教育《意見》出臺後,不少投資關注資本將目光轉移到托育市場。根據FirstInsight極致洞察大資料統計,2015年至今,早教托育行業共有47起融資事件,涉及金額43.83億人民幣。但以托育為主的企業在近5年的時間,僅有13家企業獲資本青睞,市場發展尚屬早期。
小微幼兒園呈星火之勢
教育行業是受政策影響較大的行業。最近兩年,一二線城市紛紛出臺試點微小園政策,“小微化、生活化、社群化”精品幼兒園也成幼教行業發展新趨勢。
從時間軸來看:
2018年2月,廣州市天河區釋出《天河區微小型幼兒園開辦工作指引》,放寬對微小園辦園的硬性規定:辦學規模在5個班以下,少至1個班也可開辦;生均用地面積從10㎡下降到7㎡。
2018年7月,福州市鼓樓區出臺《福州市鼓樓區鼓勵民間資本舉辦社群微型精品幼兒園工作指引》,為社群微型精品幼兒園建設提供選址、園舍、辦學規模、師資配備標準等詳細指引。同年,9月,首批5家社群微型精品幼兒園正式開園。
2019年1月,北京市教學委員會發布《北京市普惠性幼兒園認定與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幼兒園、社群辦園點、中小學附設幼兒班均可參與普惠性幼兒園申報,這意味著社群辦園點可長期合法存在。
2019年6月,成都市教育局局長劉強表示:成都將探索微型幼兒園(辦園點)設定標準,並將在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區域,進行公辦幼兒園附屬辦園試點。
2019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釋出關於公開徵求《深圳市學前教育機構設定標準(徵求意見稿)》,出臺了微小型幼兒園鼓勵政策,幼兒中心辦學規模不設下限。
鼓勵小微幼兒園,一是滿足“全面二胎”後二娃入園的高峰,二是由於一二線城市用地緊張,符合資質的幼兒園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小一點,好一點”,小微精品園則可以解決“入園難”和“入園遠”的問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釋出《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9)》指出,學前教育總供求關係的逆轉或將提前來臨,“小微化、生活化、社群化”是世界學前教育發展的主流取向。
2017年年底,北京朝陽區一家紅黃藍幼兒園曝出虐童事件,被認為是影響民辦幼兒園生存的導火索。輿論之下,民辦幼兒園集體承受巨大壓力,隨之而來的是強監管。
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輿論希望幼兒園引入監控,以此透過監督來解決虐童問題,但指標不治本。他認為,幼兒園虐童的根本問題在於,當前幼兒園老師的待遇較低,部分民辦幼兒園的待遇維持在3000元左右,較低的待遇很難吸引到優秀人才,現在大概有30%左右的老師是高中及高中以下文憑。
圍繞民辦普惠園的討論,或將成為下一輪改革的起點。
人口規模增加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起點,不是終點,在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上,應該尊重市場,給市場化手段以足夠重視。
註釋:
①《學前教育概念股紛報鉅額虧損,復課後再遭重創》,作者:閻格、趙寧,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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