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是漢武帝的大舅哥李廣利投降匈奴的第二年，這一年，匈奴的單于給漢王朝寫來了封信，《漢書·匈奴傳》記載如下：
單于遣使遺漢書雲：“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糱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這中間有兩個地方不太好理解，顏師古注曰：“闓，讀與開同。”糱酒：“以糱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麴酒。這時候，匈奴人已經被漢朝打得多少有些不行了，但他們說話還很牛氣，向漢朝要貿易、要老婆、要美酒、要糧食、要絲綢……只要把這些東西給他們，他們就能與漢朝和平共處。除此之外，人們還能看到這樣的資訊：匈奴人是以“胡”自居的，胡在他們的心裡不但沒有任何貶義，還是“天之驕子”的意思。
驕子就是老天爺的寵兒。匈奴人“不為小禮以自煩”，不把中原的禮儀和規矩放在眼裡，但他們說的這4個字還是被保留下來，併發揚光大了——今天，人們為“天之驕子”賦予了特別含義：指為人類作出卓越貢獻的人，改變人類傳統的認知，在精神思想和信仰都有劃時代意義；或直接為人類在和平 、生活科技、 健康幸福等方面作出貢獻的人。
多麼有意思的胡啊！當今天的二胡響起，在歷史的視野裡，走來的還有三胡，它不僅是一種樂器，更是略早於匈奴的三個民族——東胡、樓煩和林胡。民族的說法其實是後來甚至近現代的概念，東胡、樓煩和林胡這種胡，其實是按地域劃出來的三種人：東胡是那時候的東北人，是包羲太昊伏羲後裔東夷北遷後與當地人融合後的稱謂；樓煩和林胡的生活區域要比東胡正北一些，大約位於今天內蒙古這一帶的北方區域。
樓煩是北狄的一支，約在春秋之際建國，其疆域大致在今山西省西北部的保德、岢嵐、寧武一帶，這群人在歷史上為中國留下了一個時長數千年的地名——樓煩縣（今山西省太原市下轄縣，婁煩縣），雖然“樓煩”在明末清初被誤寫成了“婁煩”，但依舊是那個地方、那個名字。林胡很好理解，他們就是生活在林區的胡人，又稱林人，活動地區正是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包括今伊金霍洛旗、東勝區和準格爾旗及東越黃河到晉北山地森林區。
這三胡在我們的歷史上曾經像樂器一樣地響起，這聲音就是家喻戶曉的胡服騎射，是戰國時趙武靈王為了國家的強大，推行“胡服”、教練“騎射”的故事。無論今天的人們怎麼理解，這都是一箇中原民族向邊地少數民族學習的過程，最直接的結果是，除了讓當時中原的軍隊增強了戰鬥力，還有，把我們的穿著一直影響到了今天。
“騎射”很明白，不難理解。“胡服”是古代諸夏漢人對西方和北方各族胡人所穿的的服裝的總稱，即塞外民族西戎和東胡的服裝，與當時中原地區寬大博帶式的漢族服飾，有較大差異。後亦泛稱漢人服飾以外的外族服裝。胡服一般多穿貼身短衣，長褲和革靴。衣身緊窄，活動便利。古代常見胡服有圓領袍、曳撒、高腰襦裙等服飾。它對我們影響最為深刻的是褲子，我們今天穿的褲子大約就是來自那個時候，最先只是為了便於上馬射擊，這一簡便就是兩千多年，我們穿褲子的時候實際上穿起的還有那段歷史。
三胡之後，歷史上出現了五胡。三胡或者與五胡沒什麼直接關聯，但那也是一段胡人成“氣候”的歲月——彼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民族入侵中原，紛紛建立政權。所以，這一時期習慣上又被稱作“五胡十六國”。從民族融合的角度來說，這時候，中原的人們對胡人表現得有些不友好了。出現了類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說法，在敵我矛盾中，胡人的稱謂明顯有了蔑視、輕侮的意思。
然而，我們要強調的是：其實，胡，並非對遊牧民族的蔑稱。它只是對遊牧民族一種稱謂。後來則變成對居住在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外族或外國人的一種泛稱。“《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江統《徙戎論》）。諸夏即是中原，胡人的概念也是基於中原的視角提出的，其中並沒有摻雜感情色彩。更近一步地說，“胡”在北亞民族語言中就是“人”的意思。胡人，原指中原長城以北的遊牧族群，後來，胡人一詞則被用來作為對北方和西方的外族人的泛稱。
知道了這點，甚至會有那麼一些更加觸控到幸福的意味，比方說，我們吃胡麻、胡餅、胡瓜，以及睡胡床，提味時，還可以加點胡料，比如胡椒；浪漫時還可以來點胡樂，比如胡琴；要讓它更實惠一些，還可以來點胡舞鍛鍊身體，身體好，吃什麼都香！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據說，李白的這首詩應該是夜晚坐在門外的小馬紮上或者胡床上寫的，他感月思鄉，如果是睡在室內，且不說古代的窗戶小且不能透光，就是抬頭和低頭的動作也講不通。這胡床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摺疊行軍床，沒當過兵的朋友也不一定沒見過，當下醫院的陪護用床，大多采取的就是這種。胡床——人床——多麼美妙！
如此一說，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分明都在享受著民族融合成果，都是老天爺的寵兒啊！（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