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1940年生於中國昆明,祖籍廣東南海。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現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講座教授,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81年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後擔任該校東亞系主任,1987年至2009年期間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長期致力於闡釋儒家經典,同時以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眼光審視儒家傳統,力圖透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復興中國文化,在國際思想界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有這樣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和大家一起來討論人文教育與大學靈魂的課題。
“靈魂”這個名詞,在學術報告中並不多見,特別是從實證科學這個角度來看,實證科學家不會把靈魂、靈覺、心靈當做自己的研究物件。因為他們的研究物件必須有客觀的基礎,而且能夠被量化,這樣實證科學的研究才是可能的。因此,靈魂或者心靈這樣的物件不符合實證科學研究的原則。
但我對科學的理解可能不一樣。
在哈佛大學的校園裡,有一座銅像,在它的右側,上面刻有三本書,有兩本是翻開的,而另一本則沒有開啟。這種設計是有獨特寓意的,它象徵著在人類知識領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獲得的,但是這些真理卻非常重要。
哈佛的校訓是 “真理”。有些真理是我們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們卻沒有辦法透過一般科學實證掌握,那就是人文領域的真理。比如: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的終極關懷是什麼?一般人認為,這些好像都是一些沒有答案甚至是虛無縹緲的問題,從事科學研究,從事知識探討,不需要知道這些事情。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學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國家,並沒有這樣去思考問題。
比如:在 2009年,我受到邀請到德國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個會議的主持者是德國的總理,總理在家裡邀請15個哲學家參加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主題:一個是 “何為人”,還有一個是 “我們為什麼在這兒”,也就是探討人生的意義問題。所以說,這些問題不僅是一般人應該注意的,社會精英層面也應該予以足夠的關注。德國就提供了這方面的範例。
這些課題雖然不在實證科學探討的範圍之內,但是並不意味著這種知識沒有價值。正如我們所瞭解的,實證科學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實證科學的理念有其偏頗之處,也有其解決不了的問題。大學教育如果僅僅侷限於實證科學,那麼這樣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如果我們對於心靈的真實——不管對真實怎麼樣去理解——掉以輕心,或者完全不去顧及,那麼我們的教育至少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說這樣的教育是比較膚淺的。
01
大學的教育理念
在西方知識界有這樣一個詞:“心靈的深度”——用它來表述追求智慧的思想。這就是來自希臘哲學的智慧。希臘哲學甚至有這樣一個觀念:如果我們不對我們的人生進行反思,那麼我們的人生就是沒有意義的。這個觀念和儒家傳統倫理學中的為己之學、身心之學、性命之學、君子之學等相類似,這些文化傳統都致力於挖掘我們的人格的潛能,讓我們人格的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揮。
人文學科和科學都是大學教育的組成部分,一所優秀的大學應該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中體現這兩者。那些到哈佛訪問過的人會發現,在校園最突出的位置有一個艾默生的塑像,哲學系的大樓叫做艾默生大樓。另外,學校很多地方還可以看到艾默生的日記或文章的引言。艾默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科學家。還有威廉·詹姆斯,他是專門研究心理學的,研究社會對於人的作用,從各種角度來了解宗教等,對人的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貢獻。可以這樣說,艾默生和威廉·詹姆斯體現了哈佛的校訓 “真理”。
理性主義不能被等同於實證主義,但現在流行的對理性主義的理解卻主要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實證主義思潮大概從十七世紀、十八世紀開始的,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葉,隨著實證科學的發展就發揚光大了。這種理性主義抱著這樣的一種信念,認為理性可以像光明驅除黑暗一樣驅逐我們知識的蔽障和精神的苦悶,只要光照所及的地方,黑暗就退卻。
現今的科學觀念已經比實證主義盛行時期的科學觀念拓展了許多,是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可是,我們很多的科學家,包括非常有名的科學家,還是停留在實證主義這個基本上已經過時的科學理念之中。典型的例子是把中醫當做偽科學,這個看法就並不體現科學精神。因為科學精神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謙虛,也就是對許多其他科學不能掌握的領域表示尊重。
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你知道得越多,那麼你就越應該瞭解到,你所不知道的、甚至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也就越多。從這方面來看,你越是瞭解這個世界,你越是知道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例如在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等這些領域,它們知識的推進都體現了這樣的道理。
所以,對人生的意義、人生的智慧、人生的價值等問題應該保持足夠的尊重,這些問題是不能夠被量化的,不能透過純粹、客觀的方式加以瞭解。我們不能客觀掌握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沒有價值。對於這些課題,我們應該是繼續探索,保持謙虛的心態。我有一個朋友,是在數理邏輯方面非常突出的學者,他在退休後,專門開一門課,講授非科學的知識。
02
一流大學的標準
一所優秀的大學,並不是說要在各個領域都必須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強勢學科。每一個大學由於地理的原因或周邊人文傳統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這個特色又不是完全侷限在這個大學之中,而是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學問題能夠提供自己的貢獻。這種特色越凸顯,這個大學的影響力就越大。
什麼是一流大學?大家都很關注,我想至少可以用兩種標準來評判。一種是大家都熟悉的標準,就是量化標準。另外一種是從 “影響”來看,這個 “影響”是沒法量化的。不管是工科、醫科、管理學、農科,它的知識生產都可以用相對客觀的標準來排名。這樣的排名的順序大家也沒有什麼爭議。
此外,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標準是這所大學的歷史悠久與否,也就是說這所學校是不是有值得尊重的精神傳統。1936年,胡適先生參加哈佛大學300年紀念會。哈佛大學的與會順序是按照大學的歷史排列的,他代表北京大學與會,結果,排名是572。他排了好長時間才進入會場。後來他做出回應說,我們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直承漢代太學傳統。漢代太學最早成立是在漢代,即公元前124年!胡先生之所以如此強調大學的歷史,就是因為,學校歷史是否悠久,和它的精神傳統密切相關。
另外,現在學科分類非常複雜,綜合性大學並不是表明在各個領域都做得很好。比如,哈佛的法律學還不錯,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就是沒有辦法和耶魯法學院相比,耶魯一定是第一。哈佛的歷史學相對也比較差,伯克利的歷史學一直排名第一。所以,我們更切實的考慮是如何把自己強項往前推進。一所優秀的大學,並不是說要在各個領域都必須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強勢學科。
一般有這樣一個偏見,認為我們要找到一個人文學者很簡單,但要找一個從事實驗科學的學者很難。因為我們要為後者引進裝置、建立實驗室等,資金量非常大,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裝置投入。但是,要真正發揮一個人文學者的潛能又何嘗容易。要找一個真正研究人文的學者,也要為他創造一個極其寬鬆的空間。他需要自己的教研室和圖書,還需要自由的學術空間可以進行必要的交流和討論。這些自由的條件和寬鬆的學術氛圍對於人文學科何其重要。這種自由寬鬆的氛圍甚至需要硬體來保證,譬如大的會議廳,乃至茶室和咖啡廳。
我舉個例子,法蘭克福大學的文科樓,進去以後有一個大廳,至少是我們講堂的10倍大。這個大廳擺放的全是圓桌,每個圓桌可以坐七八個人,提供簡單的飲食,購買非常方便。常常是每張桌子都坐滿了人,有人討論一些具體事務,也有人談嚴肅的學術話題。因為所有的文科都在這個大樓裡,所以教授、學生都在這裡活動,一天24小時不停。這給大學創造了人文互動的空間。這個例子或許值得大家借鑑。
大學要發展自己的文科,一定要突出它的地方特色。理工類學科從一所大學換到另一所大學,還是一樣,還可以做同樣的研究。但是真正突出大學整體精神的多半是文科。對文科,我有一個看法,我認為這都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就是說每一個大學由於地理的原因或周邊人文傳統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這個特色又不是完全侷限在這個大學之中,而是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學問題能夠提供自己的貢獻。這種特色越凸顯,這所大學的影響力就越大。
從整個大學的發展來看,大學的興衰和它所在的國家的綜合國力也密切相關。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世界優秀大學的格局也在不斷變化。十九世紀像樣的大學都在德國,像柏林大學、漢堡大學、海德堡大學等。現在,世界著名學府大多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到了21世紀,在未來的10年、 20年、 30年以後,美國的大學是否會一直強勢,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呢?這些還難說。
當然,就現階段而言,坦率地說,就我所瞭解的中國的大學,要想在10年內趕上美國大學,都很難。其中有很多原因,除了學術體制外,還有學術氛圍和學術風氣的問題。我們需要真正開放的學風,也就是為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圍繞共同的學術目標,互相促進、相互鼓舞、相互勉勵的學風。
但我到國內來訪問的時候,和一些大學教師交流,問他們:你最佩服的教授是誰?他們肯定回答是自己的導師。那導師之外呢?是導師的導師。我問一些導師:不管是在哪個大學,你同輩中有沒有你佩服的,應該向他學習的?大多人認為沒有值得佩服的同行,甚至對同行的工作很少給予比較積極的評價。針對這種風氣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們的大學現在處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之中。當然,市場經濟是創造財富不可或缺的機制,但是當市場經濟滲透到每一個領域,使社會變成一個市場社會,除了企業,其他行業的創造力都很難發揮,這樣就會使學術界的創造力難以體現。所以我想,如果我們要發展大學,我們就應該先把浮躁的風氣去除掉。
03
大學應指示社會發展方向
大學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人才,要使得各種不同型別的年輕人知識得到擴充套件,想象力得到開發;讓他們學會自我反思,能夠追求智慧;讓他們學會傾聽,並且發展理性對話的能力。同時,大學還應該成為文化與精神傳統的承繼者,它需要集中一些有文化素養與精神追求的知識分子,不僅傳播知識、造就人才,而且傳遞和發展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
回過頭來,我們看一下我們面對的最根本的問題:大學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辦大學?從學生、老師、學校,一直到社會,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觀點:大學是為社會服務的,如果不為社會服務,大學的價值就減少了。可是英美那些有著悠久歷史和重要影響力的大學卻不是這樣。
我對英美一些著名高校的看法做了一些總結:大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養人才,要使得各種不同型別的年輕人知識得到擴充套件,想象力得到開發;讓他們學會自我反思,能夠追求智慧;讓他們學會傾聽,並且發展理性對話的能力。總之,要讓他們發展一些內在的價值。丟掉這些內在價值,而去根據社會的現實需要提供技術人才,這不是大學的任務。
大學確實要為社會服務,但並不是社會需要什麼,大學就根據需要提供什麼。這種服務是消極的,長遠來看是扼殺原創力的。大學應該為社會創造現在沒有的東西,甚至為社會發展指示方向。所以大學應該尋找社會的需要,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緊跟形勢去滿足社會的需要。
大學在培養人才的同時,還應該成為文化與精神傳統的承繼者。大學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它是一種社會的文化承諾。它需要集中一些有文化素養與精神追求的知識分子,不僅傳播知識、造就人才,而且傳遞和發展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因此,大學是精神文化傳統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如果大學依靠行政資源或者商業資源把關係到財政、金融、管理的學院辦得越來越大,相應地,人文類的學院越縮越小,到最後,既不培養人才,也不傳承文化,那麼這個大學就徹底失職了。
關於大學教育的問題,我和前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院士交流過。潘雲鶴先生說,工科是辦實事,理科是講道理,文科是探求意義。這三方面都很重要,辦實事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做基礎理論研究是為社會發展提供原創性動力,而文科是為人生創造意義。現在,人文學科被邊緣化到如此地步,這是值得我們憂慮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