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紀錄片《留法歲月》在中央電視臺熱播。該片講述了黨的早期領導人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陳毅等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故事。
1919年至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進入高潮。其中，由新民學會組織的湖南籍青年成為赴法大軍中的一個重要群體。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對勤工儉學運動投入了巨大精力，然而最後他本人卻沒有成行。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毛澤東也是唯一一位在新中國成立前沒有任何“海外經歷”的領導人。
當年赴法勤工儉學那麼熱鬧，多次來上海送別湖南朋友前往法國的毛澤東卻為何沒有去？
毛澤東曾考慮過出國留學
事實上，青年毛澤東考慮過出國留學。1917年8月，還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毛澤東暑假期間給亦師亦友的黎錦熙寫信，探討救國救民的“大本大源”問題。他對中國當時教育制度不滿，談到自己即將畢業，想要組織私塾，但要辦這樣的私塾，“即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如此才能深化教育的內容，達成自己辦學目標。當時毛澤東對“出洋求學”拿不定主意，他向黎錦熙談到了三點擔憂：“一曰人，有師有友，方不孤陋寡聞”，毛澤東擔心獨自出國沒有老師朋友，無法迸發思想火花，未必能提高進步；“二曰地，須交通而避煩囂”，留學目的地交通既要便利又不能太嘈雜；“三曰財，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書，闕少一分收入，又須費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為難。”最難的還是經費問題，需要舉家傾囊而出。這些考量無一不務實。
此後，毛澤東並未打消計劃留學的想法。根據蕭三1918年3月31日的日記，毛澤東曾與之討論過赴日本留學的計劃。近代中國的留學史中，日本是個極度“熱門”選項，一來中國的留日學生較多，互幫互助一起進步，不至於“孤陋寡聞”；二來，離開中國距離比較近，符合毛澤東所提出的“交通”問題；三來，去日本留學的費用與留美留歐相比較為低廉。
1918年6月毛澤東從師範畢業，又有鼓吹留法勤工儉學的印刷物到了湖南，因為是有組織的留學行為，大部分參與者能減免費用，大家認為是個好機會，應盡力進行。毛澤東此時便開始積極活動，奮力奔走。
是什麼讓毛澤東擱置了留學計劃？
正當毛澤東為出國留學奔走聯絡時，他的人生出現了一次重要機遇：去北京(當時叫北平）學習工作。
為籌備留法事宜，新民學會派蔡和森先行去北京打探，蔡到北京後與楊昌濟談話，楊昌濟希望毛澤東能來北京大學，讀書工作皆可。蔡和森心情急切，接連寫信給毛澤東、蕭子升等人，催促其來北大。蔡和森希望毛澤東在北大，乃至在北京站穩腳跟，以圖新民學會乃至整個湘人的廣闊發展空間。他說：“欲得二三人在家裡經營基礎，欲得一些人四出覓供給之貨物”，言下之意，有些人需要留在國內“經營”團體，有些人需要出國尋覓新事物。蔡和森認為，毛澤東是立足北京的不二人選：“吾輩須有人駐此，自以兄（指毛澤東）在此間為最好。”
蔡和森1918年7月的這封長信顯然起到了作用。毛澤東同年8月給羅學瓚的信中透露出對於留學一事打了“退堂鼓”。他在信中勸解羅學瓚，如果無法籌到錢款去保定的留法預備學校，還不如留在國內從事小學教育：“弟與蔡君等往返商議，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後路空虛，非計之得。”此時毛澤東與蔡和森其實已達成共識，不能全部都出國，要分散而為，考慮“後路”。
於是，在蔡和森的動員下，毛澤東與蕭子升等湖南青年於1918年8月15日啟程赴北京，一邊繼續籌備留法事宜，一邊盤算計劃著如何在北京立足。毛澤東在當年10月，透過楊昌濟的介紹，來到了北大圖書館工作，雖然薪酬不高，但接近“半工半讀”，享有許多自由空間，學習工作都能兼顧，生活漸漸在北京安穩下來。羅章龍的回憶恰似可以印證毛澤東擬在北京紮根的情況：“後來新民學會會員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潤之和我兩人留在北京，為什麼呢？開始準備都去，後來詳細商量，潤之主張不要都去，北京比長沙好，我們留下來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沒有一、兩個人，新民學會在北京就是個空白。”
除了楊昌濟、蔡和森等師友盡力勸說留京，毛澤東還有家庭方面的考量：母親。毛澤東在1918年8月去北京時就放不下母親，給他的舅父們寫信，感謝他們照料患病的母親。1919年3月母親病情加重，毛澤東決定從北京回湖南侍奉，經過上海時，送別了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朋友。毛澤東與母親感情篤深，4月到達長沙後“親侍湯藥，未嘗廢離”，一直到1919年10月母親去世，毛澤東始終在長沙從事各種政治活動，不曾遠離。年少開蒙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的古訓深刻烙印在毛澤東心中，母親病重期間出國留學顯然不合適。
李大釗與胡適對毛澤東出國留學的影響
母親去世後，毛澤東安頓一番，1919年12月重返北京，按照新民學會的計劃，繼續在北京開啟局面。此時，對於毛澤東出國留學問題影響較深的另兩位關鍵人物出場了：李大釗與胡適。
首先，受李大釗影響，毛澤東改變了曾經嚮往的留學目的地。自從1918年底入北大圖書館工作後，李大釗對毛澤東產生了巨大影響。李大釗在《新青年》上先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熱情擁抱俄國十月革命，使毛澤東對這個新生國家充滿希望與期待。在1920年2月與陶毅的通訊中，毛澤東明確表達留學目的地不應該僅是法國：“我們同志，應該散於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闢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開啟。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而後，他提出想要留學俄國的計劃：“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可見，留俄一事，毛澤東顯然與李大釗有過討論。毛澤東還流露出對留俄生活的憧憬：“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
那麼，毛澤東後來為何又擱置了他的留俄計劃？主要是受到胡適的影響。毛澤東與胡適一直有交流，當年毛澤東創辦了《湘江評論》，就寄給了在北京的胡適。而胡適繼陳獨秀後接管《每週評論》，他在《每週評論》上與毛澤東這位湖南“好兄弟”積極對話，兩者交流漸深入。
不僅相隔兩地有書信、思想交流，毛澤東1919年底回到北京後更是親自登門拜訪胡適。1920年3月，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更是清晰地談到了胡適對其“留學”觀的影響。“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在毛澤東的留學路上，李大釗與胡適相當重要，前者幫助毛澤東找尋到了正“道”，而後者規劃了通向正“道”的務實方式：先從研究本國問題開始。
之後的歷史發展超乎了青年毛澤東的想象。中國隨後發生一個接一個大事件，毛澤東在上海又參與到了陳獨秀的創党進程中，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來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此後，在日趨激烈的革命事業中，毛澤東再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留學夢”。
未成行的留學之旅折射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縱觀毛澤東未成行的留學之旅，儘管當年沒去法國和後來沒去蘇俄，兩次事件的原因並不相同，但在留學一事上的心路歷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對於國家、世界等問題的深刻思考，並顯現了其個人特質。
一、遵從“組織”
“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曾經熱烈擁抱個人主義，但不久他們就發現，那些所謂的“個體”解放，有其形而無其實，對民族國家的崛起影響微弱，隨後紛紛尋找“社群”與“組織”，“抱團取暖”共赴遠大前程。毛澤東與志同道合的小夥伴在1918年組織了新民學會，之後便不是一個人在奮進，而是一個組織的集體奮進。
在毛澤東留法勤工儉學的抉擇過程中，蔡和森的一席話、一封信產生關鍵影響。從新民學會乃至整個湘人群體今後發展來看，需要有人在國內經營，且新民學會中沒有人比毛澤東更有能力在北京大展拳腳。毛澤東坦然遵從“組織”的建議，在北京學習工作，暫停赴法計劃，始終無怨無悔、甘之若素，足見青年毛澤東的胸襟。
二、植根“本土”
毛澤東早年博覽西方群書，從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到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的著作，浸淫其中的青年毛澤東產生了對“世界”的認知與憧憬，所以他說自己秉承“大留學”觀，認為他們這些人都應該“出洋”一回。“開眼看世界”是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的夢想，但當五四運動爆發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被迅速點燃，毛澤東思想深處對於本鄉本土的關懷亦蓬勃燃燒。
當時的中國，身處風雨飄搖之中，探索一條救國救民之路成為有識之士的迫切任務。毛澤東讀了胡適所撰《非留學篇》，這篇文章對於當時“留學風”之下國人對本土文化、本土問題的忽視進行了批判。毛澤東也有同感，認為應該少談那些空洞的“主義”，多研究一些中國的實際問題。1936年毛澤東曾和埃德加·斯諾說，當時很多湖南學生都打算用“勤工儉學”的方式出國，他本人雖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援這個運動，“但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把目光和精力放在中國的土地上，思考複雜的中國問題，這段另類的本土“留學”史，給毛澤東帶來了巨大收穫。日後，中國的革命實踐也證明，毛澤東是同時期的領導人中最瞭解中國實際情況的那個人，這也為其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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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陳衍寧1977年油畫作品 圖片編輯：邵競
來源：作者：王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