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把字寫在竹簡上”的年代，以尚書裡“（商朝）有冊有典”的說法，應該起於殷商年代，但如果以考古發現說，則是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直到造紙術已逐漸普及的公元4世紀時，竹簡，才漸漸淡出了國人的生活。
那麼，公元前770年左右至公元4世紀時，同時代的外國文明，都把字寫在哪裡？下面這幾樣，就是當時歐亞不同文明，拿來做“紙”的獨家物件。
1，莎草紙
近代晚清落後捱打後，許多仰慕外國文明的“大師”們，也開始質疑中國造紙術，甚至把埃及的莎草紙，言之鑿鑿作為造紙術的源頭。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基本都不懂莎草紙是啥。
事實上，誕生於古埃及，且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流傳於希臘等國的莎草紙，並非是“紙”，而是將紙莎草的莖切成薄片浸泡後，再平攤捶打後形成的薄片。與中國人的造紙術，完全是兩回事。但這種莎草紙可以在乾燥環境下儲存，且價格也相對便宜，所以不但記錄了埃及文明的諸多大事，還曾是古埃及重要的出口商品。就連威嚴的羅馬教會，一度也用莎草紙書寫文獻，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不過到了公元9世紀時，阿拉伯人從中國學來的造紙術，以更價廉物美的紙張，一口氣把莎草紙完全擠走。就連埃及本土，後來也一度難覓。莎草紙的製法，也一度無奈失傳。直到近代以後，埃及人才重新復原了莎草紙的製法。但這種古老的“紙張”，畢竟以其乾燥環境下耐用的特點，儲存了古埃及大量文獻。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埃及文明的風貌，確要感謝它。
2，貝葉棕
同為文明古國，當埃及人再用莎草做“紙”的時候，印度人的選擇，卻是一種樹葉：貝葉棕。
貝葉棕，是一種生長在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常綠喬木，在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地區，也被大量種植。其半月形的樹葉，最大可達兩米，正是書寫記錄的好材料。自然也入了古印度人的法眼。
不過，這樣的葉子，當然也不是直接往上寫。在中國春秋戰國同時代，印度人就有了完整的加工方法：把新鮮的貝葉加上檸檬在鍋裡煮，曬乾後就可以寫字。不過印度人的寫字，並非中國人這樣寫字，而是用鐵筆在貝葉上刻字，刻完後再刷上墨，這樣字跡就可以長久儲存。這種作用特殊的貝葉，也成了古印度的珍品，甚至印度貴族間饋送禮品，都是贈送貝葉。
而且隨著佛教的流傳，印度人的這種“貝葉寫字”的方法，也流傳到東南亞地區。比如中國西南乃至泰國緬甸地區的佛教，最初都是由刻寫在貝葉上的佛經傳播過來，從此繁衍壯大。貝葉棕也隨著佛教的流傳，在東南亞各個寺廟裡大量種植。刻寫在貝葉上的“貝葉經”，有的更可儲存百年以上。貝葉，也成了東南亞各族民眾裡，無比神聖的文化象徵。拜這種特殊“紙”所賜，東南亞文化也有了一個稱號：綠葉文化。
當然，這樣的“貝葉經”，傳入到中國後，還是被中國本土的紙張征服。自從造紙術發明後，古老的佛教典籍，也透過紙質文獻得以儲存。以文明的傳播與保護角度說，中國紙張的價值，遠遠大於印度貝葉棕。
3，羊皮紙
比起莎草紙和貝葉棕上，曾經被當做紙，卻和紙差距最大的物件，當屬羊皮紙。
在外國各種“紙張”裡，羊皮紙是非常年輕的一類，首先誕生於帕珈馬文明時代，本身就是為了對抗古埃及的莎草紙而研製，而後就在波斯與希臘羅馬流傳起來。但以其材料說，跟其他的“紙”差了太遠：根本不是用植物做材料，而是把羊皮泡在石灰水裡去掉毛脂，然後再用木框拉伸，就變成了可以用來寫字的“紙”。
不過參考下古代歐洲的經濟狀況就知道，這哪裡是用紙，分明就是直接在羊皮上寫字，寫一本書，基本就要搭上一隻甚至好幾只羊。簡直是有錢人才用得起的奢侈物品。所以從公元2世紀，羊皮紙大量流傳歐洲起，知識文化書籍，基本就是統治階層的專利。羊皮紙做成的圖書，更是隻掌握在威嚴的教會教士手裡。所謂“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就有這奢侈羊皮紙的“貢獻”。
瞭解了這極度的壟斷，自然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的造紙術登陸歐洲後，立刻就在歐洲大陸引發轟動。哪怕17世紀以前的歐洲人，掌握的造紙術只是皮毛，造出的只是粗糙難用的草紙，卻依然擋不住造紙產業在歐洲大陸紅紅火火。因為紙，這個凝結著中國人智慧的文字載體，真正顛覆了歐洲人數百年的閱讀理念，給了所有階層的人，一個平等學習文化的機會。中國造紙術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井噴，意義堪稱加速器。
文明的進步，永遠都是傳播文明的載體的進步，從古代的造紙到今日的晶片，核心技術對於國家發展的意義，堪稱一脈相承。一張薄薄的紙業，更見證了古代中國人，領先世界的智慧，與值得傳承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