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隆隆炮聲中，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駐晉察冀解放區，西柏坡成為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奪取全國政權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是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結果。
1947年3月，蔣介石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被粉碎後，胡宗南部發動對陝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大舉進攻中共中央駐地。18日，中央撤離延安。月底，中共中央召開棗林溝會議，決定中央領導機構一分為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央前委留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組成中央工委，前往晉西北或其它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中央領導機構的這種分工，是為應對胡宗南部對陝北解放區進攻採取的重大決策。這時雖然還不涉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轉移方向問題，然而隨著戰爭程序的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向華北的轉移並進駐西柏坡，又與中央工委的落腳點有著重要關係。
“適當地點”為何處？事實上，中央工委行動之初東移路線及目的地是確定的，即經晉綏解放區、晉察冀解放區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周恩來沒有參加棗林溝會議，3月30日，即會議結束的當日，毛澤東、任弼時給賀龍轉周恩來的電報中十分明確：“朱、劉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驛動身去臨縣與董、葉諸同志會合，經五臺往太行。”並就在晉西北的中央直屬機關人員的行動作了原則安排，“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這裡說的五臺、太行，分別指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朱德、劉少奇到達臨縣後，對中央機關人員轉移進行了具體安排，並於4月4日電告中央：“留河西者七百人……留晉西北及少數去五臺工作者約一千人，決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軍走三千人，其餘陸續走。”不僅如此，朱德、劉少奇還提出，“具體過路日期及所經路線及所須牲口、糧食等……通知晉察冀。”當時在晉西北的中央機關人員有5500人，準備長途跋涉赴太行的達三分之二以上，表明中央工委的目的地十分明確。4月11日，考慮到中央留在陝北，為工作起見，中央部分採納了葉劍英、楊尚昆等意見，對中央機關留走人數作了調整，最後確定去太行的1300多人，並要求“由安子文負責率領，經五臺直去太行，沿途由晉綏、晉察冀及太行負責接送。”同時，在晉西北組成以葉劍英為書記的中央後方委員會。
將中央工委行動的目的地落在晉冀魯豫解放區，中央雖然沒有作具體說明，但從當時戰局看，與國民黨進攻態勢、晉冀魯豫野戰軍有力作戰以及晉冀魯豫解放區的相對穩固有重要關係。這對中央工委在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下開展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倚恃其軍隊在數量和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全面進攻解放區,並揚言在三五個月內消滅人民軍隊。繼1946年6月進攻中原解放區後，國民黨軍又在晉南、蘇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然而，經過八個月的作戰，到1947年2月，人民軍隊殲敵71萬餘人，使國民黨軍“速戰速決”的計劃破產。從1947年3月起，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山東、陝北兩個解放區，而在包括晉冀魯豫解放區在內的其他戰場轉取守勢。
從全面內戰爆發到1947年2月，晉冀魯豫解放區認真貫徹中央制訂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進行了定陶、同蒲、巨（野）金（鄉）魚（臺）、豫皖邊等戰役，粉碎了敵人打通平漢路、津浦路，殲滅我軍主力的企圖，配合了山東、蘇北戰場的作戰，初步掌握了戰略主動權。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於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發起的晉西南戰役、汾孝戰役，配合了晉綏部隊保衛延安、進軍呂梁。在解放戰爭的第一年，晉冀魯豫野戰軍取得了殲敵28.7萬人的驕人戰績，為解放戰爭總戰績的四分之一，列各區成績第二位，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揚。他們一面在內線作戰，一面為向外線出擊做準備。1946年11月，晉冀魯豫解放區在解放區和敵佔區之間，建立了豫皖蘇解放區，作為戰略進攻的躍進基地，同時在組織領導上也作了分工，由薄一波、徐向前、滕代遠主持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的日常工作，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野戰軍作戰。進入戰略進攻前，晉冀魯豫解放區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參軍支前的熱情高漲。這時晉冀魯豫主力部隊達到42萬人，民兵增加到90萬人之多。這些武裝力量的不斷髮展壯大，使晉冀魯豫解放區不斷髮展和鞏固。
◆棗林溝會議會址。
延安中央機關的轉移和疏散並不是始於1947年3月間。還在蔣介石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後，國民黨就開始了對延安的轟炸。從1946年10月開始，胡宗南即奉蔣介石之命，封鎖陝甘寧邊區，加緊準備進攻延安。此時中央就曾考慮把機關轉移到太行，只是由於擔心國民黨軍隊可能對晉冀魯豫解放區發動新的進攻，才打消此念。這在10月20日毛澤東致任弼時信中說的很明確：“敵大軍佔焦作，將來有攻上黨可能（雖然目前不會），太行並不怎麼安全。目前中央機構，凡疏散至各區分配工作者均可進行。”鑑於延安的臨戰氣氛越來越濃，從11月開始，延安中央各機關學校紛紛遷往瓦窯堡等地。中央還考慮如國民黨軍隊逼近延安，這些機構可再東渡黃河轉移到晉西北。
在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前，晉冀魯豫野戰軍繼豫北大量殲敵後，又主動進行巨金魚戰役，並取得勝利，加之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出擊呂梁作戰，中央擔心國民黨軍進攻上黨的情況並未出現。因此，中央撤出延安之初，在考慮中央機關轉移問題時，再次提出“必要時經同蒲過太行去”，並於3月26日發出《關於中直、軍直向太行轉移的兩個方案的指示》。之後，把中央工委的落腳點考慮放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就顯得十分自然了。
這期間，還有兩個決策印證中央對晉冀魯豫解放區相對鞏固的認同。一是1947年1月3日中央決定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召開華北財經會議。與會的華東代表團團長薛暮橋回憶說，中央之所以選擇在晉冀魯豫解放區開會，不僅因為那裡位置適中，而且那時“晉冀魯豫地區處於相對和平狀態，戰爭干擾較少”。4月16日，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太行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二是在國民黨軍佔領延安後，中央電令晉冀魯豫中央局緊急籌建新華社臨時總社。晉冀魯豫中央局接到中央緊急指示後，火速從太行、太嶽和冀魯豫調集幹部，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在太行山麓的涉縣把臨時總社的架子搭了起來，保證了文字廣播一天也沒有中斷。
1947年4月26日，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到達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5月3日，與在平山縣封城村指揮正太戰役的聶榮臻、蕭克、羅瑞卿等晉察冀軍區領導人見面。聶榮臻建議中央工委留在晉察冀指導工作。5月10日，中央“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機關留在晉察冀工作一時期，以便能夠幫助中央局解決各項工作問題”。聶榮臻的挽留和建議，與中央一個月前作出的決定完全一致。
◆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戰場的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結束了在陝北歷時一年零五天的轉戰，從陝西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圖為毛澤東在渡船上。
在中央工委還未進入晉察冀解放區時，1947年4月11日，中央發出《關於中央工作機構分為三部分及其人員分配的通知 》，十分明確地提出：“中央工作委員會現由劉、朱、董三同志為常委，劉為書記，朱、劉先至晉察冀指導工作一時期，董經五臺即轉太行參加財經會議，準備擔任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這裡沒有具體提出指導晉察冀解放區的哪些工作，但從當時的情況看，解決好軍事問題應屬首位。
全面內戰爆發初期，晉察冀部隊的作戰處於不利地位。按照中央制定的奪取“三路四城”的任務，晉察冀軍區與晉綏軍區部隊於1946年7月底發起大同、集寧戰役。由於事先對於大同城防堅固估計不足，以致久攻不克。當傅作義部增援時，我軍在集寧打援失利，9月13日集寧失守，隨後大同撤圍。在此之前，承德於8月28日被國民黨軍攻佔。集寧、承德被佔後，張家口已經處於被夾擊態勢，傅作義部由東西兩路進攻張家口。10月11日，晉察冀部隊撤出張家口。聶榮臻認為，當時晉察冀部隊存在著悲觀情緒，對“張家口得而復失，覺得可惜”，“好像撤離了張家口就不得了”，由此產生“埋怨情緒，甚至對戰勝蔣介石缺乏信心”。即便是之後的作戰，也“還沒有完全掌握主動，擺脫被動”，“有些仗是在被動情況下打的”。
為統一思想，1946年10月、1947年3月召開的晉察冀中央局淶源會議和安國會議，對解放戰爭初期的作戰作了分析和總結。中央也要求晉察冀部隊“今後行動應學習陳粟、劉鄧、陳謝三區大踏步進退、完全主動作戰的方針。”“先打弱敵，後打強敵，調動敵人，各個擊破。”
中央工委出發時，晉察冀部隊作戰的被動局面還沒有改變。因此解決晉察冀部隊存在的問題，是中央考慮中央工委留在晉察冀一個時期指導工作的直接原因。
中央工委到達晉察冀解放區並明確暫留後，隨即告知晉冀魯豫中央局：“中央工委及各機關決留晉察冀工作一時期，不去太行山。”不久，中央工委正式在西柏坡辦公。從這時開始約半年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的來往電報中，均未再提領導機構轉移問題。
據楊尚昆回憶，1947年十二月會議時，中共中央與中央工委會合的問題，中央“就有所考慮。”1948年1月4日，在山西臨縣三交鎮的中央後委領導人葉劍英、楊尚昆致電中央工委：“三交機關經中央批准將於三月初出發，搬到平山與工委會合。”次日，劉少奇、朱德、董必武致電中央：“三交機關搬到平山與工委會合甚好。陝北中央機關是否亦搬來，搬到平山後是否應作較長期打算，請即復示，以便做各種準備，因在平山附近房屋仍不夠。”可見，這時中央工委對中央東移後是否在晉察冀解放區久留還不清楚。但到了1月中旬後，中央機關準備與中央工委會合並不再轉移到晉冀魯豫解放區基本確定。1月20日，周恩來、任弼時在致中央後委電中提出，“後委遷移照原議不變”，“三月中開始行動”，“中央決定後走”。並特別提到“邯鄲廣播臺如人力技術有困難而必須推遲遷移，請你們電廖商辦”。這不僅對中央後委機關、中央機關遷移到中央工委所在地作了初步安排，還涉及新華總社從晉冀魯豫解放區向平山遷移的問題。3月10日、20日，毛澤東兩次致電劉少奇，提到“三月二十日動身東移，約於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處”。並通報全黨，中央“準備移至華北，與中央工作委員會合並”。
◆1948年，毛澤東等到達西柏坡。
按照中央安排，3月中旬，在中央後委的機關分兩批出發，陸續到達中央工委駐地。在全國戰場轉入戰略進攻、延安收復在即的形勢下，中央留在陝北的目的已經達到。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央機關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於4月13日，到達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等先期到達西柏坡與中央工委會合。新華總社也於5月從涉縣抵達平山。5月27日，毛澤東到達西柏坡。至此，中央完成了向華北轉移的使命。
中央工委來到西柏坡並沒有再向晉冀魯豫解放區轉移，最終西柏坡也成為中共中央駐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央工委任務繁重，再進行轉移，不利於已經展開的各項工作。1947年6月14日，中央工委到達晉察冀解放區不久，毛澤東致電朱德、劉少奇：“你們在今後六個月內如能：(一)將晉冀察軍事問題解決好；(二)將土地會議開好；(三)將財經辦事處建立起來，做好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績。”中央提出的這三項工作，並非給中央工委的新任務，而都是中央工委東移時確定的。所以，中央工委還沒有到達西柏坡，三項工作已經展開。劉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工委常委中又有分工。劉少奇把極大精力放在召集全國土地會議和指導解放區複雜的土地改革上，而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偏差一直到1948年春才得以糾正。朱德具體負責解決晉察冀的軍事問題，他提議組建野戰軍，貫徹打運動戰、殲滅戰的思想，親臨前線指導青滄、保北、清風店、石家莊等戰役。董必武在結束武安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後，返回中央工委駐地主持華北財辦工作，華北財辦連續召開華北軍工會議、華北交通會議和華北金融貿易會議。中央工委的工作一個接著一個，一環扣著一環，難以再繼續轉移。
第二，晉察冀部隊作戰由被動轉入主動，晉察冀解放區擴大和鞏固，中央工委有了安全的保障。晉察冀部隊撤出張家口後，於1947年4月至5月發起正太戰役，殲滅國民黨軍3萬餘人，解放縣城7座和井陘、陽泉等礦區,控制獲鹿至榆次間鐵路180餘公里，孤立了國民黨軍戰略要點石家莊。6月，在晉察冀野戰軍組成後，連續發起青滄戰役、保北戰役，殲敵1.8萬人，並解放了滄縣、青縣等數座縣城。經過三戰三捷，晉察冀部隊牢牢掌握了華北戰場的主動權，進入戰略進攻的形勢，從根本上改變了華北戰場的被動局面。而國民黨軍在這一地區只佔據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帶和被我軍包圍的石家莊、太原、大同、張家口等幾座城市。10月，晉察冀部隊繼續出擊，在清風店取得全殲國民黨第3軍1.3萬人的輝煌戰績。11月，晉察冀部隊乘勝發起石家莊戰役，殲敵2萬多人，並奪取了這座重要城市。晉察冀部隊半年多的作戰，擴大瞭解放區，國民黨軍已無力進攻解放區，完全陷入被動局面。加之土地改革、整黨等項工作在解放區普遍開展，晉察冀解放區空前鞏固，為中央工委創造了穩定安全的工作環境，也為中共中央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西柏坡。
第三，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聯成一片，中央工委和中共中央移至太行已無必要。石家莊解放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分割封鎖，華北形成了較為完整、擁有5000萬人口的大片解放區。顯然，在同一區域內，中央工委再移駐他地已經沒有意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1948年2月16日，劉少奇及時向中央提議：“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區完全合併，邯鄲局與五臺局合併，成立華北中央局。”3月6日，毛澤東致電中央工委，指出：“合併兩中央局有利無害”，“以中央工委為中心合併兩中央局成為北方局。”但又提出“兩區的軍政兩項機構，暫不合並。”3月7日，中央工委致電中央：合併黨務、財經機構，而不合並軍政兩項機構，勢不可能，因主要機構均需遷至石家莊附近，才便利工作。10日，毛澤東給中央工委覆電，同意中央工委關於兩區黨政軍財一律統一的意見。中央也向黨內通報，“目前我們正將晉察冀區、晉冀魯豫區和山東的渤海區統一在一個黨委（華北局）、一個政府、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之下”，“該區的領導中心設在石家莊。”可見，兩大解放區聯成一片後，中央強調“以中央工委為中心合併兩中央局”，“領導中心設在石家莊”。這表明，中央也把指揮解放戰爭的中心放在了石家莊附近。
從中央工委向華北轉移到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其間涉及到的行動方向都與戰爭的程序聯絡在一起，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特別是華北戰局的變化，是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