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參謀長，僅授少將，彭總不滿：解方授少將，我最多中將

彭德懷和他的十大戰時參謀長之七

在彭德懷的戎馬一生中，有十大參謀長輔佐其戰鬥，分別是鄧萍、陳毅安、劉之至、葉劍英、肖勁光、左權、滕代遠、張文舟、閻揆要、解方。前文介紹了前九位，本文介紹第十位解方。解方任彭德懷參謀長的時間，是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生於吉林遼源市東豐縣四平鄉。1930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參加東北軍，曾任參謀、副旅長、師參謀長。

1950年9月18日，按照命令，彭德懷的臨時指揮所與十三兵團部合併，組成志願軍總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

自此，解方開始在彭德懷領導下任參謀長。解方是我軍高階指揮員中少有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是一位視野開闊、博聞厚重、心細深謀的資深參謀人員。鑑於解方總是有獨到見解，且對各種情況瞭如指掌，彭德懷對其非常信任和器重，每遇難決的軍機大事，就會大喊：“快去叫‘小諸葛’來！”通訊員知道，彭德懷所說的“小諸葛”就是解方。

1950年8月中旬，朝軍已解放90％左右的地區，將美軍第八集團軍和韓軍壓縮到洛東江以東1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但也造成了朝軍後方空虛、兵力不足的致命弱點。解方認為，美、韓軍絕對不可能就此罷休，很可能以一部兵力與朝軍周旋，主力卻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對朝軍實施前後夾擊，由此必然導致朝軍將腹背受敵，陷入絕境。

解方及時將自己的意見彙報給東北邊防軍第十三兵團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洪學智。鄧華、洪學智認可後，遂以三人的名義向北京報告。毛、周當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同樣得出了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極有可能在仁川實施兩棲登陸的作戰。

果如其然，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餘人，在200餘艘艦艇、500餘架飛機的配合下，於仁川登陸。儘管朝軍接到中方的通知後有所防範，但仍然腹背受敵，被迫後撤，聯軍開始反攻，戰局急轉直下。

1950年10月19日晚，志願軍開始入朝作戰。解方在彭德懷的總意圖下，領導精幹的司令部，在瞬息萬變的戰況下出色地完成了志願軍第一次戰役的遭遇作戰、第二次戰役的誘敵深入至預設戰場，穿插包圍等作戰的指揮、協調工作，取得巨大成果，為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後，解方協助彭德懷又組織指揮了志願軍的第三、四、五次戰役。

第四次戰役時，由鄧華指揮的東線集團，預計於1951年2月11日晚向橫城方向實施反擊。發起反擊的當天，在選擇主攻方向上產生了兩個方案，各有利弊。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德懷希望與鄧華交換意見，決定取捨。

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與鄧華指揮所沒有建立有線電話，而無線電話在戰役打響前不能使用，只能靠電臺聯絡。這種戰役部署的電文一般比較長，通常一個來回要兩天。時間緊迫，按常規辦事勢必貽誤戰機。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解方果斷地改變了正常的程式，命令作戰、機要、通訊電臺人員同時上崗，每崗安排兩人值班，彭德懷開始口述後，就擬一組，譯一組，傳一組，流水作業，只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兩個指揮部間資訊傳遞任務，效率提高了幾十倍，有力地保證了戰役反擊按預定計劃當夜發起。解方稱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高效運作方法為“救火車”，意即如消防車行使在大街上，暢通無阻。這在當時我軍尚屬首創，這種方法的運用以後成為一種制度，只是名稱改為“電臺全程預告”了。

彭德懷信任解方，解方也就敢於直言，建立了深深的理解和默契。抗美援朝第六次戰役的預備命令簽發後，解方雖然已經作為停戰談判代表，離開了志願軍總部，但他經深思熟慮，與鄧華共同簽名向彭德懷發了一封電報：當前敵人已經準備強大、縱深、現代、立體防禦，以志願軍現有的力量和裝備發起攻擊，只能有三種結果：攻破敵陣，部分殲滅敵軍；攻破敵陣，趕走敵軍；不能攻破敵陣，被迫撤出戰鬥。不論是哪一種，對志願軍都會造成同樣的後果，那就是傷亡和消耗很大，尤其是在後者的情況下。如果設法或等待敵軍離開陣地，讓其向志願軍發起進攻，志願軍則可以憑藉現有的力量和裝備將其打垮，代價也不會很大。故建議停止該作戰計劃。

彭德懷很重視他們的建議，同時考慮到空軍支援等一些客觀原因，經報批准，最終志願軍將運動進攻戰為主轉為陣地防禦戰為主。志願軍的第六次戰役才由發動而變為積極準備，最後實際擱置起來了。

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在開城舉行。本來，在參加停戰談判的人選上，朝方希望彭德懷代表志願軍出席談判會議。一是他德高望重，對聯軍可收不怒而威之效；二是他作為志願軍的主帥，全域性在胸。但中方認為，彭總是志願軍的統帥，不宜直接出面。彭德懷也同意這個意見，向北京提議由鄧華作為全權代表參加談判，另建議解方一同前往。解方精通日語，粗通英語，在國內多次參加軍事談判，是志願軍總部參加談判的最佳人選。北京同意後，彭德懷向解方交待：

“敵人在戰場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

1951年底，雙方在談判轉入戰俘遣返議題時，分歧很大，互不讓步，談判時斷時續。彭德懷即指示談判代表：“打的堅決打，談的耐心談。”這是對處於艱難之中的談判一種最佳方針。

解方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根據北京及彭德懷的指示，積極主動，不卑不亢，有利、有理、有節，使這場沒有戰敗方的曠日持久的艱難談判，得到了良好的結局，大漲國人志氣。

美軍談判首席代表、美國遠東軍海軍司令特納·喬埃曾在其回憶錄中，評價解方“思維敏捷”“很難對付”，是談判的“主要對手”。

彭德懷經常會批評人，但很尊重解方。有人指責解方時，彭德懷總是處處為解方辯護，體現的是一種愛才護犢的情懷。雖然解方非常優秀，但因資歷等原因，在戰將雲集的1955年大授銜時，只授予少將軍銜。歷來嚴於律己律人又主持上將以下評銜工作的彭德懷，對此是有看法的，他認為解方授少將軍銜確實有點委屈，以致流傳著彭德懷“解方只能授少將，我彭德懷最多也就是中將”的說法，這也從一個側面可見彭德懷對解方的賞識和推崇。

主要參考文獻

1.《彭德懷自述》。彭德懷傳編寫組。

2.《彭德懷傳》。彭德懷傳編寫組。

3.《戰神——作為軍事指揮官的彭德懷》。鍾國安著。

4.有關上述人物的傳記、軍史、紀念文章等。

由於篇幅原因，不能一一列出參考文獻，在此致歉，謹向參考文獻的作者、編者表示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