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數十位總統中，華盛頓和林肯是最受後人崇敬的兩位。然而，兩人造就自己歷史英名的行為模式，卻不盡相同。林肯依靠“有所為”而成就英名。這個西部農民的兒子，透過自我奮鬥，成為國家總統。在總統的職位上，以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帶領美國人民完成了維護國家統一，解放黑人奴隸的偉業。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說中對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呼喚深處，蘊含著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宗教殉難者般的情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館裡，人們會看到一個瘦長直板的身軀，寫照出林肯一生奮鬥的艱辛；會看到一雙穿透力極強的眼睛，顯現出林肯超人的智慧和意志。
華盛頓的歷史英名造就，主要靠的卻是他終身一貫的“有所不為”，不戀權，不戀棧。作為手握兵權的總司令，華盛頓在美國贏得獨立戰爭後，率先解甲歸田，不謀政事。作為共和國首屆總統，而且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全票當選的總統，華盛頓在當權之前，躊躇再三。在當權之際，屢屢表示去意。最後以一席告別辭，斷然止絕任何勸留之聲，樹立了美國總統任期不超過兩屆的先例。從很早開始，美國人民就開始把華盛頓的“有所不為”看作是他最偉大、最光輝的政治行為。據學者施瓦茨對華盛頓於1798年逝世後一兩年內，在美國各地舉行的悼念集會上發表的悼詞的研究，人們最集中、最不吝詞彙讚揚的，是華盛頓在戰爭勝利後，主動把軍權交還給國會，在行將結束他的第二屆總統任期之際，鄭重向全國人民表明退休還鄉的願望。例如，一則悼辭裡有這樣的詞句：“當他擊敗了他的祖國的敵人後，他有沒有像愷撒那樣，用他掌握的強大軍隊，去征服這個國家？沒有。非但沒有，這位偉大的愛國英雄，出現在我們的國會面前，在眾人讚歎的目光下，向授權人奉還他的那支克敵制勝之劍。”另一篇悼詞講道，在服從民意，兩度出任總統之後，“唯有他的不留任何餘地的退休宣告，才讓群情激動的人民，不再要求來個第三次全票當選，以此證明他們對華盛頓不減的信任”。總之，如施瓦茨所言，華盛頓“之所以名垂青史，不是由於他為獲得權力而做的努力。恰恰相反，華盛頓的歷史英名，來自他對權力所持的長期一貫的迴避態度，來自於他熱誠地放棄國人委託於他手中的權力”。高聳雲霄的華盛頓紀念碑，表達了美國人民對這位偉人高風亮節的景仰。為什麼華盛頓憑著不戀棧權力，就能贏得美國人民如此崇高的敬意？為什麼華盛頓能夠這樣做？一句話，華盛頓的不朽英名是如何造就的？答案來自兩個方面：華盛頓的個人作為、人格和人品，以及他身前身後的美國社會政治力量的作用。
華盛頓的人品華盛頓是“一個好人，但不是一個聖人；是一個能幹的將軍，但不是一個偉大的軍人；是一個誠實的行政管理者，但不是一個天才政治家”。這是一個當代華盛頓研究者對其人格的評價。類似的評價，早在華盛頓的同代人那裡就有了。傑斐遜在華盛頓逝世十多年以後，在一封信裡對華盛頓的人品做了長篇評論。他寫道：“他的心智是偉大的，有力量的，但不是第一流的……它的運作雖然紮紮實實，但速度不快，缺乏創造性或想象力。”華盛頓對自己的能力完全有自知之明。當接受國會的任命，擔任大陸軍總司令時，他當即提請同僚注意，“我請求在場的各位先生記得，今天，我在這裡鄭重宣佈，我並不自認為我的能力，足以勝任這個讓我不勝榮幸擔當的總司令職位”。他在第一任內，曾向麥迪遜坦陳自己缺乏許多履行總統職責所必需的素質和條件。他曾多次向友人提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稟賦”。因此，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和平時期，華盛頓都高度依靠助手們出謀劃策，運籌一方。
然而，華盛頓的人品卻為同代人所稱道。傑斐遜這樣寫道：“他的誠信是無懈可擊的。就我所知，他是一個最堅定地按照不偏不倚正義原則行事的人。他的決策，絲毫不受個人利害、親緣、好惡等因素的影響。他的確是一個有智慧、有良心的偉人。總的說來，他的人品堪稱完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他的處世之道。”與誠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連的是華盛頓具有的另一個美德——審慎。“他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也許是審慎。他從不在仔細權衡每一個情況、每一個考慮之前貿然行動；只要有一絲疑問，他便按兵不動。然而一旦做出決定，不管阻力有多大，他一定要實現目標。”
青年華盛頓對榮譽和名聲的追求，沒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氣概。作為一個弗吉尼亞州的農場主，他的個人經濟目標是擁有更多的土地，公共政治志向是在英國殖民常備軍謀得一官半職。這種心態在革命前的美國開國元勳中較為普遍。例如，美國第二位總統約翰·亞當斯後來回憶道：“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人生理想是在馬薩諸塞州擁有幾千先令的財產，坐上四輪大馬車，在州的民團裡當個上校，在州議會里謀得一個席位。這就是當時規範了我所有想象的人生地平線。”
更重要的是，華盛頓在擔任大陸軍隊總司令期間，把一支由民兵散勇組成的游擊隊，鍛鍊成了一支紀律嚴明、堅韌不拔的正規軍。依靠這支軍隊，在法國的援助下，美國最終擊敗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軍，獲得國家的獨立。獨立戰爭勝利後的華盛頓，以其手中掌握的軍權，加上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有心取代當時執掌國家權力的國會，變總司令為國家最高領袖，甚至當美國國王，至少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是一件可能辦到的事情。但實際上，華盛頓就任總司令期間，絲毫沒有擁兵自重的行為。1780年，華盛頓以總司令的身份，在一封就他為什麼在某些問題上持有與眾多國會議員不同的意見致國會議長的信中，表白了服從國會的心跡：“我希望我向國會報告情況的方式，不會被視作逾越我的職權範圍的不當之舉。請允許我自誇，國會完全可以相信，我除了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一片赤誠之外，別無任何其他居心。”
華盛頓的國家華盛頓之所以終其政治生涯，始終表現出不戀權、不戀棧的高風亮節，並以此贏得美國人民的崇敬，除了個人因素外，還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也就是說，華盛頓在擔任大陸軍總司令和總統期間，一直處於美國人民，特別是政治精英們不允許任何可能變共和為王制或終身制的行為的壓力下。
擔任大陸軍總司令時，美國尚未宣佈獨立，也不存在一支大陸軍隊，儘管當時在新英格蘭地區特別是馬薩諸塞州，當地民兵已經在同英軍作戰。大陸會議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不僅因為他曾在殖民地英軍裡任校官，有帶兵作戰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有如下具有象徵意義的考慮：一是由代表南部大州弗吉尼亞的人士出任總司令，本身就表示南部對北方的聲援，表示殖民地各州利益與共的決心；二是由於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的1755年第二次大陸會議，對是否脫離英國宣佈獨立，尚未形成一致或多數的意見。會議一方面透過《武裝起義宣言》，另一方面又在宣言中強調武裝起義“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毀壞那個迄今為止存在於我們（指北美十三州和英國）之間如此之長、如此之好的聯邦”。華盛頓出任大陸軍總司令，是會議中對英獨立派和妥協派都可接受的結果。這是因為，妥協派認同華盛頓的保守主義政治傾向，獨立派認為華盛頓是南方人，對他的任命有助於動員南部的人力和物力，參加抗英戰爭。
《常識》的作者潘恩對華盛頓的人身攻擊，同樣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他在一封致華盛頓的公開信中寫道：“至於你，先生，在私人交往上背信棄義，在公共生活中偽善作秀。世人不知你究竟是個變節者還是個偽君子，不知你究竟是已經背棄了做人應有的原則，還是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原則。”
讓愛惜名譽甚於生命的華盛頓最難以承受的，不是因政見不同提出的批評，而是對他個人人品所進行的人身攻擊。在公共場合，華盛頓對這些人身攻擊不置一詞。在他的一封私人信件裡，華盛頓表示不屑與那些人身攻擊者為伍：“他們的誹謗之甚，唯有被他們的無恥超出，而兩者都是天下無敵。”但在最親密的小圈子裡，他仍然流露出巨大的憤怒。尤其讓他憎恨的是那些惡毒誹謗所使用的骯髒詞語，“甚至在人們形容像暴君尼祿那樣的人物，惡貫滿盈的騙子，乃至於人人喊打的扒手時，都不屑使用的”。傑斐遜有一次親眼見到，華盛頓板著臉看了一眼《晨報》，然後把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並狠狠地罵道：“混賬。”
傑斐遜晚年在總結華盛頓歷史英名的成因時寫道：“說實在的，人品和時運從來沒有如此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把一個人造就成偉人，把他送入那些值得人類永遠景仰的英雄的行列。”傑斐遜在華盛頓執政時期，成為反對黨共和黨的領軍人物。政治上的分歧和對立，導致這兩個弗吉尼亞州出身的政治家在華盛頓卸任後，彼此斷絕往來，幾十年的同志友情就此終斷。然而，當傑斐遜在華盛頓去世十多年後，回首評論美國第一位總統的人品和偉業時，流逝的歲月洗卻了他對故人種種因政見分歧帶來的惡感，留下來的是肯定崇敬之情。傑斐遜的人品加時運造就英雄華盛頓的結論，可謂畫龍點睛的千古絕論。
毫無疑問，華盛頓的歷史英名，是同他的個人人品和道德分不開的。華盛頓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無論是在大陸軍總司令還是在全國總統的位子上，始終不戀棧戀權，克己奉公。如此一貫的高風亮節，絕不是僅用社會壓力就能完全解釋得了的。華盛頓的道德自律和歷史榮譽感，就像亙古不變的星空一樣，時刻指引著他的政治行為。當然，社會壓力也是造就華盛頓英名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眾多政治精英對華盛頓在戰爭結束後還軍權於國會的期許，對不允許愷撒或克倫威爾第二齣現在美國、顛覆新生共和國的警告，甚至那些對華盛頓極盡政治批評和人身攻擊之能事的報紙，無不成為造就華盛頓不朽英名的必要條件。總之，華盛頓面對的是一個不同於當時世上所有其他統治者所處的國內政治環境。新生的美國，是第一個把分權和制衡的歐洲啟蒙主義政治思想，完全付諸制度實踐的共和國，是第一個從憲法上保護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國家最高領袖自由的共和國。從這個意義上講，華盛頓是美國共和政治制度的產物。
麥迪遜在談到美國的建國事業時說：“我們正行進在一片沒有任何足跡可循的原野上。”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華盛頓以自己的行動，為後人樹立了兩個先例。一是在獨立戰爭勝利後，還軍權於國會，樹立了軍人服從民選文官政府、軍隊國家化、不干涉國家政治的先例。二是在第二屆總統任滿後不再尋求連任，恢復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樹立了美國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任的先例。這兩個先例，為美國得以透過民主競爭的和平方式，解決國家內部矛盾、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奠定了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