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興：寬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開
“弘治中興”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現了的短暫而輝煌的“治世”。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於他寬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現了君子眾多，君臣關係融洽等政治特色，為這一朝帶來了美譽，明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成化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
明孝宗即位初期，對於大明王朝來說，是一個多難之年，黃河發大水，陝西鬧地震，外加遇到國喪，件件都是麻煩事。明孝宗在位期間，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憲宗親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於是，吏部尚書萬安、禮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繼曉等，或殺或貶，或逐出京師；獲罪較輕的貶官放逐，流放邊地。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同時，更定律制，複議鹽法，革廢一應弊政。致使一時政治清明，朝野稱頌。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開封一處的黃河決口，明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五萬人修治。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氾濫成災。明孝宗命令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為魚米之鄉。
由於明孝宗勵精圖治，使明朝再度中興盛世，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歷史上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之一。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弘治中興”。他本人也被譽為“中興之令主”。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憲宗駕崩。太子朱祐樘於九月壬寅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弘治”，是為明孝宗，又稱弘治皇帝。
事實上，明憲宗留給兒子的朝政局面並不樂觀。首先，是財政虧空，為了鎮壓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大藤峽地區瑤族和壯族起義，財政支出日益增加，國庫儲蓄減少。在內亂的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裡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
還有就是行政效率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是混日子。最後，是自然災害多，四川、河南、陝西等地相繼鬧災，各類問題成堆。
對於這些情況，明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瞭解的。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著手改革弊政。先著手人事安排，後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成化時期，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術、房中術進獻皇帝，得到寵幸。然後，與太監梁芳一起，狼狽為奸，禍亂朝政，打擊忠臣，扶植朋黨。明孝宗即位之後，立即逮捕了兩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興。
接著，明孝宗開始整頓吏制，將成化朝透過賄賂，溜鬚拍馬發跡的官員一律撤換，改革首先從內閣開始，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萬安遇事除了喊“萬歲”，沒有半點主張，明孝宗罷免他不久，和他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離職回鄉，只留下了劉吉。明孝宗看得出來，劉吉除了混事，也會幹事，接替內閣首輔的劉吉，在弘治年間一反常態，不但時常建言國事，更是對工作極其負責，特別是西北的哈密戰事，正是在他的統籌下，得以圓滿解決的。
明孝宗還罷免了大批的“傳奉官”，在明憲宗時期得寵的諸多僧道門，也都被趕走，少數罪大惡極的，依法懲治。比如，成化年間的和尚繼曉，由於仗著明憲宗的寵信，作惡多端，弘治元年被斬首示眾。
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使明朝有了中興的希望。後來，又去掉佞臣李廣。
明孝宗對於文臣極其禮敬，特別是對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謝遷、劉健、李東陽幾位閣臣，更是體貼備至。
在清洗了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時，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象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為于謙建旌功祠，使得無論是朝中還是宮中都為之一新，時稱朝序清寧。
明孝宗登基後，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後，沒有辜負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開展了官場考察，考察的標準也極其嚴格：不但經濟有問題的要被追查，就連身體不健康不能勝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罷免。僅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從中央到地方經過吏部考察被罷免的官員，就多達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樣，馬文升在部隊裡，也開展了整頓。除了罷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還清理屯田，整頓地方武備，明軍的戰鬥力，一度煥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馬文升的強力行動下，基層的一批慵懶官員被清除，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成為明孝宗身邊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明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過度的寵任頗遭誹議，有些大臣不平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裡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是，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迴護。
劉大夏是正直而傳統的官員，他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劉大夏更被認為是“弘治三傑”之一。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像劉大夏一樣，更能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端的，恐不多見。明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了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
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明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衛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明孝宗對箇中因非常清楚，也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此後，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 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