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寫有我之境者多”，誠如是哉！人自詡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很容易以自我為中心，去審視外物，歡喜則“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蘇軾《新城道中》），昂揚則“晴空一鶴排雲上，直引詩情到碧霄”（劉禹錫《秋詞》），達觀則“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放曠則“醉裡簪花倒著冠”“黃花白髮相牽挽”（黃庭堅《鷓鴣天》），失意則“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孤寂則“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悲愁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春望》），思憶則“若為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詩人既然自視為宇宙的中心，也就容易將主觀情緒放大、拓展、泛化，彷彿整個世界隨自己的情緒發生了共振，詩歌的感染力由此得到強化，但世界的真相也因此變得模糊。人們於其間得到審美的滿足，但放縱情感也會造成神經病和自大狂。
莊子開創的認知圖示以自然（道）為中心，人一下子喪失了全部的優越感，“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與自然的界限由此消泯，以此心境和視角去“觀物”，寫下的詩句自然“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比較典型的如“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陶淵明《歸園田居》），“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王維《山居秋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王維《積雨輞川莊作》），詩人的自在躍然紙上，而悲喜的情感彷彿已經稀釋和蒸發，人與自然有機交融，兩者的界限已不了然。
其他如“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志南和尚《絕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漁歌子》），“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為輕陰便擬歸”（張旭《山中留客》），都表現出禪悅的心境，物我界限都不分明，可視為無我之境。
至於王國維將無我之境和豪傑之士聯絡在一起，倒頗耐人尋味。大抵忘懷得失，憂樂皆拋，非凡夫俗子所能為者，非修煉達到一定境界不能寫出，故以“豪傑”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