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人郭沫若，到底有多少位夫人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
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與郭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
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
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情人三五個：
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
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
黃定慧(又名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定居山西省；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於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六七十年代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
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
先看郭沫若與情人於立忱之間的問題。
於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
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於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系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裡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於思考的話，從於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
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淒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於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 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
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資訊不通，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訊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這類問題，反覆出現在郭沫若身上，對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他本人也說：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然而，在四川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女學者卻提出與此相反的看法。她認為郭沫若多次背叛愛情，不斷拋棄和更新愛情物件，正表現了他在這方面的超前意識；並進一步說：愛情是藝術的永恆的主題，沒有愛情，便沒有文學，便沒有詩歌。愛情產生靈感，產生激情，如果沒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間的愛，便不會誕生《女神》，不會出現詩人郭沫若；只有不斷更新愛之物件，藝術家的靈感和激情才會像泉水一樣不斷湧出，天地間才有可能樹起一座座藝術的豐碑。
這位女學者的演說詞很精彩，觀點也新鮮。不過我們要問：所謂“超前”，“超”誰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後現在的美國總統不還是因為非正常兩性關係而受到追究嗎？多少大英帝國的重臣不也是因為未管好自己的褲帶而被迫下臺嗎？這類緋聞直到今天不還是被常稱性開放的歐美斥為“國恥”、“國醜”嗎？怎麼一到我們這裡，郭沫若一干起來就變成不受時空限制的、先知先覺似的“超前意識”了呢？莫非我們的郭沫若成了衡量萬物的唯一尺度了？這種名人效應式的慣常思維，可以被廣告媒體用來去滿足小市民興趣的需要，但決不應該存在於學者的頭腦之中。不要說起來那麼輕鬆。
至於這位學者所談的激情和靈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認為——也許是，但不盡然。莎士比亞有幾個情人？彌爾頓呢？郭沫若曾模仿過的輝煌詩篇《草葉集》是作者在紅唇的擁吻中寫出來的嗎？要知道惠特曼——這位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一生還沒有結過婚呢！何況像郭沫若那種愛的方式，未必都是出於高尚的情感。沒有高尚的情感，便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就不會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醜和惡不會直接產生美和善的。
在這裡請讀者不要誤解，我們並不主張禁慾主義，也不以婚戀次數多少來論是非，不認為婚戀次數少就一定貞潔偉大、次數多就一定卑汙渺小。喬治·桑的戀人不止十個八個，誰能說她卑汙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體女性包圍著的畢加索，他的一張畫不是每每都可換回幾千百萬美元嗎？好萊塢名星離異一百三十多次，不還是追求者塞道嗎？
的確，兩性關係只與當事者有關，其他人是管不著的。我們所談的問題的核心在於你是否進行了性欺騙，性訛詐，性強制，性背叛，或性出賣；在性愛問題上你是否和政客們一樣搞了什麼陰謀詭計，玩了什麼花招伎倆；一旦發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衝突，性危機，或性變遷時，你是否表現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負責任的態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決。也就是告誡人們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樣，飲夠了愛情的甘甜佳釀之後而不惜將杯杯鴆毒硬灌進對方的口中，製造一出出婚戀家庭悲劇。
張瓊華是悲劇，安娜是悲劇，於立忱是悲劇，於立群也是悲劇。這四大悲劇，可說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
當然，如果更坦率一點的話，讓我們從更廣闊的領域、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意義去認識，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