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財經》記者 姚佳瑩
編輯 | 朱弢
5月25日，因提出“因疫情歸國留學生可入學高職高專”等建議，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被推上了輿論風口。在各方爭議背後，有關歸國留學生與國內教育體系的銜接難題，卻不容迴避地出現在公眾和教育管理部門面前，這既涉及數十萬留學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更與上千萬國內在校大中專學生及家庭的公平教育權利和國內外教育體系如何恰當互聯互通等問題直接相關。
根據有關部門此前的統計，截至2019年底，在海外留學的各類中國學生超過百萬，近年來每年新增出國留學生在40-50萬之間。“今年疫情發生後，很多家長擔心孩子的安全，希望孩子回國完成學業；中美貿易摩擦導致中美關係緊張，也存在大量留學生未完成學業被迫回國的可能，”針對這一情況，此前已有教育界人士有所建議，但尚未形成明確的政策建議。參加此次全國兩會時，倪閩景表示：“建議教育部重新制定一個政策來解決這部分學生的需要。”
歸國留學生入學高職高專？
基於自己的調研和對教育工作多年的理解，倪閩景提出了一共四條解決方案，但網路輿論多集於在第一條。《財經》記者獲得的完整四條建議是：一是全面開放高職高專學校，如果願意去高職高專學習，高年級學生可降一年級直接入學、進入相關專業。未滿一年的歸國留學生，可以透過高職高專擴招計劃，從而繼續學習；二是希望轉入本科高校的學生，可啟用插班生考試政策，每學期開學前，在不同年級設定大專業組插班生考試，透過考試的學生可以進入普通高校試讀，一年後成績正常，可以轉為正式學生；三是建立國外高校學業成績轉換機制，按照國際通用規則，把在國外已經完成的學分部分認可，納入轉入學校的學分當中；四是採取先試點再擴大的方式，先選定部分公辦高校試點，對轉入學生進行學習情況評估，適時調整政策。也可以賦予民辦高校相關許可權，由民辦高校自主制定政策，滿足未完成學業留學生的學習需要。
從5月25日開始，倪閩景的建議引來不少爭議，尤其是第一條，被一些人認為這個建議帶有“歧視”留學生的意味，網路上迅速有人將之簡化解讀為“哈佛讀藍翔，麻省修機床”之類的不對等匹配。對此，部分保持冷靜的觀察者認為，倪閩景的四條建議應當完整理解，即使容易引起爭議的第一條，也只是為留學生被迫回國完成學業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在沒有成為教育部門的決策傾向前，任何建議和意見都可以提出來。
還有人士提醒，第一條建議沒有直接改為插班國內各大學，也應當是考慮到國內高校普遍適用於高考這樣不同於國外大學的錄取方式，在沒有明確的制度安排前，簡單地將國外大學在讀學生直接轉化為國內大學生，也涉及高考錄取的標準是否被打破的問題，畢竟海外留學生群體不是幾百幾千，而是幾十萬、上百萬。實際上，倪閩景隨後就在第二條裡提出了國內外高校之間直接銜接的建議，因此不必抓住第一條而無限放大，過多批評他。
5月26日，倪閩景在《人民日報》的專訪中回應稱，之所以提出這一想法，是為解決中途回國的留學生在國內銜接完成學業的問題，建議的前三條分別為三種解決方案。“在我的建議裡，既可以參加插班生考試，也可以免試讀高職高專，這是個人選擇。即便是讀了高職高專，也可以再參加專升本，國內繼續進修的路就通了。方案的設計是想既給予每個有需求的學生有可操作的通路，同時兼顧公平性”。
《財經》記者採訪的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學生家長認為，倪閩景委員的建議或有待商榷，且還可以提出新的銜接建議，其指出的問題卻真實存在：一方面中國海外留學規模逐年增大，另一方面倘若留學生有中途歸國需求，如何對接國內教育體系？目前，國內相關教育政策並不完善，面對正在出現的數十萬、上百萬歸國留學生可能面臨的重要選擇，國內教育體系長期沒有在這方面有清晰的安排，疫情壓力也是一次契機，或可就此進行重要嘗試。
國內外教育銜接尚為空白
談及因新冠疫情影響而選擇在國內完成學業的留學生群體規模，倪閩景表示：“私下裡曾經有家長諮詢過，主要焦慮的是現在已經回國的孩子普遍以網課形式繼續學業，但疫情未來走向還不可知，如果完不成國外學業該怎麼辦？有回國需要完成繼續學習的學生，主要集中在本科階段。國外很多碩士研究生學習時間相對較短，而且學生比較成熟了，不太會面臨這個問題。”
除了受新冠疫情影響需回國完成學業的留學生，倪閩景也表示，在其工作經歷中，確實存在留學生需回國完成學業的情況，包括留學生無法適應留學生活、留學生家庭出現經濟困難等。
根據教育部公佈的資料，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60萬，同比增長11.74%，其中，自費群體達90%以上。2019年的資料尚待權威部門確認，但初步估計也不會少於50萬人。另外，從1978年到2018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585.71萬人。進一步的統計顯示，這些出國留學人員的絕大部分最終回國效力，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各行業重要的人才補充，也就是說，海外留學最終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不是留學目的國。
相較留學群體的增長速率，關於留學生因各種原因需回國完成學業，如何銜接國內外教育體系的相關政策卻顯得遲滯。據分析，原因之一是此前更多是中國留學生出國讀書的單向流動，沒有成批出現留學生必須歸國繼續學習的壓力，因此教育部門並沒有必須出臺各種銜接政策的緊迫性。
1990年，當時的國家教委曾釋出《關於出國留學生回國學習有關問題的通知》，該檔案規定，自費出國留學人員，一般應在國外完成學業。中途回國要求在國內高等學校繼續學習的，經學校進行插班考試後，按自費生接收。無論何種原因出國，不符合政策規定自行攜帶、聯絡出國就讀的自費留學子女，中途回國要求插班的，亦按自費出國留學人員對待。
同時，該政策規定了插班國內高校學習者，只能插入二年級或二年級以上、畢業班（不含畢業班）以下年級。如果想插入一年級，須參加全國高考。
然而，2004年，在國務院行政審批專案清理中，該檔案被廢止，此後再無相關檔案出臺。倪閩景表示：“現在中途回國的留學生如果想回國讀書，只有三條路，一是重新參加高考，二是免試進入開放大學就讀，三是參加自學考試。雖如此，但實際上留學生之前的求學經歷基本歸零了，非常可惜。”
也就是說，即使就讀於哈佛、劍橋等國際頂尖名校，倘若留學生因客觀原因不得不回國完成學業，只要想繼續上大學，只能重新回到高考這條賽道，無論處於哪個年級的學習階段，此前的留學學習經歷將全部歸零。
為何有這樣的規定，熟悉教育體系的人士解釋，這是為了維護國內高考體系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因為海外大學的情況不一，很難說針對哪一類大學就可以直接回國就讀，哪一類大學就不可以，所以簡化處理，就是要回國讀大學，就必須重新參加高考。在實踐中，實際上每年都有海外學生回國參加高考，只不過在疫情前有這種情況的學生並不多。
對於重新參加高考的必要性，教育領域的也有不同聲音。“在國外留學數年後回到國內完成學業，怎麼還能重回高考體系？但目前的情況是，不進入高考就無法獲取普通高等教育，這是不合理的。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給予學生更多選擇權，要融入國際高等教育競爭，必須要搭建暢通的轉學制度，實現學分互認。”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向《財經》記者表示。
如何破除高考的硬槓槓
倪閩景表示：“我之所以有這樣一個想法，是有人確實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完成國外的學業，需要回國就讀，本意是想給他們找到一條路，和大部分留學生並沒有關係，更沒有歧視留學生的意思。”
按照目前政策，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學生歸國後，可以按照就近入學的方式繼續學業，高中階段的學生可以進入國際課程班完成學業，主要問題在於未完成學業的本科階段留學生。
熊丙奇指出，不只是留學生歸國繼續學業，即使是國內學生因各種客觀因素不得不轉學，也得重新高考，而這背後其實是高考改革的問題。
2015年，湖北省襄陽市一位學生高分考入北京大學，之後卻遇到“滑鐵盧”，由於無法透過學校考核，於2018年，即大學三年級時被北大勸退。為繼續學業，這名學生於2019年重新參加高考，儘管仍以湖北理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大學，但其三年時光已形同荒廢。這一特例曾引起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感嘆，但最終因為還是涉及高考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並沒有因為這些個例而進行更大幅度的教育對接體系修改。
“國外大學實行的是自由申請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在進入高等教育前，學生自主申請大學，入讀後，倘若學生無法適應專業學習，或無法透過學校考評，可以再重新申請大學。透過這種持續的雙向選擇機制，不僅能賦予學生更好的選擇，也能促進大學之間的平等競爭。”熊丙奇向《財經》記者表示。
熊丙奇認為，破解上述難題的根源在於如何改革中國高考招生的評價體系。“不是廢除高考，而是隻把高考當作參考指標之一，建立多元、透明的評價體系，高校應建立一套合理、暢通的學生准入和退出機制。”熊丙奇表示。對此，更多教育界人士出言謹慎，但同時亦對因疫情而引發的留學生歸國學習問題，表示持續關注，並期待有更多建議出現，以便教育管理部門可以根據變化了的情況，進行新的審慎決策，爭取國內外教育體系有更好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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