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疫情攻堅戰中，高校也是戰場。童欣是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的一名青年教師，他與留校抗疫的老師們參加了志願搬運團隊。他們線上講課，線下搬運……無論是教授、青教，還是學校員工、學生，大家彼此信任，相互鼓勵。他說，不累那是不可能的；當困難不期而至，幸運的是，相遇可愛的人與你共渡難關。
自上海疫情嚴重後，我居住於學校辦公樓。嚴格封控期間，飯菜都需要志願者送到樓下。讓人心裡不好受，咱這樣接受“投餵”，讓送飯者太辛苦了。
不久後，同樣被封在樓裡的思勉研究院的王玉瓊老師通知大家，許多援助物資運抵，但搬運人手極為緊缺，希望老師們能成為校園志願者。於是我就跟其他一些留校的老師參加了志願搬運團隊。還好自己年青，對於在辦公室中久坐的人而言，這其實是鍛鍊身體的好機會。
我記得第一次去搬貨時，大卡車運來的是成箱的礦泉水。一眼望去，教授好幾位，副教授一堆。有人說應該用叉車，但發現地形不適合；有人建議用塑膠板搭一個斜坡，然後把箱子滑下來，但發現坡度太大不安全。最後還是採取最原始的辦法，讓人上車去，往下傳遞。
但卸下的水又如何放到大廳中的預定地點呢？人群旋即又分成了“人鏈傳遞派”和“小車拖運派”，最後找到了最佳方案：在臺階地段用人鏈，室內平地用拖車。等到這個最佳系統運轉起來，一小時左右就把一個集裝箱給卸完了。幾次下來，這個半數由男女知識分子組成的裝卸團隊終於“在戰爭中學習了戰爭”。
我只是校園內留守團隊的一份子，幹得活並不比其他人多。負責人文樓內留守人員組織工作的王玉瓊老師，家就在學校隔壁，所以每次路過校門都可以看見自己孩子所在的那棟樓。但四十天了，她天天都是過家門而不入。這四十天裡，防疫的重擔已將這位“高階研究院”的負責老師塑造成了每日操心學生們一日三餐的“大娘”，錯過吃飯時間之類的事情，早就不知道是第幾回。
人文樓的翁鳳珍阿姨本來只是輪班到崗的，卻就此被封了進來。每天一個人要打掃五棟樓的衛生，包括其中的32個衛生間，無人再來替換。我見她時，她總在捶腰。
食堂的人手最為緊張，本來是輪班制。封校之後，留守的工作人員就必須一直堅持下去。昨天我去測核酸時，正好趕上食堂員工的隊伍，只見老師傅對身後的年青工人說，“你排到最前面去，測完趕緊回去切肉……”這才早上8點15分。他們的工作是從早上就開始的，準備食材，燒菜，然後是下一頓，一直要幹到很晚。有時候睡到半夜，還會有臨時到來的捐贈物資需要他們搬運。校內四個食堂，停靠點只會選一個。深夜搬東西的事情，是從來沒有叫老師們上手的。
志願搬運團隊的一半是來自校園內的各類校工，他們才是幹活的主力。很快，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大家一處幹活，相互遞水，望著彼此汗水留下來的樣子，很開心。在學術上，研究成果是你驕傲的資本，在這裡，肯出力就是你獲得尊重的本錢。
當然，這兩個人群也不是完全看不出區別來。比如，有一天搬的東西是衛生巾……年青的男老師們大多搬得很坦然，而那些乾電工的青年師傅表情卻有些羞澀。
4月12日這天的日程比較滿。早上8點半，我回復郵件，收集一些研究資料。9點半，去西操場做核酸，因為今天要導讀《全球冷戰》，於是上路前夾了這本書，測完核酸後在校園裡找了一塊僻靜處重讀。
吃過飯是12點，姚院長也要在網上介紹《全球冷戰》這本書，我正好學習一下。下午1點到4點45分，我在線上講課，談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對外干涉。同學們挺熱情，因而答疑時間不短。
5點多，我吃晚飯，剛剛扒了兩口，從“人文樓留校團結群”獲悉又有一批物資到了，是“大活”。5點25分幹到9點45分，我與同事們一起搬了8000箱泡麵，數量相近的牛奶，還有米、油和其他食品。後來得知，我們這百十人的運輸隊硬是憑一雙手裝卸了75噸物資。
我頂著月亮回到人文樓，沖澡、吃點零食，再寫文章。感覺這個“早上想修昔底德，晚上想休息不得”的日子還真是給力。其實這樣的體力勞動三五天才輪到一回，還夠不上無氧健身的密度。
昨夜的那幾個小時，也讓我回想起小學課本上介紹的列寧“星期六義務勞動”。多人協作勞動時，四周的確會升騰起一片格外溫馨的氣息：橘黃色的路燈柔和地照在人群頭頂，無論是白髮老教授，還是碰巧被封在實驗樓的學生，大家彼此信任，相互讚賞。說不累那是不可能的，但我確實感受了一種同心守護的充實。
從大卡車上卸貨時，這些“搬運工們”談話的畫風是這樣的，因為我走來走去，所以無法聽全：
A：你的論文提交了嗎？外審的情況怎麼樣……
B：（搬運間隙打電話指導學生的畢業設計）我跟你說了，你那個實驗還要重新做，否則你畢業有困難……
C：（一邊推著小車，一邊與家人通話）我知道現在9點多了，但媽媽在搬東西呀，媽媽在搬東西……
這世界上的困難有時會不期而至，幸運的是，有時你也能碰上可愛的人與你共渡難關。
現在，下一輛卡車已經抵達學校，但天上正下著大雨。大家都在等待雨停，然後開始行動……
作者：童欣
編輯：王雪瑛
策劃：王雪瑛
責任編輯：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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