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水川之戰的經過
慶曆元年(1041年)二月,正在巡邊的韓琦接到西夏李元昊將要發兵攻打渭州的情報,急令環慶路副總管、知慶州任福率所部一萬人,加上新募勇士八千人,插向敵後,斷其退路。
二月十二日,任福領兵來到張家堡,與西夏軍隊遭遇,敵軍一觸即潰,丟下馬、羊、駱駝,向北逃去,任福與鈐轄朱觀分兵兩路,合力追趕。他們沒有料到,親率十萬精兵的元昊已經設下天羅地網,正在前方恭候他們的到來。
任福帶著一支不足萬人的隊伍沿河追殺,走了兩天,卻不見敵兵蹤影,很是納悶,由於缺乏糧草,宋軍已是人困馬乏。
十四日,將出六盤山,忽見路邊擺著幾個小盒子,盒中不時發出響聲,任福覺得奇怪,令士兵開啟,盒蓋剛剛拿起,只見百餘隻鴿子呼喇喇飛向高空,每隻鴿子腳上都拴著哨子,發出刺耳的呼哨聲。
就在任福驚呼上當之際,西夏鐵騎漫山遍野湧出,將他們團團圍住,疲憊不堪的宋軍被擠在一條狹長的山谷裡,或是被從山上衝下來的敵兵擊下山崖,或是被西夏人擊斃。
這場修烈的戰鬥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中午,任福眼瞅著自己計程車兵越來越少,包括兒子在內的幾員戰將相繼陣亡,不禁望天長嘆:“我身為大將,卻遇如此之敗,只好以死報國了!”說罷,揮舞著四刃鐵簡衝入敵群,身中十餘箭,左頰也被槍刺破了,最後鐵簡落地,任福手扼自己喉嚨,氣絕而亡。
就在任福被圍之際,相距五里外的朱觀率領的幾千宋軍也陷入西夏軍隊的重圍。從附近趕來的援軍沒能救出朱觀,自己反倒被乘勝而來的元昊主力截住。六千將士壯烈殉國,只有朱觀帶著一千多士兵靠著一面殘垣的遮護,僥倖逃脫出來。
主攻的韓琦一敗塗地。當這位33歲的邊防統帥在刺骨寒風的呼號中返回涇原時,迎接他的是手執召幡,身披麻衣的婦孺老幼,大家攀住韓琦的馬轡,號啕痛哭,有人還高聲叫道：“韓將軍回來了,我兒在哪裡呢?”
好水川一戰,宋軍傷亡慘重,近七千名將士殉國,另有七千多百姓被殺,仁宗特意從內地徵調來的戰馬一下少了千餘匹。
這場戰役進一步證實了宋帝國軍事實上的虛弱,同時也加重了仁宗皇帝的憂慮。籌措了一年,徵調瞭如此多的兵馬,朝廷“精英”幾乎全去了西北,怎麼還會打敗仗呢?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戰”也稱“鎮戎軍之戰”。此戰“任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加上輕敵冒進,為西夏伏兵邀擊,遂至大敗。
二、宋朝何以在好水川之戰中全軍覆滅？
宋與西夏的戰爭,宋軍若以小部隊出擊或守城,則常能獲勝或成功抵禦西夏軍的攻擊。而好水川戰役,屬於野戰性質，西夏集中了幾倍甚至十多倍於宋軍的兵力,圍攻沒有城寨作防禦設施,或是被迫處於缺乏水源的小城寨中的宋軍。
宋軍在此次戰役中,由於主將的輕敵,雖經激烈戰鬥,仍以重大傷亡而戰敗。宋廷的積弱現象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暴露無遺。
宋朝長期忽視軍備,士兵得不到正規而有效的訓練,加之武器質量低劣,導致宋軍戰鬥力低下,以之守城則有餘,以之野戰進攻則不足,最終導致好水川戰役的失敗。
訓練只注重形式而不關心實效,是造成宋軍戰鬥力低下的首要原因。
如射箭則“惟務鬥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這種只看重拉開弓弩者力氣的大小,卻不問能否射中目標,實際上“不能射中”,“乃與空手無異”,而弓弩手是宋軍的主要組成部分。
當時身居西北戰區的尹洙指出,馬軍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軍中十分之七是弩手,雖各帶劍一口,卻不在教練之列,因而宋軍不利於近戰。“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也是隻看花架子而不考慮實效;以及“其左右斫騌、腰射、腦射、一綽子放數箭之類,乃軍中之戲”,本是一些與戰鬥無關的軍事雜耍，無補於實戰,“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
這樣訓練出來的宋軍,其戰鬥力可想而知。即使是上等禁軍,侍衛馬軍司所轄最上等的“龍衛(軍)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而次等騎兵,有不少是“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
宋軍總的情況是,“每指揮(三至五百人)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皆疲弱不可用”。而且當“時邊任多紈絝子弟”,“軍行,倡婦多從之”,加上“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任”,不敢擔任邊防守衛。如此將官,如此軍隊,與驍勇善戰的西夏軍交戰,焉能不敗。
武器質量低劣是宋軍戰鬥力低下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宋軍使用的武器,“長短小大,多不中度”,且“鐵刃不鋼”,弓弩“筋膠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根本不考慮實用,主管武器製造的官員也不檢查武器的質量,以致只“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上述歐陽修所言,正是當時宋軍武器質量的真實寫照。
宋軍戰鬥力低下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由於宋朝特殊的統、調、管兵三權分開,互相制約的政策,除了各指揮(營)的低階軍官外,中高階將領尤其是主將並不熟悉所率各部隊的特性與戰鬥力,對下屬部隊亦無威信可言,勢必影響作戰效果。
典型事例如好水川之戰,主將“任福在慶州,蕃漢漸各信服,士卒亦已諳練”，突然調至涇原臨危受命,雖勇氣可嘉,但“麾下隊兵逐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這不能不說是好水川之戰宋軍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歸一點，,好水川之敗是與宋初帝王制定的“守內虛外”的國策分不開的。
鑑於五代時軍閥割據的教訓,宋太祖在獲取皇位之後,削奪地方兵權,採用“強幹弱枝”的手段,屯駐精銳禁軍於京師,留在地方的部隊老弱不堪,無法同中央軍相抗衡。
這一策略的確在消除地方叛亂,保障趙宋皇室安全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抵禦外族入侵上卻每每陷於窘境。宋西北邊境綿延2000餘里,雖駐兵近30萬,但分路把守,每路不過數萬,元昊出兵,常常舉國入寇,由此造成宋朝對夏作戰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歐陽修上書說,慶曆御邊,“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者又幾二百,皆需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
實際上這也是宋朝君臣面對外族入侵時,往往於攻守之間選擇守,於戰和之間選擇和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朝的奠基者並非不懂軍事,“守內虛外”、“強幹弱枝”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太祖、太宗當然十分清楚,可他們寧願看著帝國國防虛弱下去,也不願改變這一既定國策。出於自身經歷,他們最擔心的是擁兵自重者的野心膨脹和地方實力無限擴張,這兩者都將導致中央集權的削弱,甚至對皇權構成威脅。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當年太宗皇帝就為自己的子孫留下了這樣的告誡。
真宗、仁宗以及其他後繼者們當然對祖宗之制奉若神明,同時在眾文臣的循循善誘下,他們也逐漸明瞭這一國策的深意所在。
范仲淹在闡述“和戎”利弊時指出:“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德。國侵則害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制奸邪之兇,甚於夷狄之患。”
正因為范仲淹深刻領悟了太親皇帝關於“內患”與“外憂”關係的精闢論述,所以從一開始他就在攻守、和戰的討論中作出明智選擇,即以守固疆,以守致和。
這才是宋代軍事孱弱，最終亡於外夷之手的癥結所在。也是好水川之戰全軍幾近覆沒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