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軍的中流砥柱，他的畫像曾與毛主席的畫像並列掛天安門城樓

1949年7月7日，是抗戰12週年紀念日。

這一天，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兩大偉人的畫像並列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兩幅畫像之間，是一顆巨大的紅星。

其實，在井岡山會師以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畫像就一直並掛在各黨政軍和群眾大會上。

可以說，朱總司令的地位和威望僅次於毛主席。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的開國大典中，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並肩，拾級而上，最先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這時候的朱總司令，是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是新中國的第二號人物。

他在出席開國大典儀式時，就站在毛主席身邊。

朱總司令能擁有這樣的地位，完全是眾望所歸。

大家都尊稱他是“紅軍之父”。

毛主席稱讚他“度量如大海，意志如鋼鐵”。

多少次，他處於逆境，都屹立不倒，絕對是我軍的中流砥柱。

張國燾欲分裂革命、另立中央那會兒，曾不斷作當時安排在左路軍工作的朱總司令的思想工作，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話說，早在1932年，迫於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轉戰西進，在陝西和四川邊界建立川陝蘇區。

1935年1月22日，剛剛結束遵義會議的中共中央聯絡上了紅四方面軍，電令“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紅四方面軍也踏上了長征之路。

1935年5月下旬，張國燾駐軍在川北縣城，接到了紅一方面軍已進入川康邊，正經會理、冕寧北上的電報，即派余天雲、李先念率30軍西進小金川地區，掃清敵人，接應中央紅軍；他本人前移往雜谷腦。

張國燾這時並不瞭解紅一方面軍的規模，他讓余天雲、李先念的部隊沿途貼了不少寫著“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的大幅標語。

徐向前後來回憶說，“三十萬”是張國燾要寫的，數字是他“推算”出來的。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鎮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只有六萬人，五倍是三十萬，現在我們發展到了八萬人，按五倍計算他們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只提三十萬，已經留有餘地了。”

徐向前認為這個口號影響到了後來兩軍的關係。他說：“會師後的事實證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指戰員議論紛紛。”

張國燾為什麼要在會師之前拼命誇大紅一方面軍的人數呢？

主要是想在紅四方面軍上下官兵中營造出一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從而對中央紅軍產生懷疑。

稍微想一下就會知道，八萬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一路惡戰不斷，減員嚴重，怎麼可能增加到三十萬呢？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佔了懋功、達維一帶；而這時中央紅軍也已先後佔領安順場和瀘定橋，渡過大渡河，經天全、蘆山向寶興急進。

兩軍會師在即。

張國燾傳話給李先念，說：“要拿出全套派頭來，不要丟了自己的臉。”

1935年6月14日，余天雲和李先念率領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下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由於紅四方面軍原來在物質條件較優的四川通南巴地區建立根據地，余天雲和李先念率領的先頭部隊開撥才一個多月，打的仗也不多，軍容比較整齊。師以上的幹部，每人有十幾個揹簍，裡面裝著臘肉、香腸之類的各種物資。

而紅一方面軍歷盡千艱萬難，人困馬乏，所剩一萬餘人槍支彈藥缺乏，衣著破爛，無論從服裝、裝備、給養、軍容，到戰士身體情況、精神狀態，都遠遜於四方面軍。

對於這種差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幽默地形容為“叫花子與龍王比寶”。

6月24日，張國燾仍是故意炫耀似的，騎著雪白的高頭大馬，領著十餘個警衛人員，一色騎兵，人似虎，馬如龍，精神抖擻地來到了兩河口與中央領導相會。

大家都感覺到了，張國燾不像是一個趕來與同志會師的戰友，而像是一個對窮親戚炫耀財富的老爺。

德國人李德這回憶說：“六月中旬，中央縱隊到達兩河口。張國燾，一個高大的，儀表堂堂的，四十歲左右的人，像主人對客人一樣接待了我們。他顯得很自負，看來已充分意識到了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行政上的權力。”

熱烈的慶祝會師大會後，張國燾迫不及待地找周總理摸底。

他低聲詢問道：“有一點我至今還不太清楚，你們這一路上打過來，傷亡慘重啊，不知道中央紅軍還剩下多少人？”

周總理一下子警惕起來，沒有直接回答，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有多少人？”

張國燾撒謊說：“十萬。”

他這個數字是誇大了的，紅四方面軍實際人數在八萬人左右。

他繼續追問說：“你們呢？再怎麼也不會少於五萬吧？”

周總理皺了皺眉，也誇大了中央紅軍的人數，語氣有些低沉：“哪裡呀，我掌握的準確數字，也就三萬人吧。”

張國燾輕輕“噓”了一聲，說：“噢，就只剩下三萬人了。”

周總理：“秤砣雖小，能壓千斤嘛，不然，我們怎麼能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到這裡來和你會師。”

張國燾若有所思，不說話了。

實際上，他這時的內心已經在悄然膨脹了。

數日之後，張國燾帶著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進兵計劃回到了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的雜谷腦，致電中央，提出相反計劃，強烈要求南下，反對北上。

中央堅持既定戰略方針，並下達作戰計劃。

張國燾耍滑，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對守敵很少的松潘圍而不攻，白白錯失戰機。

張國燾還公開向中央伸手要權，不斷給中央發電報，一會兒“提議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一會兒“提議由張國燾出任軍委主席”。

黨中央只好取消原來的部署，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北上。

其中的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軍委縱隊組成，由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草地到班佑，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劉伯承所在的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右路軍在徐向前指揮下兵臨包座，開啟北上的道路，靜等張國燾率左路軍前來會合。

但張國燾卻對確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若罔聞，不肯動身。

他要求朱總司令和他一起致電中央，改變北上方針，全軍南下。

朱總司令勃然變色，說：“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是擁護北上的。”

但是，饒是朱總司令立場明確，態度堅決，張國燾還是強令左路軍南下，同時還電令了陳昌浩、徐向前率領右路軍再次穿過草地，折返南下會合。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階幹部會議，宣佈另立“臨時中央”，自封為“主席”。

他讓朱總司令站出來表態。

朱總司令語重心長：“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一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說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張國燾惱羞成怒，在令全軍原路返回阿壩地區的途中，秘密安排警衛長何福聖和特務營長徐澤明解除朱總司令和劉伯承參謀長的武裝，“把他們全部控制起來。”

何福聖回憶說：“任務是張主席親口向我和徐澤明下達的，黃（超）秘書長作了補充和具體的部署。這樣做的目的是敲山鎮虎，因為朱總司令和劉伯承老是在四方面軍官兵中宣傳中央北上的精神，這讓張主席非常氣惱。”

行動時間是午夜兩點，當時，朱總司令的警衛員的白全宗和劉伯承的警衛員孟繼彥反應相當機敏，他們聽到動靜，馬上拔槍而起，槍口對著來人。

朱總司令從床板上坐起，低沉著聲音說：“白全宗，你把槍給他們！我看他張主席能把我怎麼樣！”

實際上，紅四方面軍裡面的官兵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四川人，他們對同是四川人的朱總司令、劉伯承有一種自發的親切感，早就把他們當做了四川人的驕傲。張國燾根本就不敢對朱總司令、劉伯承怎麼樣。

朱總司令、劉伯承直接去找張國燾。

劉伯承說：“這是紅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惡劣事件。”

朱總司令的話很重，他說：“我看你是想學趙匡胤，來一個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張國燾用請求的語氣勸說他們在這場“南下”與“北上”之爭中，能夠站在他這一邊。

朱總司令的頭搖得像撥浪鼓，他說：“決議我是舉了手的，我現在來反對決議，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張國燾不甘心，費盡口舌相勸。

朱總司令急了，一跺腳，怒吼道：“天下人哪個不曉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紅軍就完了。”

張國燾傻了眼，悻悻地吩咐何福聖和徐澤明說：“天己快亮了，你們送總司令、總參謀長回屋休息吧，反正，我們還有時間再談的。”

目送朱總司令、劉伯承離開，張國燾給陳昌浩發了一道的電報。電文稱：“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尚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高潮到來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仍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

這份電報被葉劍英先看到了，悄悄遞交毛主席先過目。

看到電報上“仍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一句驚心動魄的措詞，毛主席當機立斷，帶領中央紅軍及時離開了險境。

張國燾大失所望，他在四方面軍指戰員會議上指責中央紅軍是“逃跑主義”，還誣衊中央紅軍在離開前“把四方面軍倉庫裡的槍支和彈藥糧食悄悄都偷跑了，帶不起的就燒掉，還有我們四方面軍的一些傷員，也都被他們放火燒死了”。

朱總司令忍無可忍，拍案而起：“這純粹是謠言！中央紅軍走的時候我雖然不在現場，但我肯定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從井岡山開始，毛主席就主張官兵平等，不準打人罵人，寬待俘虜，紅軍的俘虜政策就是他親自制定的。紅軍對待俘虜都會寬待，怎麼會燒死自己的傷員？這是彌天大謊！。其二，我們過草地，都知道乾糧根本不夠，還要動員大家挖野菜，他們怎麼會把寶貴的糧食燒掉呢？對毛主席，你們誰也不如我瞭解，毛主席和中央絕對不可能幹這種事！我敢肯定這是無中生有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人制造出來的！”

張國燾有些耍無賴地說：“朱總司令，當時你又不在現場，怎麼就一口咬定他們不會幹這種事呢？”

朱總司令聲若洪鐘地對幹部們講道，“同志們，我們的紅軍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我承認中央紅軍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這並不是毛主席的錯，而是過去負責軍事的幾位同志的責任。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我們巳經把這些錯誤糾正了過來。在這樣的時候，就更加需要黨內的團結，紅軍弟兄們的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渡過難關，戰勝敵人，搞分裂，只能兩敗俱傷，南下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劉伯承被張國燾免去了總參謀長之職後，轉任沒有指揮權的紅軍大學校長。

紅軍大學中，很大一批幹部、學員不滿張國燾對中央的汙衊和分裂行徑，暗中提出要北上，找中央；有的提出張國燾要阻攔，就跟他幹；甚至有人提出了綁架張國燾，實施“兵諫”。

劉伯承覺得大家說的都有理，但拿不定主意，悄悄向“主心骨”朱總司令請示。

朱總司令耐心地解釋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鬥爭，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掌握正確的鬥爭策略，要顧全大局，維護紅軍的團結，只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

朱總司令的意思是，搞分裂活動的只是張國燾少數幾個人，不能扔下四方面軍不管，也不能和張國燾公開決裂，而是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運用策略盡力周旋，儲存紅軍主力，把四方面軍帶回中央。

不用說，朱總司令的態度，對張國燾肆意妄為形成了有力制約。

徐向前回憶說，“朱總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總司令的支援，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

毛主席帶領中央紅軍離開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右路軍時，陳昌浩曾派李特前去追趕。毛主席誠懇地對李特說：“請向國燾同志轉達我的意見，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確的。我還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也會北上的。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後面來。”

可惜張國燾一意孤行，根本聽不進。

然而，他的南下計劃頻頻遇挫，紅軍八萬人馬銳減到四萬人。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不得不宣佈取消“第二中央”；並且，在朱總司令的耐心勸說下，同意和朱總司令帶領大部隊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朱總司令、張國燾率紅軍總部機關到達保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央負責人和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當日，毛主席組織會場，讓張國燾、朱總司令向紅軍講話。

朱總司令講話時，想到自己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受盡委屈，費盡心血，幾度落淚，講話多次中斷。

後來，毛主席盛讚朱總司令這是“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