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的“三道紅線”

去年8月以來，王曉接到的諮詢電話要多了不少，王曉掛了電話放下手機：“以前一天最多也就接到3個諮詢電話，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去年8月以後，每天的諮詢電話能有七八個，這讓開音樂培訓機構才2年的我有點受寵若驚。”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俗稱“雙減”的政策，一夜之間讓眾多學科類教培機構關門整改或倒閉，更讓無數行業從事者轉型或失業。

而以輔導音樂、舞蹈、美術為主的藝術類培訓行業可以說是受益行業之一，“雙減”政策釋出後，很多學科類培訓機構也紛紛轉型，投身其中。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育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成剛看來，“雙減”的政策導向是要增強學生在身體、心理方面的能力、素養，藝術教育，可以說“雙減”政策助力了藝術教育的發展。

“與2021年上半年之前的業績比起來，8月份開始，來機構進行補習的學生數量確實有了一定漲幅，並且部分家長也表示確實是之前補課的機構沒辦了，又想讓小孩學點東西，剛好小孩對這也稍微有點興趣。”王曉說到。

但“雙減”政策背後最大的受益行業還是職業教育行業。從2019年1月在《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職業教育被定位成和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型別教育；到2019年5月《關於全面推進現代學徒制工作的通知》；再到2021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尤其當“雙減”政策頒佈後不久，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可以說近兩年的職業教育是利好政策不斷。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職業教育必定“前途廣闊，大有可為“，而在其初露鋒芒之時就要加以管理、引導，以免像房地產行業，待其成長為龐然大物時才用”三道紅線“綁住它扯向正軌，這種趕鴨子上架的方式，自然引來”暴雷“不斷。

“三道紅線“最先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是2020年8月，當時住建部、央行召集12家房企召開相關會議，“三道紅線”監管正式被丟擲，其最大目的就是對房企的負債水平進行強力監管。

房企為了穩定資金鍊、盤活自身現金流、降負債，不斷謀出路。在市場下行、政策收緊的環境下，要考慮負債壓力下的融資成本，也要考慮被大量現金流佔用的拿地成本。一名前TOP30房企天津市場投拓負責人表示，投資人員現在過的最苦，直接原因就是集團沒錢給前線去拿地，區域、城市公司只能自謀生路，在房企同行中，七八成人都走了。

職業教育雖然有著近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步入融合、跨界的快速發展之路也不過近10年的事。近些年國家大力提倡職業教育多元化辦學格局，鼓勵民營企業辦學，職業教育也將進一步高速發展，但資本所存在的欺詐性、盲目性、導致資源配置不公平、引發惡性競爭等負面效應也在提醒著大家，針對職業教育的“三道紅線“也非常重要。

一、第一道紅線：資金監管

支撐地產行業快週轉模式的支柱之一就是對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不力，開發商隨意挪用預售資金，若窟窿最後難以填補，則會導致房子爛尾甚至開發商“暴雷“，而此等亂象在教培行業也不少見。

“比起少量的成交漲幅，但更多打電話來人也只是諮詢一下，這一通電話之後就沒後文了，不過也正常，我這創辦也沒多久，不管是師資、價格還是宣傳形式與覆蓋跟那些大的培訓機構也沒有正面對抗的能力，也就佔了個距離的優勢，勉強維持生計”王曉說。

但和包括學科類教培行業在內的眾多行業一樣，能夠憑藉背後資本形成規模經濟效應的大型培訓機構正不斷蠶食中小機構的生存空間，同時當初發生在學科類教培行業中的眾多問題，也又一次慢慢浮現出來。

不管是學歷職業教育還是非學歷職業教育，預收費和退費難的問題嚴重性不低於K12 學科培訓。一方面不少機構透過誘人的宣傳、誇張的承諾誘導學生繳付幾萬甚至十幾萬的學費，有的還引導辦理教育貸款。另一方面，類似於地產行業，不少教育機構以預收費作為金融槓桿，盲目擴大辦學規模，容易致使資金鍊斷裂，無法滿足退費需要，直接損害學生利益。單看一件退費難案件，或許涉及金額並不龐大，但從職業教育覆蓋總使用者來看，問題不容小視。據智研諮詢釋出的《2021-2027年中國中等職業教育行業市場運營態勢及未來發展潛力報告》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共有1953所民辦中等職業學校，招生101.46萬人，再加上其他非學歷性職業教育的學生，累計約有近千萬人次牽涉其中，一旦收費問題集中爆發，將引爆整個職業教育行業。

“雙減”政策出臺後不久，2021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門出臺《關於加強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監管工作的通知》，對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從資金流入、資金沉澱、資金劃撥等各環節進行全過程監管，從資金源頭處限制機構亂象出現的可能。

而幾乎是同等節奏，職業教育領域也採取類似預付費資金監管的措施。2021 年 7 月，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社會成人教育培訓管理的通知》，明文規定社會成人教育培訓機構應當“依法建立財務、會計、資產管理和第三方審計制度，規範收費和退費行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會同有關部門健全社會成人教育培訓機構資金監管機制”。2022 年 3 月，人社部《關於開展技術技能類“山寨證書”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強調，嚴格治理“違反法律、法規增加收費專案、提高收費標準、抽逃資金”等問題。

為了避免職業教育重蹈K12教培行業覆轍，各民營職教機構應時刻保持政策敏感度、規範自身財務管理，實施消課退費機制公開透明化，保證企業朝著符合市場規律、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江西康展教育集團董事長黃文兵也表示，既然國家大力提倡職業教育多元化辦學格局，鼓勵民營企業辦學，職業教育機構也應以“教育主體”為自覺，提升自律水平，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於行業形象，共同維護行業規範，保障行業良性發展。

二、第二道紅線：招生比例

2021年3月隨著《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推出，其中一條“堅持職普比例大體相當”可以說引發了社會上不小的討論，尤其引起了眾多家長的擔心。同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其中提到“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於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再一次激起許多家長的擔憂甚至焦慮：自己的小孩再不努力讀書，不說大學，說不定以後連普通高中都上不了，只能去讀那“遭受社會偏見”的中職。

而早在1985年5月，國家釋出《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要求：力爭五年左右，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於普通高中的招生數。“高中階段普職比例大體相當”的政策延續至今。

所以，“普職比例大體相當”的政策早已有之，只是後面隨著中職畢業後不包就業與普高、本科擴招後，中職招生量大幅下降。靠著大量成績靠後的學生就讀才有目前的在校生數量，但總體來說，也僅僅為普高學生數量的一半，同時學習氛圍與普高相比也差了不少。

而保持“高中階段普職比例大體相當”，可以說既是當時設立職業教育的初心，更是把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放在當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格局中所得出的現實需求。

前不久的4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表決透過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其中就明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型別，要著力提升職業教育認可度，更好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相信在2022年5月1日施行後，能對職業教育招生難與所受到社會偏見的現狀有較大改觀。

三、第三道紅線：實習底線

職業教育最為人詬病的除了學習氛圍相對不足，另一個就是廣泛存在的實習亂象了。

前不久雲南一職業院校17歲學生實習“勞累病死”案件引發社會關注。家屬稱：“2019級五年制護理6班學生小楊被學校以實習的名義安排到企業打工，在每天12小時的高強度勞動下勞累到生病，多次請假看病卻被駁回，無法就診，最後因及時就醫而死。”除此之外，學校和工廠承諾的賠償金也久未到賬。

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專業與實習崗位不對口、強制實習、差價工資等問題備受職校學生質疑。雖然學生普遍抗拒這種流水線實習，但認為沒能瞭解政策詳情的學生認為學校安排符合政策規定。尤其在學校以“不實習不能畢業”相威脅下，大多數學生只能無奈接受。實習結束後，學生為確保能順利畢業，也不敢事後舉報。

而早在2016年，《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就已出臺。去年年底，教育部等部委修訂了該規定，全面加強對學生頂崗實習的管理，同時教育部門三令五申，但一些職業學校頂崗實習亂象依然存在，一些職校仍向企業或勞務中介機構輸出學生工。

能讓學校、企業鋌而走險的自然是其背後龐大的利益鏈條，學校透過企業給學校的報價與學校給學生的實習補貼之間的差價賺的是盆滿缽滿。原本意在提高職業學校學生技能，讓職校專業和產業密切接軌的職校實習，在少數地方演變為向流水線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的“賣人頭”交易。

中南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斌認為，被利益驅動的實習，不僅傷害學生合法權益，也扭曲正常的人才培養機制，一定要杜絕這種現象。如保證各方資訊之間的透明互通，也要保證實習的相關資訊如實習方案、相關制度規範能夠向社會公開，並明確告知投訴舉報方式，嚴格執行違反規定的懲罰措施。

江西康展教育集團董事長黃文兵表示，現在的職業教育早已不像以前那種“一錘子買賣”的野蠻發展階段，構建職教產業園、打造職教產業鏈已經成為未來職業教育發展的方向，這就要求，職校能夠和學生長期合作、互相學習、共同進步。比如江西康展教育集團就最先提出“3+3+N”的模式，即中職教育3年、畢業跟蹤培養3年、持續跟蹤服務N年。也就是說，來了我們這，我們將關注你的一生，透過這種方式構建整個職業教育生態圈的大迴圈。

紅線意味著底線，當底線越高時，職業教育的上限也才能越高，當然同時也意味著對其的管制也會越來越嚴、要求也會越來越高。隨著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在2022年5月1日落地，應該也會有更多的“紅線”浮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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