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東院士對醫科新生說：年輕人應追求成為“高尚的醫生”| 醫學院開學季·師說

顧玉東以“我的成長經歷彙報”為題，為新生開講“第一課”。 本報記者 唐聞佳 攝

抓起面前放置的一塊老手錶，顧玉東與現場老師確認：“同我說好講半小時，那我可以說到3點45分，對吧？”得到肯定答覆後，顧玉東把手錶放回講臺，笑著向在場學生說明道：“嚴格的時間概念對我們搞科學是重要的，不僅要有時間觀念，還要珍惜時間。”

一堂從“時間”說起的醫學第一課就此開講。在座的本科新生中有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床醫學八年制、五年制的學生，將在華山醫院進入臨床階段學習。臺上講者是中國著名手外科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手外科主任顧玉東教授。

30分鐘的“新生第一課”，時間維度跨越半個多世紀，顧玉東以“我的成長經歷彙報”為題，與年輕後生聊學醫故事，談創新求索，笑憶“大學五年成績全優，連體育課也是滿分”，因為“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攻克難題”。

初入醫學殿堂的年輕人，到底如何當一名好醫生？如何處理好科研與臨床的關係、醫者與患者的關係？課後，記者與顧玉東聊了起來。

“好醫生”的追求並不隨時光流轉而變更

記者：您在世界上首創“健側頸7移位術”，用傷者健側的頸7神經來修復癱瘓的手臂，堪稱傳奇。如今的年輕人感覺忙完臨床工作已很疲憊，對科研也有畏難情緒，您有什麼建議？

顧玉東：要認識科研的重要性。醫生會看病，是合格的醫生；能看別人看不好的病，那是好醫生；不僅能看好別人看不好的病，還能有所創造、發現新的治療方法，這是出色的醫生。當然，最好的醫生是白求恩式的醫生，是高尚的醫生。年輕人應有所追求，追求當一名高尚的醫生。

記者：為什麼會以“我的成長經歷彙報”為題開講“第一課”，希望對年輕人說些什麼？

顧玉東：“彙報”我的成長經歷，希望我的學醫之路對同學們有所啟發。

1947年，我10歲，生了腦膜炎，一名老醫生花了非常大的精力救治我，半夜跑到我家，在我身邊守了一夜。第二天回家路上，他摔了一跤，即便如此，第二天他蹺著腳，又來我家看我。當時我就想，將來要當一名好醫生。

我是聽黨的話走進醫學深造大門的。1952年去衛生學校讀書，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外科黃碩麟、內科吳光輝、婦科王淑貞、兒科陳翠貞，個個是名醫大家。

1955年我畢業分配到上海化工廠保健科當醫生，支部書記看了我的材料說道，你年紀輕輕應該多讀書，將來更好為人民服務。1956年，我聽黨的話，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大學五年，我認真學習，畢業時五年成績全優。當時可以寫三個志願，我把“服從組織分配”寫了三遍。我認為，國家培養了我，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最終，組織決定讓我去華山醫院，當時華山醫院又稱上醫系統的內科學院，我想太好了，我對心內科很感興趣——在工廠保健科，來看病的老工人，心臟不好的很多，我就想著學好本領回去給他們看病。也因此，我利用業餘時間在圖書館整理了一篇有關心肌梗死的文獻。1961年畢業這年，我把文章投到中華內科雜誌，很快被錄取了。同期刊登的“黑體字”作者名字都是協和、上醫的名家。我很受鼓舞，帶著這篇文章到華山醫院報到。結果，黨支部書記對我說，手外科剛成立一年，楊東嶽教授希望有一名助手，你合適。理由有二：第一，你是共青團員，要服從黨的需要；第二，你各科基礎好，一個新學科就需要你。說得我服服帖帖，就此進入手外科。

現在時代不同了，但我相信有些東西是不變的。我成長的時代，號召學習雷鋒同志，學習白求恩，學習愚公移山精神。這其中，學習白求恩對我影響很深刻。1990年3月3日是白求恩誕辰100週年，此後每年3月3日，都是我們手外科學白求恩的日子。我始終認為，白求恩是我們白衣戰士永恆的學習榜樣。他對患者的愛心，對工作的極端負責，對技術的精益求精，值得我們不斷學習。

醫學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年輕人超越我們

記者：您多次強調醫學青年人才的培養，如何看待醫學傳承這件事？

顧玉東：我特別想說說我成長過程中的兩位好老師。

一位是中國手外科締造者、北京積水潭醫院王澍寰院士。王老師教導我如何做人。他在做了一屆手外科全國主任委員之後就說不做了，推薦我接任。我當時很年輕，心想，我怎麼能做呢？與王老師好說歹說，他同我們“談判”：我再做一屆，下一屆你們年輕人來做！後來，我也學了老師，做了兩屆後，交給年輕人。

王院士在很多方面是我學習的榜樣，特別是培養年輕人方面。青年人是最有闖勁、最不受常規束縛、思想最開放的一群人。醫學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年輕人超越我們。

還有一位好老師就是手外科的老師，華山醫院楊東嶽教授，他教導我如何做科研。他是足趾移植首創者，我有幸同楊教授一起完成第一例手術，當時我們整整做了24個小時。楊教授1981年7月21日過世，享年51歲，在他的有生之年，真是全心撲在事業上。我總結他的科研與學習方法是：病史卡（實踐）+文摘卡（讀書）+綜述（分析）+實驗、臨床（總結創新）。

“兩張卡”到了年終彙總，就變成了綜述，由此產生醫學科研的課題，有的課題帶到實驗室去研究，有些課題到臨床上去實踐。

“兩張卡”的方法，我學習了下來。你們想不到每年春節我是怎麼過的，就是把一年的卡片全部拿出來，得有幾百張，歸類、整理，從個性到共性，由此得出新的規律、方法乃至發現。

記者：您的“病史卡”很有名，現在還會翻出來看嗎？有什麼新啟發？

顧玉東：現在不看病人了，“病史卡”不做了，但讀書的“文摘卡”繼續在做。我喜歡讀報、讀書、讀雜誌，基本在每天“一早一晚”兩個時段。每天早晨6點起床，不用鬧鐘，只有早醒，沒有遲過6點的，吃早飯15分鐘後就開始讀報。晚上看過新聞聯播後，開始看書、看雜誌，主要是看學術期刊等業務書，寫文摘卡。

閱讀是學醫時形成的習慣。當時，春節我也就是除夕回家吃一頓年夜飯，大年初一就去圖書館看書。暑假、春節等假期，我都泡在圖書館。這對我來說成為一種愛好了，產生感情了。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醫生被銘記的成就是病人用痛苦奉獻的

記者：有人說以前醫患關係好，人與人之間沒有那麼多劍拔弩張，關於醫患關係，想對年輕人說些什麼？

顧玉東：我得過很多榮譽，獲得國家發明獎、國家科技進步獎，1994年當選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榮獲“醫學泰斗”“最美醫生”等很多稱號，但我想對年輕人說，頭銜、獎項，都是病人貢獻的。沒有病人，我們哪裡能有這些發現、成就。醫生的知識、技術、成果、榮譽都是病人用痛苦、鮮血乃至生命奉獻的，所以我們要感謝病人、感恩病人。想通了這層關係，就能更多體諒患者的不易，對醫患關係中的諸多不理解、迷茫，可以迎刃而解。

記者：作為中國手外科泰斗人物，您最初進入手外科的故事頗有趣，您自己歸納是“聽黨的話，去考了大學；聽黨的話，進了手外科。”如果現在能再選一次，想去什麼學科？

顧玉東：回不去了，沒得選啦。要承認歲月不饒人，我們手外科開刀，開頭頸這個部位，大血管、重要神經很多，手要非常靈活，動作要精準、精細，60歲後我決定不上手術檯了。所以一定要培養年輕人，要給優秀的年輕人舞臺。

最後我想說，從1961年到2019年，回顧我58年的工作，取得了一點成績，但離手的重要功能——“對掌對指”，還沒實現。成績屬於過去，一切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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