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西歐，教會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王權一度向教皇低頭

中世紀的西歐，的確是一個非常封閉且黑暗的時期，作為教會統治的時代，西歐社會以及西歐人，在當時雖然也取得了非常不錯和值得肯定的成就，但是這也不能掩蓋保守、封閉、吃人教會思想下，所呈現出來的一個醜惡時代。

既然中世紀的西歐，正處於天主教會時代高度專制的時代，那麼作為天主教會的一把手羅馬教皇，自然也就成為了當時整個西歐諸國，在宗教思想和教會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因此，也有的學者依據中世紀西歐，這種獨具特色的教會現象和時代特徵，將其認為是教皇統治下的西歐。

或許這樣說不太恰當，但是當時的西歐社會和國家政權發展，的確是有著非常濃厚的宗教色彩的，而作為最高宗教領袖羅馬教皇，自然也是最有發言權的。

尤其是當時的西歐人們，還未產生濃厚且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而民族主義國家觀念也尚未成熟，因此整個西歐自然就受到了教皇在精神層面的領導。

中世紀的西歐由於民族主義國家意識尚未覺醒，因此其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狀態，這也成為了中世紀時期西歐，除了高度集中的教會統治之外的另一大特點。

羅馬教皇雖然是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但是其本人必然能力和精力有限，那麼多的地方封建主和政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教皇自然也就組建了一套教會模式的統治班子。

發展到中世紀時期的天主教會，已經有了完善的教會機制和組成人員，特別是在整個教會系統內部，有著非常森嚴的等級秩序，這也是羅馬教皇維持自己最高領袖地位和權威的重要放方式。

而遍佈西歐各國和各地區的教會大主教，實際上也是羅馬教皇藉此統治地方的代言人，各國的羅馬教廷，並不聽命於本國的最高統治者國王，而是聽從位於義大利地區的羅馬教廷和羅馬教皇的指揮。

如此一來，我們就會非常明顯的發現，各國的羅馬教會，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個體或者說是機構。

這就在當時的西歐諸國內部形成了一種現象，即國王雖然擁有強大的權利和崇高地位，但是在面對教會以及相關人員之時，其並沒有很大的控制力。

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更何況是一個政權內部呢，如果存在兩方相互制約的集團、勢力之時，這是非常容易造成國家分裂和社會矛盾的。

而此時的西歐諸國，正處於這種極為危險的境地，國王的處境更加尷尬。自從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的建立者丕平，向當時的羅馬教皇進獻土地和城池之時，這就表明王權已經屈服於教皇了。

不管是當時的丕平真正想法如何，他的這一舉動實際上已經充分證明，天主教會以及羅馬教皇的權勢是非常大的。

畢竟在當時西歐世界，天主教會在思想上的統治力，可是國王無法比擬的，教皇的權勢自然也就強大了。

在中世紀的前半期，西歐世界基本上處於天主教會的強力管控當中，這也使得王權長期受到教會勢力的侵犯和制約。

但是由於各國王權尚未完全發展起來，特別是真正統一的國家政權始終未出現，天主教會憑藉其對全西歐的巨大影響力，已經完全可以漠視，甚至是忽視國王的存在了。

可以說，中世紀的西歐王權在一段時間內，遭遇了非常嚴重的低谷期，這也是後來國王和教皇之間，矛盾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作為一國之君，國王自然不願意自甘墮落，整個中世紀雖然可以說是天主教會統治下的西歐，但是國王卻從未放棄，對於王權的伸張和對教會權力的挑戰。

在中世紀的後期，特別是文藝復興運動，以及後面宗教改革運動出現之後，天主教會絕對的統治力已經出現動搖，這對於各國國王來說可是絕對的好訊息。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關鍵節點，王權和王權觀念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中世紀的西歐儘管受到了天主教會的高度統治，這種統治從生理和心理上，摧殘著當時西歐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極具時代特點的社會，也為此後新時期的到來提供了基本條件 。

中世紀的王權，發展呈現出一種曲線上升的漠視，這與教會勢力的消長有著直接關係。

而作為中世紀西歐世界上層社會中，最為主要的兩對矛盾，王權和教權之間的關係，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當二者各取所需，相互彌補之時，自然王權和教權就能夠和諧相處。可是當某一方面權力過大之時，這必然會引發兩種勢力的失衡，比如教權的惡性膨脹以及獨立性的增加，就使得國王對其愈發忌憚。

這樣一來，國王自然不願意長期遭遇到教會勢力的壓制，畢竟作為一國之君，其是有自己的權力慾望的。

當王權開始不擇手段擴大自己勢力，打壓教會勢力之時，這就是西歐王權觀念出現重要變化的階段。而經過中世紀王權觀念的一步步演變，封建君主思想逐漸開始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