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首輪播出在央視一套完滿收官，口碑爆棚，網評分高達9.1分以上。上週末，該劇相繼在北京衛視、安徽衛視開啟了二輪播出。這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在不同年齡層觀眾中都大受歡迎，其“好看”之處就在於認認真真塑造“人”，在宏大敘事之下的人性細微處落筆，在人性的真實中再現歷史的真實。
父子情感線造全劇淚點
影視藝術的核心是對人的塑造，《覺醒年代》中的歷史人物群像生動、豐滿，而這“好看”之中“最好看”的人物，當屬於和偉飾演的陳獨秀。很多觀眾看過之後感嘆，劇中的仲甫先生顛覆了歷史教科書中陳獨秀的印象。
《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並不是頂著精神導師的光環出場，人物是以蓬頭垢面、幾乎流浪漢一樣的造型登場，並偷食留日中國留學生的午餐。因為“這樣的國，無藥可救”的偏激言論，陳獨秀遭到了愛國同學的圍攻。寥寥幾筆，就將人物特立獨行、狂放不羈的性格特點展露無遺。陳獨秀來到北京，跟販夫走卒學涮火鍋，為《青年雜誌》招股成功後，像個孩子一樣撲倒在雪地上撒歡打滾，體現出人物內心的熾熱與飛揚。五四運動中陳獨秀飛蛾撲火，身陷囹圄，豪氣干雲高唱起蘇軾的名篇《定風波》，又演繹了熱血志士的激情澎湃。
《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是同類影視作品中最為立體的，有不羈、有傲骨，有著孩童般的精神，看似離經叛道，卻極具人格魅力。劇作在角色刻畫中並不迴避人物身上的種種缺點與不足，而這種作為“人”的不完美，恰恰為搭建作品的戲劇空間帶來了可能性。
劇中，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兩個兒子的情感線，是一段虛構的劇情，卻是全劇的亮點之一。革命領袖的家庭戲，通常展現的是慈愛的一面，《覺醒年代》獨闢蹊徑從衝突入手，劇中的陳獨秀脾氣暴躁、霸道專斷，陳延年倔強要強。父子三人最初因家庭積怨不相認，後為政見不同發生爭執。隨著矛盾的推進，整條情感線融入了家國情懷，人物關係的轉變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緊密勾連，展現出父子兩代革命者探索救國之路的成長過程。
父子矛盾的最終化解發生在陳獨秀在轉向社會革命，欲“以肉身投餒虎”之時，他以酒賠罪說出自己對家人的愧疚，陳獨秀的一聲“對不起”，換來陳延年真情流露改口叫“爸”，父子之間多年的心結終於解開。浦江碼頭送別，父子三人緊緊相擁的場面最為催淚。陳獨秀含淚送走了兩位立志獻身革命事業的兒子，那炒糊的瓜子、悵然若失的眼神，將原本隱藏在陳獨秀封建家長作風下，一個父親的真實和脆弱都顯露了出來，讓人五味雜陳。
關注歷史，就是關注人在那一歷史中的內心世界，劇中正是透過對一百年前覺醒者內心世界絲絲入扣的挖掘與刻畫，藝術地再現了歷史，奉獻了一個讓觀眾為之內心激盪的“覺醒年代”。
思想論爭戲令人物鮮活
《覺醒年代》貫穿全劇的一條基本敘事線是《新青年》三駕馬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從相識、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劇中透過三個人物之間的戲劇衝突來闡釋歷史發展的邏輯，其中著力書寫的，是陳獨秀的覺醒過程。
劇集開篇，陳獨秀由日本返回中國時，就提出不參與政治鬥爭，一心一意地開民智、造新人，把國民從復辟復古的舊思想中解放出來。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的“二十年不談政治”用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的想法，與不願蹚政治渾水的胡適不謀而合。胡適感激陳獨秀的知遇之恩，陳獨秀也將心意契合的胡適引為知音。
而李大釗與胡適的第一次見面，就在“二十年不談政治”上產生了分歧。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最先覺醒的人。李大釗最早認識到，談論思想啟蒙不可能避開關係到國家生死的政治問題，脫離政治的救國之道是一廂情願。他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庶民的勝利”，與主張向美國學習的胡適不斷髮生思想碰撞。
在李、胡二人的一次次論爭中，陳獨秀一開始因擔心分裂而竭力居中調和。這一時期的陳獨秀在思想上尚有不夠成熟的地方，巴黎和會開幕，陳獨秀將美國總統威爾遜視為“世界第一好人”，對其“君子品格”抱有幻想，李大釗卻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想法過於天真，不能把中國的命運寄託在美國人身上。
真正促使陳獨秀髮生轉變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從破戒“二十年不談政治”，到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靠不住，唯自強方能救國，陳獨秀每一次重大轉變，都是在認清現實後一步步完成的。時局演變不斷印證李大釗的判斷，陳獨秀在思想上也不斷向李大釗靠攏，與胡適漸行漸遠。
五四運動中，大批愛國學生被抓，陳獨秀目睹此情此景，一度消沉。紅樓的樓道中，李大釗、胡適二人就救國道路和方式方法問題爆發了激烈爭論。當聽到李大釗“要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陳獨秀被其“九死而不悔，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感召，徹底激發了革命鬥志。看到振作起來的陳獨秀，李大釗笑了，胡適哭了。
戲劇衝突中現道路選擇
這是劇中呈現的陳獨秀的一次根本性轉變，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他意識到只靠改良行不通，決意投身社會革命，置之死地而後生以救亡圖存。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對志同道合的雙核人物，最終在長城談話中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思想流變是電視劇題材難以展現的內容，《覺醒年代》把大時代的道路選擇，具象到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的戲劇衝突之中。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映照了陳獨秀內心深處的思想交鋒。陳獨秀的成長之路，呼應了中國革命的覺醒之路。陳獨秀與胡適由合到分，與李大釗由分到合，昭示了歷史的最終選擇。
劇中，陳獨秀在真實的人物邏輯中蛻變成長，他被自己所處的時代環境、經歷的遭遇與際遇所塑造，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產生了豐富精彩的人物弧光。這種人物命運與時代風雲的交織，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一刻被推升至高潮。
1920年初，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途中，兩人談起了建黨事宜。在天津海河岸邊，漫天大雪、烏雲壓頂，兩人看到一望無際的帳篷和無數流離失所的難民，內心被深深震撼了。陳獨秀痛徹心扉，跪倒在地，愴然淚下。李大釗問陳獨秀，為什麼要建黨？陳獨秀抬起手指向海河大堤的災民：不為別的，就為了他們。為了他們能像人一樣活著，為了讓他們能夠擁有人的權利、人的快樂、人的尊嚴。劇中這一幕用濃墨重彩的筆觸，將先驅者改變中國的偉大獻身，定格在歷史長河中。
來源：北京晚報 | 記者 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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