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週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距今170年前，洪秀全和他的追隨者們建立了太平天國。他們在大清帝國最富庶的地區，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政權，雖然太平天國管轄的地區時有增減，但是他們終究能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由此引發的軍事衝突，可被視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人與後人通常用純然道德的說辭，來描述這場內戰，將其視為中央政府出師平叛，抑或是偉大的農民起義反抗腐朽的封建王朝。但是無論如何，斯時斯地的實際狀況，都遠比這些描述複雜得多。
當時的太平軍與清政府的軍隊都魚龍混雜，其中有些人是為了生計而投身行伍，軍隊中也網羅了盜匪、逃兵、俘虜各色人等。雙方都利用欺騙手段和派遣細作等方法，刻意隱瞞或混淆身份，以獲取戰術上的優勢。這些因素一方面加劇了世人對外貌與外在特徵的焦慮，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們嘗試不同的手段，去辨識、釐清身份。在傳記、日記和外國人的紀錄中，幾乎每份史料都提到這些用以分辨身份的外在特徵，比如服飾、方言、黥面等等。這些舉動可能出於自願，也可能為人所迫。當時的人透過操弄、偽造、捨棄這些政治身份的外在標識，來博取偽裝或倒戈的機會。以下段落擷取自《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一書的第三章，經出版社同意，略加修改，轉載於此。
太平天國作戰圖
親身經歷太平天國戰爭的人留下大量史料，描繪出了忠誠易主的複雜景況。盜匪可能會加入團練，降兵可能會恣意地變換（或背叛）其效忠物件，家庭內不同成員可能會支援敵對的雙方，難民離開家園可能一去不返，而各方勢力都在俘虜中招兵。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竭力尋找能夠揭示身份的標記，希望從中尋獲一點確定感，即使這種確定感並不可靠。 人們還一再調整自身的外表和行為，好在頻繁易主的領土上能符合規範。有時候，他們還會記錄下這一過程中的尷尬。人們和事物並不總是他們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當承諾與忠誠的常見表達方式不再可靠，甚至有意被拋棄時，該如何辨別敵友？即便在承平時日，陌生人身上可以靠視覺、聽覺辨認的身份線索，都足以引人注目和引發蜚語流言了；何況在戰時，外地口音、奇裝異服、臉上的刺青、蓄髮或剃髮、通關文牒以及門牌，都會彰顯或洩露一個人的陣營隸屬——這實際上也的確發生過；顯然，這些身份標記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身份標記牽扯的風險可能是（通常也的確是）極高的。在太平天國與清朝官府兩邊穿梭，可能會讓人付出性命或永久的傷殘為代價，很多試著逃跑的俘虜從他們的不幸遭遇中領悟到了這點。然而，一個人的生計和性命，有時也可能依賴於穿梭跨界，而成功與否，則依賴於不露聲色地變換身份。即使長江三角洲已經為朝廷和太平軍分據多年，商人們還是得把貨物拿到市場去交易。清軍和團練一旦懷疑鹽商攜帶太平天國的檔案和通行證，或是看到他們留了太平天國的髮型而未像清朝官方規定的那樣剃頭，就會逮捕他們。但是，如果這些鹽商要經過太平天國的領地，攜帶正確檔案、打扮符合要求，也是至關重要的。
從城市逃出的難民希望在鄉下找到安全，而那些原本住在鄉下的人也躲到他們以為更安全的地方。誰大權在握，農民就給誰納貢或繳稅，以換取家人的安全。 飢餓、家破人亡和破壞將人們從原本熟悉的社群中連根拔起，四散飄零。各方勢力頒發了通關文牒和各種憑證，以維持對地方百姓的控制，而人們在這片被戰爭撕裂的大地上旅行時，得更換不同文書。
軍隊樹立帶有己方標誌的旗幟，以劃定勢力範圍，俘虜們的身體也時常被迫打上屈辱標記。那些因日常事務而需要在清政府與太平軍的領地之間穿行的人，需要掩飾打了記號的身體，或是將記號除去。俘虜對於自身髮型、外貌及口音的焦慮，顯示了他對於衣著是否合乎規定，對於效忠物件，對於身份認同等多有顧忌。而對於他人髮型、外貌和口音的關切，則反映了普遍的恐懼心理——人們害怕滲透，害怕背叛，害怕看似正常的行旅之人可能心懷鬼胎。理論上來說（或是事後來看），身份與價值觀都是絕對且清晰可辨的；但實際上，它們往往極具偶然性。
時人對於這場戰爭的書寫，無論是當時所寫或事後回顧，不管是出自中國人還是洋人的記錄，都在髮型、服飾、刺青與口音上著墨甚多，即便這些東西大多是被作者一筆帶過。人們穿什麼？他們講什麼方言、有什麼口音？男人們留什麼髮型？為什麼太平軍中的少年兵驚人地多？無論是在回憶錄、日記、外交報告還是供狀中，這些細節足以證明作者經歷的真實性。此外，這些細節把人們的差異分門別類，並由此劃分政治陣營。實際上，這些做法遠早在戰爭開始之前便已出現。
在儒家經典中，服飾是區分性別與華夷的重要標識。女子的年紀、民族、婚姻狀態和社會地位都體現在她的髮型中。男子是否剃髮，清楚說明他是效忠還是對抗朝廷。 在這個多語言帝國中，方言和口音長期扮演著鑑定身份的試金石。這些記號都不是新事物，但是，當人們渴望在混亂中找到秩序的蹤跡、並渴望重新穩定因衝突而動搖的身份時，他們便更加關注這些記號。人們總覺得陌生人有威脅，而當陌生人大量出現時，就更可怕了。當不僅陌生人，就連鄰居都開始姦淫擄掠，任何暫時的身份標識，都能提供一點哪怕無濟於事的慰藉。
交戰雙方除了藉助服飾、髮型和口音來判斷身份外，還用護身符、儀式和姿勢來區分出敵我。東安義軍，浙江紹興一支至少在名義上效忠清廷的地方團練，就用佛、道教詞語及護身符等宗教標誌來表達立場。交戰雙方也命令己方成員和相關人等攜帶通關文牒和身份檔案，以便更簡潔地認出彼此，並讓自己人在白熱化的戰區也有一些行動自由。例如，很多太平軍士兵會把帶有“太平某營”（其軍隊名稱）及“聖兵”字樣的布片縫到衣服上，藉此把一套普通衣服變成了軍服。另外，太平軍士兵會把他們軍團的編號印在外袍上，或是印到掛在腰帶上的木牌上，同時還會寫上配戴者的姓名、軍階和籍貫。這些木牌上也蓋有軍團首領的印章。舉例來說，蘇州所有士兵都配有一塊標有忠王印的小腰牌作為識別。
士兵們不是唯一被這樣作上記號的人。行經太平軍佔領區的中外人士，都要在腰帶上掛上標有天國印記的木牌。這種文書證明可以被仿造，來“證明”虛假身份，或為非法行為提供合法掩護。比方說，在蘇州，有個在太平軍手下做筆墨先生的人，他和一些俘虜逃跑之前，偷走了印信，併為自己偽造了通行證和其他檔案。他後來回憶，他和同伴是如何透過配上木腰牌來證明自己是太平天國這方的人。每個人都一眼就認定這些識別記號“不致為疑”，即便它們只是用來掩護這些人逃回清方領土的工具。 與此相似，另一人在回憶錄中描述自己是如何用太平天國印信填寫旅行文書，假裝自己和同伴要前往鎮江購買糧食，好藉此逃離。他確信，如果沒有合適的檔案，他就會被逮捕；而且，即便用上了正確的印信，他最終也沒能逃脫。
太平天國作戰圖
太平天國戰爭引發了人們對偽裝和背叛的嚴重焦慮。在充斥著道聽途說、或真有其事的欺詐行為的氛圍裡，人們對細作和滲透者的恐懼大增。政府官員、軍官和營隊都可能會投降敵方，也確實有人這麼做了。有的人反反覆覆地轉換陣營；在一些亟需擴軍的地方，二度背叛所負的風險也因為人員補充的迫切需求而被忽視。 然而，新近向任何一方投誠的人依然會引起極大的擔心；服飾和髮型上的改變是否真的反映了真心投誠，仍有待觀察。讓焦慮和不信任氣氛雪上加霜的是，雙方陣營都採用了讓自己人偽裝成他人的策略。透過服飾、髮型和書寫而編成的立場符號，是可以被有意操弄的，所以將領們用監視和焦土政策來將滲透、背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對偽裝和背叛的焦慮通常導致極端的決策，特別是一八六○年後戰爭進入清剿階段。各方勢力都著手掃蕩郊區、禁止貿易、處決俘虜、屠殺百姓。貌似難民的人，真的是在逃難嗎？還是說他們其實是偽裝的叛兵，用乘舟同行的女人和小孩做掩護，藉以滲透到清軍的佔領區？要怎樣才能區分太平軍細作和解甲的兵勇？那位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會不會也是細作? 類似事件真的發生過；這解釋了為什麼團練會出於對偽裝的恐懼，拷打、審問（或殺戮）整船難民。有一名作者描述說，“賊”將自己假扮成平民，帶著酒水和其它補給試圖混進清軍。在接近清軍時，他們向清軍炮船的船帆扔擲炸藥和燃燒彈，點燃熊熊大火。一八六○年，太平軍混入難民和香客之中，企圖接近杭州城。還有一次，他們從廟中帶走木頭佛像，給祂們穿上太平軍的制服，並把它們繞城而排，造出人數眾多的假象。 這些舉動無疑助長了清軍和與之結盟的團練對平民犯下更多暴行。而且，不只太平軍會偽裝自己的身份，盜匪們也會假扮成太平軍、團練和清軍，並以這些身份去洗劫船隻、搶劫當鋪，引發人們的恐懼。 難民們假扮成乞丐，希望藉此能平安透過險地，到達安全之處。清方的人也曾假扮成太平天國的人，以滲入被佔領的城市。
流動人口是所有人的懷疑物件。雙方將領都擔心敵軍士兵假扮商人或外來勞工而矇混過關，而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會對這些可疑人群的往來加以限制。包含外國旅行者在內的觀察者們提到過，太平軍佔領的城市就像是軍事設施，在有些城市中，居民似乎被有意驅離，城內只供太平軍和那些得要為他們提供後勤的人居住。太平天國在一八五八年禁掉了長江內河港口蕪湖的貿易，並趕走這個地方所有居民，留下的人被徵做民夫。如果出現長期圍城（這種事情可能性不小），驅逐居民被認為能減少一些需要填飽的肚皮；此外，這種政策也被認為能降低背叛和滲透的風險。在蘇州只允許藥鋪進行商業活動。除了守門人和藥商外，當地人都不得在城內居住而被趕了出去。在南京貿易也遭到禁止，以防止清政府的支持者假扮成“商人與苦力”混入城中。
俘虜從根本上壯大了太平軍和團練的人數與力量。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士兵具有根深蒂固的返鄉渴望，為了預防兵卒們屈從於這樣的念頭，需要在意識型態上影響他們；如果無法影響，就需要給他們的肉體打上記號。鄉勇們逐個盤問旅人，試圖將他們分類：他們在路上抓到的陌生人大多是平民或逃走的俘虜——這些陌生人究竟是良民，還是太平軍呢？有些人——譬如說，僱工和有前科的菜販——靠耍小聰明謀生，如果這樣的人說自己只是受俘而沒有真心效忠於太平天國，可以相信嗎？ 那些廚子、腳伕、裁縫、繡工和挑水人呢？他們也都說自己是被迫為太平軍做事的——他們的話可信嗎？路上那些乞丐和揹著大包衣服（因而很可疑）的人呢？他們可信嗎？還有那一夥夥發下“夥伴誓言”的人呢？他們號稱只是結伴而行，除了都歸鄉心切外沒有其他瓜葛——他們可信嗎？誰能替他們擔保，或者說，憑什麼為他們擔保？他們身上有什麼特點透露出他們的內心忠奸？有什麼蛛絲馬跡可以判斷他們無辜與否？老實說，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信這些審問者自己是誠實可靠的？或者說，他們所留下的供狀反映的真實有幾分？
身份被分配，被指派，被具體化，因此它們可以被調查，被核對（或是被改變）。儘管稽查再三，也不一定有確定答案，這令人頗感焦慮。個人常常無法選擇政治立場與陣營歸屬，就像商標、制服和標籤一樣，這些政治身份可以穿戴在身，有些時候甚至可能會被刺在臉上。太平軍在一些俘虜臉上刺下它政權的名字，並在自己的細作與俘虜頭上烙下新月或十字型的記號。太平軍藉此沿用了大清律例的做法，類比清廷，把自己放到了一個類似的權力地位上，一方面懲罰罪犯，另一方面給為己方賣命的人烙上記號。我們無法知曉有多少人被這樣打上記號，但這些刺字的臉龐卻是時人作品中常見的意象。在一個人的臉上刻字，是以一種粉碎他尊嚴的方式，來展現自己對他擁有絕對的權威。至少在理論上，只有國家能以合法暴力的形式，將刑罰刻寫在他人的肉體上，儘管在國家之外顯然可能也有其他的勢力會把字烙在肉體上。該勢力透過仿效國家把黥刑作為一種懲罰手段，來表明自身的權威，因而太平軍對俘虜刺字的行為是一種根本上的挑戰——在政治上挑戰被取代的王朝，在個人層面挑戰被刺字之人。
有什麼東西比文字更為確定，又有什麼東西比人的身體更為確實的呢？在戰爭中，那些以往確定的東西都成了幻影。人不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種人（或那個人）。身體細節似乎可以提供線索，來界定政治陣營和身份認同，所以人們在這些細節中尋找確定感。但是，有合適的外表並不代表獲得了安全，也不代表能免於暴行——無論在哪個政權底下，都是如此。
從事後來看，身份似乎是固定的。我們大概會覺得，在這場戰爭中有兩方勢力：太平天國和大清朝廷。但在具體事件中，就像我們看到的，人們的利益和立場並不是黑白分明的。
誰是太平天國的人？我們應該把那些與太平天國結盟的盜匪和退伍計程車兵當作太平天國的人嗎？或是我們該捍衛太平軍們的名聲，用“太平天國”來稱呼廣西來的老兄弟嗎？如果這樣，那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那些被迫屈從的俘虜呢？當時有人認為應該寬恕他們，因為他們對太平軍的忠誠心很薄弱；而曾國藩和他的弟弟曾國荃則屠戮了這些人，因為他們認為戰況緊急，這些無辜的人也必須為他們不幸被迫選擇的政治立場而犧牲。
另一方的情況也很複雜。我們稱之為“清”的那一方，是一堆彼此利益競爭的團體出於共同敵人而形成的集合。他們都剃了頭，並聲稱效忠北京的朝廷。但清方陣營內部關係緊張，戰場上很多同盟是偶然結成的——而且很多在事後被現代編者歸為清朝一方的著作者們，其實他們對清廷沒有多少感情。這些人聲稱自己效忠於清，但就像他們在回憶錄和日記中生動地寫道，他們對清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而且對清的希望顯然已經破滅。
長久以來，這段歷史被簡化成一場有關絕對身份、絕對立場的道德博弈，使得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忽略了忠誠的模糊性和偶然性。於是，靈動不羈的模糊性就此被轉化成了絕對、明確的道德立場。在當時主流的說法下，戰爭成了叛亂，盡忠而死之人則成了烈士。但與此同時，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屍首和成堆的無主白骨，尚待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