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孕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在它的“幾”字彎，彙集了湟水、洮水、洛水、渭水、汾水、桑乾河、漳水、滹沱河等眾多水系。受到黃河的影響，兩岸形成了廣大的沖積平原，面積約有2.5萬平方公里，著名的仰韶文化誕生於此。
自明朝始，東起賀蘭，西至呂梁，南連長城，北依陰山的大片土地稱為“河套地區”。在豐富水資源的滋潤下，河套地區擁有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外加秦渠、漢渠、唐徠渠等人工灌溉系統的普及，整個地區非常適合農牧業發展，有“塞上江南”的美譽，民間也流傳著“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說法。
自然環境好壞決定馬的優劣，不同的環境培育出不同品質的馬匹。將河套地區作為重要的產馬地，有其先天的優勢：
首先，當地氣候寒冷，“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適宜馬匹繁殖。
其次，水草豐美，地域廣闊，適合大批次的養馬。
第三，河套地區處於農牧交接地帶，不論塞外作戰還是轉運中原，路途快捷方便，避免馬匹損耗，降低中間成本。
第四，當地的河套馬高近兩米，耐力驚人，速度奇快，是優良戰馬品種。
有了這些優勢，河套地區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產馬地區之一。
有了充沛的河套馬資源，趙武靈王著手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公元前307年，他下令實行“胡服騎射”。在全國範圍內，由上至下推行服飾改革，將原本的寬袖改為窄袖，同時，推行全民騎射，為選拔騎兵打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趙武靈王的推動下，趙軍統一身著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套正規軍裝。更重要的是趙軍逐漸放棄車兵，形成了以步騎為主的新型作戰體系。趙軍騎兵配備長弓短刀，技術嫻熟，加上河套馬的高速機動能力，很快成為戰國四大精銳中唯一的騎兵精銳。後世將這支騎兵稱為“趙邊騎”，這也是中原地區組織的第一支騎兵部隊，中原騎兵從此萌芽。
“胡服騎射”兩年後，趙武靈王率軍進攻中山國，先後佔據丹丘、華陽、鴟之塞、鄗、石邑、封龍、東垣等地，中山王割四郡求和。趙惠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趙軍攻滅中山國，趙國土地連成一片，實力大增。趙邊騎的身影還出現在與林胡、樓煩的戰爭中。在趙軍的攻擊下，攻陷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縣）和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
公元214年，蒙恬率30萬秦軍北擊匈奴，闢地七百里，置縣三十四，新設九原郡。河套平原由一郡獨存變成了兩郡共生。秦朝從中原遷徙三萬戶，在此戍邊，同時，修建從咸陽到九原郡的秦直道，加強對河套地區的控制。
秦末亂世，匈奴南下，邊民內遷，河套易主。西漢建立後，著力推行馬政，一方面建立官辦養馬制度。設立太僕，主管全國的馬匹繁衍、交易和管理，在遊牧地區擴大牧區，增加馬匹規模，禁止母馬交易，限制馬匹交易，與此同時，朝廷頒佈“復馬令”，以免除兵役的待遇，鼓勵民間養馬。在武帝時，馬匹數量達到了七十萬匹，為組建大規模騎兵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代的石敬塘，悍然割讓幽雲十六州，導致後繼的宋朝不但失去了河套地區作為戰略緩衝，又無法獲得優良戰馬，造成戰鬥力遞減。宋朝不得已以川馬、廣馬作為戰馬，以淮馬作為馭馬。據《宋史》記載：饒州（今江西上饒）“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當地共有562匹種馬，死亡325匹，佔總數的56?長成的馬匹只有區區25匹，可見南方養馬病死率高，成本巨大。
遊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武功赫赫，征戰四海，河套地區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朱元璋推翻元朝後，建立了明朝。河套地區的地位有了微妙的變化。古代三大名馬之一的河曲馬，軀體強健，性情溫順，速度和耐力兼顧，引起了明廷的關注。河曲馬的產地位於甘肅、青海、四川三省交界之處，明廷專門設立朵甘都指揮使司，加強對當地的管理。透過茶葉換馬匹的方法，獲得了大量的河曲馬，“茶馬古道”因此逐漸興盛。
河曲馬的突出表現，造成河套地區的衰落。明嘉靖年間，蒙古俺答汗染指河套，以助軍資，實力強勁。他曾三次率軍入寇京畿，明軍無法取勝，只能自吞苦果，被迫承認俺答汗的政治地位，開通互市，雙方握手言和。
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序》中，認為“河套南望關中，控天下之頭項，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亂，天下亂。”由此可見，河套地區形勝北方，地位特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中原王朝和遊牧民族相互拉鋸，爭奪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伴隨著衝突的加劇，中原騎兵發展壯大，成為古代戰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文：計白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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