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教育整個封閉在象牙塔裡
不接觸社會，這樣的觀念
直到現在沒有什麼改變”
每天上午9點，西城區二環路內一個名叫“大半截”的普通衚衕裡，一扇不起眼的銀灰色大門前，會迎來一群興高采烈的孩子。衚衕裡的老鄰居都認識他們，“好多是農民工的孩子，辦了挺多年，不容易。”在這個灰色大門背後的小院落裡，四環遊戲小組已經走過了整整18年。
4月7日，小院裡舉辦了18週年慶。不僅孩子父母，很多爺爺奶奶也來了，家長們自己排練節目，和孩子一起表演。“今年因為疫情人來得少，往年有很多早已畢業長大的孩子和家長一起回來看望大家，還有專程從外地老家趕來的。”老師張意雪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不像其他幼兒園有漂亮的房子和遊樂設施，“小組”只有一個院子和幾間平房。但是這裡，給了那些進不去公立園又沒有足夠財力進私立園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一個家。這個小院，從不把家長拒之門外，他們隨時參與教學，老師們也是由家長成長起來的“媽媽老師”。
自2004年誕生於四環潤德利綜合市場、目的在於為學前流動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支援之時起，四環遊戲小組就強調家長深度參與，老師和志願者僅僅是教育的輔助者，“小組”鼓勵農民工家長透過家長讀書會、家長值班等方式提升他們的育兒技能。“是‘造血’的功能，而不是‘輸血’。”小組創始人、北師大學前教育系教授張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沒有救世主，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更不是救世主。”
在創立之初，張燕沒有想到小組能走到第18年。而如今，四環遊戲小組的孩子早已不侷限於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也吸引了一大批認可“小組”教學方式的京籍家庭。但“小組”仍然不是幼兒園，也不是教育機構，十幾年間，身份的困擾和籌資的困境一直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張燕感慨：“走一步看一步吧，一直如此，如今也是。”
“彎曲，起，彎曲，哎對了，這樣才能擺臂。”週年慶典幾天前，西海溼地公園的一個大平臺上，北京師範大學體育老師唐海峰帶著“小組”的孩子做運動。每週，四環遊戲小組都要到戶外活動，周圍的西海、後海、什剎海是他們的活動場地，只要有空，唐海峰就過來做志願者——孩子們的義務體育老師。“‘小組’採用開放式教育，這兒的孩子普遍精神狀態好，性格開朗，身體素質也好，幾個大孩子和我一起圍著湖跑3000米沒問題。”唐海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春日陽光下，這群孩子玩起來就在地上摸爬滾打，幾個跟著一起來照顧孩子的家長在邊上笑呵呵看著。“這有什麼不衛生的呀？回家換換衣服就行。”錢途的媽媽沈臘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沈臘梅來自安徽蕪湖，2004年初中畢業就到北京打工，如今在“大半截”不遠的衚衕裡開了個小賣部。2010年，老大錢進出生，2013年孩子3歲時上了附近的公立幼兒園。
此時，距離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逐步實施人口調控目標責任制”過去了四年。在這幾年中，北京在透過“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的同時，也在研究制定醫療、教育等相關公共服務配套政策措施。2014年，北京義務教育入學政策驟然收緊。由於入園需求多，學位有限，本不屬於義務教育、不該受“戶口”“劃片”限制的公立幼兒園對入園資格也開始了嚴格限制。在政策收緊之後，他們需要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在京務工證明、居住證、連續繳納社保證明等“五證”。個體攤商等外來務工人員最為難的，就是居住證和社保繳納證明。
2018年，老二錢途到了入園年齡，政策已變。私立幼兒園不需要“五證”，但是一個月收費4000多。就在沈臘梅犯難時，一個鄰居告訴她，附近有個挺好的“幼兒園”，是公益機構。
去了之後，沈臘梅覺得，“小組”和其他幼兒園不一樣，孩子特別喜歡。
四環遊戲小組的發端，就是希望改變流動兒童家庭孤立無援的困境。最初，小組服務於什剎海附近潤德利四環綜合市場中的流動幼兒，因此得名“四環”，也曾被稱為“菜娃幼兒園”。這個今年已經邁入“成年”的“小組”，緣起於張燕的一次田野調研。
2004年，張燕正任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關注社群教育，社群教育在歐美等國不是新鮮理念，這些國家的一些孩子選擇“在家上學”，社群教育給這部分孩子以及學齡前兒童提供了相當大的支援。一個學生告訴她，位於北京西二環的四環農貿市場有很多孩子，很快，張燕帶著研究生來調研。
在市場裡，張燕看到80多個放養狀態的學齡前孩子，絕大多數沒有進入托幼機構。那些攤商家庭的社會生活侷限在四環市場內，缺少其他社會參與機會，他們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把教育等同於學校教育，對於孩子的行為習慣和性格養成普遍沒有概念。一些家長嘗試把孩子送進幼兒園，但公立園難進，私立園費用高，而且這些常常半夜進貨、天不亮就要出攤的人們，也沒有精力遵循幼兒園嚴格的接送時間。
張燕萌發了幫助攤商興辦育兒看護點，並在市場中探索非正規學前教育的想法，她想到了遊戲小組（Pre-school playgroup）。
遊戲小組最早產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英國，經過幾十年發展，如今在歐美等國已經成為學前教育的一種重要模式。遊戲小組通常由兒童父母集體出資，不以盈利為目的，每個孩子的父母必須輪流參與到實際教學中，化身為老師帶小組的孩子做活動，課程內容與小組營運方式也由兒童父母開會構思。
在歐美，遊戲小組往往由中產家庭發起，而四環遊戲小組卻是在育兒資源更為匱乏的城市流動人口社群嘗試這一做法。2004年4月7日，在四環市場管理辦公室的院子裡，張燕和學生們把在市場裡玩耍的孩子帶過來，組織了第一次活動。
“沒有遊戲小組，可能我就沒有快樂的童年”馬楠記得，進入北師大學前教育本科專業不久就聽說了四環遊戲小組，小組在學生間頗有名氣，“跟著張燕老師念碩士的師姐都去當志願者。”
這是張燕帶研究生的規矩——從研一開始，就要待在“四環”：每天寫半日活動總結、教學日誌，每週參加遊戲小組的例會，寫出的材料張燕親自看。她還要求學生的論文必須與遊戲小組相關。張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現在的教育整個封閉在象牙塔裡，不接觸社會，這樣的觀念直到現在沒有什麼改變。”張燕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是“知行合一”。
在小組初始階段，不理解不僅僅存在於學生中，攤商家長們也對“共建”模式感到疑惑。攤位都忙不過來，哪有精力當“媽媽老師”“爸爸老師”。於是，志願者每天組織完孩子活動都下攤位，和家長溝通孩子的表現，瞭解家庭情況。為了讓家長去參加家長會，他們替家長看攤，換家長去小組參加活動，不少家長參加一次家長會就上癮了，之後成了小組活動鐵桿支持者。原本只顧生意的攤商開始關注孩子和教育，定期寫育兒日誌互相交流，其中的能力突出者在小組擔任榮譽校長。
張燕和學生根據課本上所學，又結合攤商實際情況，探索適合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例如，強調遊戲的程式感，幫孩子養成良好生活常規；強調鄉土文化，利用生活資源，而不照搬城市幼兒教育模式；著重培養孩子缺乏的閱讀、語言溝通和社會交往能力。
小組逐漸摸索出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式並延續了十幾年：實行混齡制。日常採用蒙特梭利教學法，從日常生活入手，引導孩子自主學習。每天的教學由晨間閱讀、晨操、蒙氏自主活動和主題討論等環節構成。老師是引導者，而不是居高臨下的教導者。
“沒有遊戲小組，可能我就沒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如今已上初二的妮妮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校長是市場裡賣調料的，校歌是包子鋪老闆小雨爸爸寫的，小朋友們年齡不同但是互相親近。直到現在，她也不懼怕上學，不怕老師。她還記得，遊戲小組每天都發一個故事，用來在睡前十分鐘讀，但她的媽媽晚上要工作，做電梯維修工的爸爸也忙，沒有時間給她讀，她就自己看，慢慢養成了閱讀習慣。
2014年9月，四環市場貼出一則公告，因為城市環境規劃升級，市場將在一個月內被拆遷。這個於1999年開業、曾滿足了周圍居民“一站式購物”需求的市場，告別了歷史舞臺。這次拆遷也徹底改變了四環流動人口的社群生活，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謀生的活路和落腳地。
出於生計和孩子教育的考慮，大部分四環家庭選擇回鄉，幸運的妮妮因為一戶老鄰居借出了房本，得以留在北京讀小學。但離開是早晚的事情，由於不能在京中考，妮妮小學畢業後回到河北老家讀寄宿初中。
無論回鄉還是留在北京，四環遊戲小組的經歷在這些家庭的變遷和孩子的成長中，不斷髮出迴響。“四環”家長受小組參與經驗的影響，普遍重視對孩子的陪伴。從2006年開始在四環市場租下攤位賣調料的何湘曾擔任“小組”的校長，2014年他帶一家人回到老家湖南邵陽。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何湘說，市場要關閉時，他們夫婦原本可以留在北京打工，讓孩子和老人回去，但最終他選擇和孩子一起回鄉，全家人在一起。何湘的兩個孩子，憑藉在“四環”培養出的出色語言表達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快融入了新的學校中。
“影響了家長和孩子的一輩子”早在四環市場撤市前，就已經有社群附近的京籍孩子加入遊戲小組。2014年之後，越來越多認可小組教育理念的北京家長把孩子送來，如今，京籍孩子已經超過1/3。同時，小組也逐漸被一些特殊兒童家庭知曉，輕度自閉的孩子、戴助聽器的孩子、因病無法正常行走的孩子……所有在大型幼兒園遇到困難的孩子，小組都欣然接收。
張燕說，開展四環遊戲小組的第一步就是和所有參與者建立平等對話的合作關係，不居高臨下，也不扮演“救世主”角色，家委會始終是小組的重要支援。小組的媽媽老師張意雪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小組不僅教育了孩子，對很多家長也是一種啟蒙。孩子從小組畢業時，同時“畢業”的還有家長。
何湘曾連續四年擔任“四環遊戲小組”校長，他堅持多年記育兒日誌，其中一篇記述了有一天，他忙完回到攤位，發現孩子捉迷藏時把攤位上一整袋花生米全撒在了地上。他並沒有粗暴地訓斥孩子，而是用溝通的方式讓孩子自己認識到了錯誤，並理解了父母對子女的愛意與關心。
記述中體現的對孩子的尊重、民主和耐心細緻，儼然是一個教育家的做法。“教育沒有權威。”在今年4月的家長會上張燕對家長們說，“教育太複雜了。”
如今已回鄉的何湘，在2016年小組12週年慶時，專程趕回北京參加，在他看來，在小組的日子，“影響家長和孩子的一輩子”。北師大師生創辦四環遊戲小組的最初目的已達到，這些農民工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已經產生內生力量。
2011年，已經60歲的張燕招收了最後一批研究生，帶完這批學生，她將退休，遊戲小組將不再有源源不斷的學生志願者老師。“四環”建立之初就想到的“造血”——在家長中尋找、培養老師被提上日程。
妮妮的媽媽丁鳳雲是小組的第二位媽媽老師。她結婚後大多數時間在家帶孩子，偶爾去做保潔工。最初，她完全沒有信心，覺得自己“不會幹，也幹不了”，張燕鼓勵她，“一邊學一邊幹，每個人都是這樣。”每週，張燕都組織志願者和老師培訓學習，總結本週工作，分享遇到的問題，集體討論解決，然後制訂下週計劃。
這一干就是8年，丁鳳雲是在小組工作時間最長的媽媽老師。幾年間，她透過自考修了專科又修本科，考過幼師資格證又考取園長證。去年上半年，丁鳳雲因為搬家離開了小組，如今是一傢俬立托育機構的園長。
“沒有實踐那是假的，你越覺得自個了不起，端著，其實你越不懂教育。活生生的孩子難道不是最好的教科書嗎？”這是張燕對教育的看法。
從2014年至今，遊戲小組已經從家長中培養出了八名媽媽老師，如今撐起小組日常教學的三名全職老師，全部出自家長。她們為孩子寫的成長故事、兒童個案，均發表在了日本的“兒童研究網”上。
日本福山市立大學兒童教育學科教授劉鄉英，曾多次帶學生來遊戲小組考察、交流，在她看來，遊戲小組從家長中培養老師，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這些老師卻絲毫不遜於正規幼兒園老師，甚至更好，因為她們領悟到了學前教育的真諦——“眼裡有孩子”。
夾縫中生存截至2018年的統計，四環遊戲小組服務過的孩子達到31200人次，大學生志願者服務總計6240人次，近1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把研究定在小組，共有超過600名孩子從遊戲小組畢業。但小組始終不是教育機構，多年在身份、場地、資金來源與政策變動等層出不窮困境的夾縫中生存。
成立伊始，小組因為解決了攤商子女的學前教育難題，曾得到四環市場辦公室的支援，允許小組活動在辦公室的小院進行，後又提供了一間閒置倉庫。可一旦北京舉辦大型公共活動或遇到大型公共事件，小組就面臨“關停”。
最長一次停課和“危機”發生在2010年。接連發生的校園安全事故引發大規模排查，街道要求市場加強安全管理，由於沒有正式身份，市場管理辦不願再承擔支援遊戲小組的風險，收回了一直提供的免費場地，在當年5月通知小組“無限期關閉”。
被關停後，志願者和家長四處找空地，分成小隊帶領孩子們遊戲、學習。一年後，找到了大半截衚衕的新場地，當時房東開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半年起租。這又讓小組犯了難，自成立之日起，除了孩子們的學習資料印刷費和給志願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補貼由張燕從科研經費中撥出，小組幾乎是零成本在執行。
此時，家長們主動提出設立“房屋自助基金”，每人每月交150塊錢。此時，多虧北京一所語言培訓機構向小組捐助了5萬元，才湊夠了房租。之後的十幾年，隨著物價和房租的不斷上漲，遊戲小組的“房屋自助基金”也不得不隨之增加，如今為每人每月800元。
這次長達一年多的關停，讓小組的幾個主要志願者意識到，小組必須有正式身份。馬楠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2008年之前小組就嘗試過工商註冊，可由於市場辦公室無法提供房產證而作罷，搬到大半截衚衕後，房東為他們提供房產證原件，但工商部門要求居委會出具房屋民轉商證明，但居委會說無法開出此類證明。於是，小組又重新努力註冊成為民營非營利組織（NGO），西城區民政局社團辦告訴他們，因為沒有固定場所，小組也不能註冊為NGO。馬楠記得，當時幾個師姐跑這件事，也想過求助母校，掛靠到北師大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研究中心，又被告知，中心沒有公章，無法掛靠。
身份懸而未決之時，小組的教育理念卻先被社會和官方認同。2010年和2013年，四環遊戲小組兩度發起召開“流動兒童學前教育發展論壇”。2012年，小組與北京市教委合作的流動兒童學前教育專案也正式立項透過，北京市教委委託四環遊戲小組對分佈在朝陽、海淀、石景山等城鄉結合部“山寨幼兒園”的近百名學前教育從業者和志願者進行培訓，推廣四環遊戲小組的教育理念。2016年，小組入選亞太幼教區域組織(ARNEC)“發展中國家本土幼教創新案例集”，是中國唯一入選的社群兒童公益組織。
2011年，小組向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提交申請，希望進入草根公益組織孵化器。對方要求小組要有固定成員，不能全部為志願者，此時馬楠即將碩士畢業，她決定留在小組，成為小組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固定成員。由於涉及兒童和教育，處在民政和教育主管部門之間的夾縫，孵化並不容易，直到2014年，有公益機構經驗的志願者李遠香加入小組，事情才有了進展。
2016年8月，小組正式註冊為非營利社會組織，官方名稱為“四環之友社群服務中心”，以“社群親子活動”的形式教學。法定代表人李遠香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16年上半年，政策突然“開了個口子”，熟悉公益圈的李遠香聽說訊息後趕緊再去申請，從遞交申請到拿到執照，不到兩週。才剛拿到執照，政策就再次收緊。“我必須實事求是地說，小組能申請下來執照是一個偶然事件。”李遠香說，“如果錯過那個時機，就申請不下來了。”
雖然有了正式身份，但四環市場撤市後，小組失去了一大批孩子，而房租在漲，如今小組的日常開銷由張燕和志願者們編書、發表文章的稿費、張燕的部分科研經費及不定期社會捐贈維持。近幾年，受疫情影響，小組的很多交流合作只能停止，原本有捐贈意向的企業也停止捐贈。
由於在平房民居中教學，小組也需要特別注意鄰里關係。北師大體育老師唐海峰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小組的老師每年都提著禮物去拜訪鄰居，每天中午12至14點，孩子都要被接走，防止影響鄰居休息被投訴。
根據2021年公佈的資料，“十三五”末，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43.6萬名。幾年前，張燕談到過四環遊戲小組的夢想，就是將“四環”模式推廣，農村的媽媽們回到農村自己辦小微園，城市的流動兒童家庭組織起來，辦遊戲小組。如今，她無奈地說“走一步看一步吧”，因為“教育不是孤立的，與經濟、人口、政策等等緊密相關，只能做一點算一點”。
張燕常說，自己是教育界的邊緣人。她根據小組的經驗和研究出版的《四環遊戲小組的故事》《把種子埋進土裡——四環遊戲小組社群融合教育實踐》，也不算學術成果。小組的志願者唐海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儘管流動兒童的生活會面臨很多難題，但無論如何，留守兒童的境況遠遠糟於流動兒童，多一些四環遊戲小組，就能讓更多孩子跟在父母身邊。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